七、打抱不平
文化革命朝向揪斗各级当权派—“走资派”扩大发展。校园里先是大学生，尔后是在青年教师和职工中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
这些所谓“战斗队”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三类：一类是很注重成员的家庭出身，成员基本上是“红五类”，相当敌视“出身不好”的师生干部；这些人和王、刘那一层人有许多共同语言；另一类则主要强调所谓“路线斗争觉悟”，以此划线，自诩为“响铛铛的革命造反派”，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有些是高干子弟。高干家庭背景使这类青年容易“通天”，消息来源较多，比较了解高层斗争内幕，思想上也习惯于关心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敢冲敢打。但是他们中间有些头头后来受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影响，甚至被直接间接地操纵。有些人头脑越来越热，胃口越来越大，“炮打”得越来越凶、越高，好像他们是伟大领袖率领的天兵天将，奉天承运，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似的。还有一类所谓战斗队的应运而生隐含着一种团结自卫的动机，这多半是因家庭出身差等原因而遭受不同程度歧视却又不服气，或看不惯两王们的思想作为的青年教师和非当权派干部。
我不怀疑当初许多年轻人出于盲目的个人崇拜而被煽动起来“造反”时，他们那种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和为了最终实现“全世界一片红”的愚忠狂热，其中明显含有各种实用的私利因素。但是我也不怀疑许多青年人的好赶时髦和少数人由于个人的不良品德，发展到狂妄倨傲、野心膨大无边。病态心理使他们在文革初期被轻而易举地利用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他们的破坏性也导致我国教育、文化、财富上的空前巨大损失。二十年后我在一次孔子故乡曲阜之旅中，亲眼见到当年“批林批孔”时，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率领了她手下一批“天兵天将”去到那里，把重以吨计的一块块千年石碑拦腰砸断。真是触目惊心。我内心感到那场“文革”把好端端的一代青年的心灵给扭曲毒化得多么愚妄可悲！可是当那些人到了后来失去被利用的价值时，其中一些“危险分子”便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阶下囚，而另外更多的人则被贬到边疆僻壤的“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吃尽人间苦难，加入了中国那段特定历史时期中失落的知青一族。当“造反派”开始向上狂轰的时候，我们大学校园内以王、刘为代表的一层党内少壮派，却还是在热衷于“下扫牛鬼蛇神”和造本单位“走资派”的反。他们本能地利用这种姿态去显示他们对最高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和对一切“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但文革初期，他们却被“造反派”们讥笑、咒骂为“保皇派”、“老保”。这些人其实并非绝对的“保皇”，他们要想“拉下马”的“皇帝”是反起来保险得多的校内系内的中层干部。所以严格地说，把文革中的群众界定为“造反”和“保皇”纠淳褪谴颖砻婵?问题。实际上，大家都是被挑动起来，不是造“牛鬼蛇神”的反，就是造“走资派”的反；不是造基层“小走资派”，就是造上层“大走资派”的反。岂能说造谁的反就对，而造另一些人的反就是大逆不道？！尤其到了文革后期，在各地斗得昏天黑地的两大派之间，对于本省市“走资派”都各有所反，也各有所保，这就是很好的证明。任何学校部门也决不可能是例外。有些当权派后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凡是造过他的反的人或群体一概称为“造反派”，严格地说，似应定名为“造我反派”更贴切些。
在那狂热年代，卷入潮流中去的人，不论是“老保”还是“造反派”，几乎都无时不在努力地显示自己对最高领袖的忠诚，这种“忠诚”对于某些人是“高贵身价”的无形资产，而对于“另一些人”则可能是避灾的“护身符”。反谁或保谁，或者既不保也不反，都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个人的现实利害。
前面说到的这些不可一世的“少壮派”，他们深知政海中充满暗流漩涡，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们不可轻举妄动。当时群众非常贴切地称之为的“你不倒，我不打”派。他们这伙人，干任何哪怕带有点风险的事都要加上一个很大的保险系数。他们的老于世故，正是那些烂漫“小将”之所望尘莫及者。但是只要一旦看准了，他们却又十分擅长于反戈一击，而且不置人于死地决不会松手。比如，当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著名大字报公诸于世之后，他们马上意识到再保刘、邓、陶可就危险啦，于是从保刘、邓、陶派摇身一变，反戈一击。又自从北京旧市委垮台之后，他们便开始狠揪校党委中与市委有过千丝万缕关系的几个人，且死咬住不放。谁信其中有多少原则性和正义感可言！
在那些被认为与北京黑市委有关的校当权派之中，首当其冲的是解放前的北平地下党党员，时任校党委委员，Ｖ系的朱代绅副教授。解放前他家在城里以开饭馆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而他本人则始终在校任教，学术上颇有点成绩。但是他的这种戏剧性经历在无法无天的文革中，很容易被诬指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记得五十年代初，他们家从市里搬来郊区的校内居住时，带来的好几口特大的金鱼缸，彰显了他的“资本家”身份，难怪群众搞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没有问题。但那时掌握档案和党内机密的那一伙临时总支却不给以澄清，使他惨遭批斗毒打。过不了几年朱代绅便患脑萎缩症死去，听说去世前好长一段时间，他已经丧失正常人的理智，好像一个小孩子似的，真是凄惨。
另一个是党委副书记贺汶水，来自老解放区的干部。只因他在工作上与北京旧市委的顶头上司来往密切，便被刘青云们打成了旧市委安插在本校的“黑爪牙”。他们巧妙地把贺汶水和各系各部门的中层干部串起来，硬说贺就是这些中层干部的“黑后台”。而这些中层干部之中，比如洪怀安，则又是洪自己下面的一群“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这样，按照他们的方便逻辑，上串下联，可不就是隐藏在学校里的特大的一串“修藤黑瓜”了麽？！他们早就已经胸有成竹，准备蔓引株求，聚而歼之了。而这些早已自认定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未来接班人，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提前取而代之了。
文革之后，不少高层老干部争相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回忆录”，痛陈其在十年浩劫之中被“造反派”攻讦折磨之苦和恨。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那些心比天高，忘乎所以的“毛主席的天兵天将”才有那般斗胆向这些“功盖天地”的大人物乱打轰天炮。但是高层老干部们遇到切身利害时大概也常常凭着直觉去判断事物，他们始终难以深刻认识到，另外一些那时专打中层领导干部的狡诘多谋之士，比起他们所憎恨的“烂漫小将”来说，更加懂得如何审时度势，韬光晦迹。这些人轻易不发，而一发则“稳准狠”，置人于死地。这类人才特别擅长于趁危发难。
在那种既有“政府”，又无“政府”的状况下，我们系里以自由组合的方式，重新划分政治学习小组。“两王”把一批他们认为是“成份好”的“坚定左派”青年教师组成了一个小组，而剩下的多数是党外教师和少数较有正义感、对他们的思想作风不满的党员。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眼里，早就是“鱼虾泥沙”，理应列入“另册”的青年教师，不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就是历次运动表现“右倾”，起码是从来不会跟着他们那些人去张牙舞爪，踩在别人的头上往上爬。但是我们这些人，既然不愿向人低首俯心，于是随类相从，另成一组，以示区别。
系里还有一些在文革初期便被宣布“靠边站”的当权派、“问题人物”和“死老虎”，便不太有人肯去过问他(她)们，这些人处于准备随时挨批挨斗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但事物总有例外，系总支副书记程训华尽管表面上“游离”在各个小组之外，却被“两王”捧得天高，被誉为全系在阶级斗争中，“历来旗帜最鲜明、一贯立场最为坚定”的女性书记，严然是个抓阶级斗争的巾帼英雄。主要原因自然是她从来就跟系里的“资产阶级教授”作“毫不妥协”的不懈斗争（历次批判运动中她“左”得出名，包括组织对申知韵的批判，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她无休无止地整治她的眼中钉—从美国回来的副教授华秀仑）。文革开始不久，她便向“两王”们提供和透露系里多年来“阶级斗争”情况和不少干部、教师的“黑材料”，尤其是提供关于与她共事多年的正书记洪怀安的一些“劣绩”。
系里教师中这两个学习小组，在后来互相摩擦矛盾中以及校内越来越厉害的“大字报战”的形势下，发展成了两个对立的教师“战斗队”。以“两王”为核心的学习组自称为“红心战斗队”，以彰示其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而以女助教童玉璇为首的我们这个学习组则取名“怒涛”。
毛泽东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面世，使高校风向骤转，学生们开始批判该大字报里所谴责市里派来的“阻挠运动的工作组”和“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时“两王”见势不妙，赶忙贴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声明退出“由工作组泡制的临时总支”，以求金蝉脱壳，以退为进。但是，大学生们并不肯就此罢休，因为“两王”不但操纵部分学生整了众多的老师们，而且还整了被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学生的黑材料，挑起了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仇隙。大学生中当时取得了优势地位的几个战斗组织联合召开大会，把“两王”和程训华叫到了台上，批判他们“打击一大片”，镇压革命群众的劣行。他们邀请“怒涛”的全体成员出席了大会，从而使我们更加结怨于“两王”们。
之后，系里学生又组织写大字报进行揭批，主要针对“两王”操纵“红色迫击炮战斗队”炮制了《洪怀安把Ｈ系的大权交给了谁？》的事件。
我那时也出于气愤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使“两王”对我恨之入骨，时刻视机报复。我在大字报中指出，“两王”藉临时总支之“权”，向不明真相的同学抛出教职工的档案材料，挑动学生斗老师，甚至连已经调离本校的卢小丽也不予放过。卢曾是我的学生，共青团员，毕业后留校当过几年助教。因在香港的玛丽医院诞生，故取名“小丽”。小时被送回大陆念书，其生母不知何故却滞留境外始终未归，母女十来年未能会面。五十年代末，其母病危，通知她出港诀别。那时正是台海局势紧张，又和“苏修”交恶，“敌情观念”大大增强的年代。小丽向团总支书记汇报此事。书记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学生，若不是因为上大学，说不定一辈子也出不了县城呢。此事也确实难为了他。但是，历来灌输了千百遍的“阶级斗争”的公式，使他从中很快找到了现成的、而且是万无一失的答案。他劝阻并批评了卢，说她太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他说：“香港，那是个什么一个地方！国民党、帝国主义特务到处都是。你和你妈十来年未见面，你了解她吗？你能知道她现在的真实身份？她告诉你她病危，说不定是个圈套”。这时在这位小书记的脑海里，一幕接着一幕地浮现着电影里常常出现的画面。他紧接着又说，“小丽！你是个年轻女同学，到了香港那里，如果落入敌人魔掌，你能象《红岩》里的江姐那样坚强不屈？你入团才不到两年，还得加强学习啊！要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为时太晚啦！”。
小丽听了这番“语重心长”的批评劝告，内心中猛烈翻腾，一方面伤心地想到她肯定不能再见到临终前的母亲了，她无法想象母亲会是个特务；另一方面她又确实害怕，如果不听从组织劝告，将来只有挨整的份。最后，她向书记怯生生地表示遵照组织上的意见打消一时的糊涂想法，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其母在得知女儿不能来和她诀别的第三天，就在医院里与世长辞了。关于此事，校内知道的充其量只有几个人，且这些人后来也渐渐淡忘了此事。而小丽在她后来的丈夫—研究生常克宗毕业之后，便双双被调到云南去工作了。他们的调离首都，是否与上面这件事有关，一般人很难猜测得到。
最后，我在大字报中责问道，卢早在七、八年前已经主动向组织做了交代，并且服从组织决定，打消了出港的念头，有什么理由在现在再翻了出来，还要武断地说人家企图借出港之机，与其“特务”母亲会合呢？我指出，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政治陷害！
我当时只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是在为一个无辜的学生打抱不平，但有些人可不是这样看。“两王”后来整我时这样说：“辛北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为牛鬼蛇神翻案的急先锋！”。
于是，我后来那几年的日子可真是很不好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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