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风声鹤唳
这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全国各地，武斗正酣，一片混乱。解放军和首都工人两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开进了校园，尽管我校始终没有发生两派之间的武斗。他们宣称来校的任务是促进各派大联合，和师生员工一道把大学的“斗、批、改”进行到底。
进校的两个宣传队中，真正左右全校乾坤的还是纪律如山的军宣队。须知，我国的军人绝大多数是长期生活在落后而闭塞的农村里的农民或其子弟。他们还不象城市工人那样生活在准现代化的城市里，又同知识分子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些军人一踏进校门便自然而然地觉得他们面前的许多人，不是洋里洋气，就是娇娇滴滴，到处充满着资产阶级香风臭气，可以说是一百个看不惯。他们内心深处怀着一种自傲和鄙视群儒的优越感。当他们浩浩荡荡地开进和占领这个“资产阶级王国”的时候，脑海里不断地闪亮着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十一个血红色的大字。他们大概为正在履行这样一项既伟大且神圣的使命而全身血液沸腾。派到系里来当军宣队队长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何龙生营长，而工宣队队长是叫康凌海的一个瘦小的中年工人。
全系教师被召集到同一个大组里政治学习。工、军宣队各派一个队员随组参加学习。先是叫大家“斗私批修”。开始，由一个三十来岁的胖女工宣队员带头，示范性地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自我批判，以启发我们这些“深受资、修毒害”的知识分子。她痛哭流涕，扯着尖嗓门儿说：“文化大革命前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看电影时和几个姐妹们一起，照着女明星穿的衣服画下样子，为的是好仿造来穿。文化革命中我才觉悟到如果不搞这场革命，不斗私批修，我们个人就会变质了，中国就会亡党亡国！”她的天真烂漫虽然听起来让人感到很幼稚可笑，但是她那诚心诚意的话语，比起解放军同志只批别人不说自己要让人听起来舒服一些。
由于两派教师之间早存在很深的隔阂，学习会的气氛总是紧张、拘谨和不自然。
一天，王大桁来组里学习时手中拿着一张人民日报。原来上面载有一篇整版的大文章：《贫下中农万岁！》。他抢先发言，提高嗓门儿大声地说道：“我今天学习了这篇社论。社论写的非常好。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高度评价我们贫下中农。没想到我们贫下中农今天能够这样扬眉吐气，令人非常感动！我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处心积虑但露骨笨拙的表演，不外乎是想提醒工、军宣队：他和他们一伙人才是货真价实的“根红苗正”，而在座的另外一些人则是一些“黑五类”、“狗崽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
我当时听了不禁阵阵恶心。王大桁那挑衅性和装腔作势的发言更加剧了组里的不调和气氛，但却这正芯拥南禄场Ｋ堑秸馑笱Ю锢矗缤夥?初期土改工作队下乡，也如同文革前一、两年“四清”运动时工作组下农村时一样，实行所谓“扎根串联”，只是明里不讲罢了。他们扎根串联的对象当然不是一般的教师、学生，而是“根红苗正”的王大桁们啊！
自从宣传队进校以后，校园里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学校里开始揪斗一些已经昭昭在目的“阶级敌人”，人们称他们为“死老虎”。比如，校统战部的兼职部长盛祖振，当年的北平地下党员，被揭发为“叛徒”。而后勤的安处长，还有两位老教授，都因为历史复杂而被揭发为“国民党特务”。对他们进行了轮番的，声势浩大的全校大会批斗。
一天，家属区的人们都嚷嚷开了：学校锅炉房旁边的大烟筒下躺着一个面目模糊，脑浆迸裂的尸体。安处长跳烟筒自杀了！安处长当年投奔解放区之后，已经写过材料交代自己参加过三青团的历史，文革中刘青云一伙藉自己任职机关部门的临时总支之便，掌握了他们的档案材料，军宣队一进校便把材料抛了出来，导致群众对他们无休止的批斗。这位安处长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而且还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一时震惊了全校。
又有一天傍晚，人们偷偷地传着路任津教授两夫妇突然上吊自尽了！路教授就住在我们对面那座楼的楼下，晚上黑蒙蒙时我们从窗口往下看，一辆卡车停在他们门口，收尸的人粗暴地把两个老人的尸体咣铛两声扔到了车上，开走了。我们把这悲惨的一幕隐隐约约地看在眼里，心中一直在发颤。路任津教授是全国著名的学者，一级教授，和辜立方同属一个民主党派，是该党的头面人物之一。只因全国有个“章罗反党联盟”，反右时他俩也被打成莫须有的“路 (任津)－辜(立方) 反党联盟”。文化革命狂风暴雨一来，他立即被揪斗，形势变得越来越险恶，他预感到将会无休止地遭受凌辱。加之他有很深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决定了此一生。据说是他先帮助他的老伴吊死在厕所里，然后自己才上吊的。
住在我们下面的一个套间里是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一位姓罗的中年教授。据说反右时他差点儿被划成右派。文化革命一来，他系里的一些人揪斗了他，他忧伤愤恨之余，用剃刀片割开颈动脉自杀了。那几天，他的在外单位工作的年轻美貌的妻子因单位搞运动不让回家，所以等到系里来人要揪斗他时，喊不开门，于是破门而入才发现血流满地，尸体已经冰凉了。
这时候的校园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被人为地搞得越来越浓。
后来才知道，军宣队把一些“根红苗正”的年轻干部、教师、学生指定为各“专案组”的负责人，不但煽动他们打人，而且有些军宣队员自己也动手打人。林“副统帅”的“坏人挨打活该论”在我校忠实贯彻执行，后果是悲剧层出不穷，据统计全校有二十几个人自杀，成了全市之冠，真是搞到全校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我们系里也开始揪斗“国民党特务”柳子璋。此人文化不高，解放前曾到内蒙贩运过骡马，刚解放时为了寻找生活出路，投考了华北革命大学，几个月后被分配来校任绘图员。他自己早年向组织上提交的材料里曾说过，有一次人家以代办求职为名叫他填过一张表，后来才知道和国民党什么组织有关联。本来这种记录在案的事，只要查证落实便可以了，可是为了大造声势，把他拉出来胡乱批斗一番，当个序幕罢了。紧接着又是连续开会批斗“漏网右派分子”老讲师余启路和副教授陶善舟。他们都是在五七年帮助党整风期间说了牢骚话被公开批判过，但是没“戴帽”的中右分子。记得当时余启路说过，他最怕开会时“党员记小本本”(把别人的发言记下来以后拿出来整人)。
约莫过了一个月，突然接二连三地开全系大会批斗“顽固走资派”、“翻案黑干将”洪怀安。“两王”操纵下的“红色迫击炮战斗队”原先泡制的那一套“打击一大片”的黑材料，又被原封不动地抛了出来，作为攻击洪怀安的炮弹。
洪怀安毕竟老练狡黠，在台上伺机而辩。当王之渊站起来大声责问他为什么要搞“资产阶级权威中心论”时，洪立即辩驳道：“从来没有这么一说！”，语调中还带几分嘲笑。可不是吗？这一串词儿是“两王”们为了给洪书记安上罪名才生造出来的嘛。会场顿时哗然，“两王”气急败坏地跳了起来，大声吼叫漫骂。对洪怀安的几次批斗会都因为牵强附会，胡乱上纲上线，无法以理服人而开得不伦不类，草草收场。
原“怒涛”战斗队早已被诬指为保走资派、为牛鬼蛇神翻案、捂阶级斗争盖子、破坏系“斗、批、改”的一伙人，现在还蒙上又一坏名—“破坏全系教师大联合”。
事情是军宣队正式进校的头年春天，那时全国所谓“三支两军”（所谓支持革命派、左派、广大群众和军管、军训）刚刚开始，新市委向各高校派去解放军军训团搞军训。他们试图用军训，也就是灌注纪律性的方法把分裂的师生捏合在一起，以实现所谓“大联合”，以便在他们统一领导下搞“斗、批、改”。这种设想由于不切实际而终致流产。
至于系里教师中两个情绪对立的战斗队，即原来的“红心”和“怒涛”，也曾在军训团的软硬兼施下，坐在一起，学习讨论联合问题。当时正是“两王”咄咄逼人、气焰熏天的时候，这种“联合”无异于硬是把猫放到狗笼子里去。“怒涛”的队长是女助教童玉璇，她参过军，在部队卫生连里当了几年护士，后来复员上大学，毕业后留校。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入不了党。她作风朴实正派，老成持重，只是自视很高，俨然以“党外布尔塞维克”自居，而且常常流露出对党内一些不良思想作风的不满。由于她年青，政治上无甚把柄，所以“两王”们既视她为异己又一时拿她没办法。她深知“摇羽毛扇的”王大桁老谋深算、心怀叵测，加上和她联系密切的学生们的告诫，她于是设法巧妙地在谈判中抵制了这场生拉硬拽的所谓“联合”。后来军训团一离校此事也暂告吹了。
如今，正式的军宣队长期进驻学校并掌握了实权，倾向性又十分明显，使得原“怒涛”在改变了的形势下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过这时军宣队只采取点到即止，引而不发的策略，因为那时打击的时机还未充分成熟：除了少数受“血统论”毒害很深的学生之外，多数学生那时同情支持的是原“怒涛”，认为是一群受欺压凌辱、颇有正义感的教师，而对“两王”们则怀有相当的反感。
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激化矛盾。那些信奉所谓斗争哲学的人们本来就认为，只有斗争才是绝对的，而团结只是相对、暂时的。既然如此，所谓“大联合”，说穿了只是为了将来好压倒和吃掉对方的一步棋子。
为便于管教和制服我们这些“满腹经纶”的大学教师，工、军宣队采用了让我们“下连队”的部队式化解法，把大家打散下放到各个学生班中去。这就等于把原“怒涛”的人员拆散，加以孤立，以便各个击破。他们指派工人和解放军各一人到班里去指导政治学习和管制一切行动，先把学生调教好，逐渐取得控制权，最后取得绝对领导权，实现“战略布署”。
我被下放到“S2班”去。另外先后还有两个教工，一个是柳子璋，那个被当做“国民党特务”批斗的老绘图员和从Ｚ县分校调回来的“特务嫌疑分子”鲁之皓副教授。鲁先生一九四八年去了台湾，北平解放后而返回大陆，进入原解放区某大学当助教，几所大学合并后当过我的老师。文化革命一来便以“特嫌”之名被隔离审查。
同学们一开始还把我视为革命教师，和他们平等地参加学习和运动，学生们和我有说有笑，无甚顾忌。但是不久之后，我的地位和处境逐渐起了变化。
一九六八年秋天，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系里动员大会开过後一周，S2班的几个学生突然被派来我家收缴信件、日记、照片和笔记本等物。他们过去是我的学生，我下到班里之后与他们一起开会学习，只是近来觉得他们的态度变得有些异样，他们虽然一进家门就很不自然地板起脸孔，但态度还算缓和。
几天后，突然以S2班的名义对我发出了“通令”，要我搬到学生宿舍里去和学生们一起住宿。驻班工、军宣队找我个别谈话，说让我住到学生宿舍里，是要给我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写“历次运动中的反动言论”的交代材料。又过几天，全系召开对我的“揭发批判大会”，对我进行“批判帮助”。这一系列“节目”被策划安排得如同迅雷烈风，却又那么有板有眼，好像把我这个对手看成巨奸大滑，不可掉以轻心似的。大会让系革委会副主席，学生马英青主持，军宣队何龙生队长在马的一旁坐镇。
大会宣布“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对我实行隔离审查，要我当场交代三个问题：五七年的“右派言论”和大跃进期间的“反对三面红旗言论”以及当年“回国的动机”。说实在，我记忆中的十多年前的所谓“右派言论”多数已经比较模糊，这是因为当时不过是说了一些牢骚话，有些话也是附和别人家说的。不过大跃进期间的言论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那是因为自己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思考后，在学习会上表达成语言的东西；至于追查所谓回国动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暴露出这场隔离审查的虚张声势。
在会场上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程训华突然从人群之中站了出来，尖声吼道：“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反康生同志的罪行！”。哪来的什么“反康生”？一时真把我唬懵了，无言以对。她接着揭发说：“康生同志五八年来我校指示搞高产，你在教研室会上说什么，围绕高产样板田搞教学太狭窄。你这不是反康生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当年康生来校视察时说：“人家农民放万斤高产卫星，你们教授却不行。以後规定一千斤只能当五级教授，二千斤四级，三千斤三级，四千斤二级，五千斤以上才能当一级教授”并批评说，“你校定的培养所谓‘千斤能手’学生的指标太低了。你们大学的招牌将来往哪里挂？学生得搞出亩产三千斤才能毕业”。所以过后教研室会上金士昂提出，今后的教学大纲应围绕高产田来编写。我这人的毛病就是太爱较真，我说是不是还需要有专门章节给学生讲些原理，否则内容狭窄了些。可能事后金士昂把情况向当年主管教学的程副书记做了汇报。这位书记居然在十年之后把它翻了出来打我一炮。这是她在“小本本”里贮存了十年的“炮弹”！
当程训华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轰我，企图落井下石的那一阵子，她当然还不能预见到她的那位敬爱的“康生同志”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戏剧性覆灭，从显赫一时变得遗臭万年，遭人唾骂。倘若她真的能预见得到这一点，她决不会傻呼呼、匆匆忙地放这一炮来使我成了英雄好汉？其实，我哪有那个高水平呢？把我同大名鼎鼎的“康生同志”连接在一起，岂不是太高抬我了。日后当我一想起此事时就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我不相信她自己在大跃进的十年之后，还会再迷信什么亩产万斤“高产卫星”的中国式神话，这只能说明她对我欲加之罪而不善择辞罢了。她对我个人屡屡发起的“批判”和攻讦，从“反马克思主义”到“反康生”等等，不一而足，有哪一次不是被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她的错误和我的正确呢？
当年各系各部门也都存在着像程一类人。他们尽管受过高等教育，但一无追求真理之心，二无与他人共同探讨和相互切磋的平等态度，总是居高临下，对人虎视耽耽，盘算着随时挥舞棍棒，为达整人目的而不惜信口雌黄，强辞夺理。
在这个社会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们，无不晓得许多军事策略都被搬用到政治运动中去了。比如，分化瓦解、孤立少数、攻打薄弱环节、各个击破等等。为使原“怒涛”在广大的学生中丧失威信，我就是他们选中的孤立打击的少数和突破口。这是因为在原“怒涛”里，我的资历年龄最高，经历的政治运动也最多，又是归国华侨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所以可抓的“辫子”自然也就最多。
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除了贾一鸣一五一十地向他们揭发了我五七年说的所谓“右派言论”之外，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当年，贾一鸣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认为他自己倒了大霉而我却免受灾祸，于是把大部分嫉恨发泄到我的身上，难怪他能把我在学习会上的片言只语牢牢记了十来年。工军宣队派人到Ｙ县找到他外调我五七年的问题时，他居然毫不犹豫地趁机给了我“一击”。驻班军宣队员把材料当面向我抛了出来，目的是想给我一个警告：“瞧罢！我们可掌握你的材料！”，企图藉以打开一个缺口，好叫我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地彻底交代“全部罪行”。我回应军宣队说，贾写的材料符合我惯用的口气。贾“帮助”我回忆起早已淡忘了十来年的只言片语。
文化革命过去之后，各地的老同学先后告诉我，我校的工、军宣队曾经千里迢迢地找到他(她)们的单位，要他(她)们揭发我在国外的“问题”。但他们得到的却是一堆正面材料。难怪有一天，驻班解放军突如其来地，当着全班师生的面指着我说：“你以为我们不了解你的过去吗？你回国以前是进步的，但回国后思想越来越反动了”。荒谬绝伦的逻辑！当然，如果按照程训华、王大桁这些人的标准，既反马克思，又反康生，我还不够“反动”吗？不过这当时已经足以使我意识到，他们根本没能搞到什么新鲜的、耸人听闻的、天方夜谭式的东西。
由于发布了“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最新“最高指示”，校系里面经过揭批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对象，多数经过一番在大会上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再教育”之后，都宣布落实政策“给出路”，下放到群众中去。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愿充“好汉”，无端地找眼前亏吃，我自然也不想当例外。只是这不等于今后就一切平安无事。按经典的说法是，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时紧时松”的。其实导致风云万变的真正根源是高层斗争和斗争的变化莫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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