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生不逢时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的，有形和无形的法则的约束和调节，甚至包括生儿育女在内，都在所难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两个女儿分别出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中期的原因所在。这两段时间正是我们这个政治运动接二连三，风雨交加的国度的相对比较宁静安详的日子。老二的诞生，是老大雪梅期待已久和多次强烈请求的产物。雪梅这个孩子自生下来单独过了八、九个年头，实在太过孤单了，所以她完全有理由希望要一个小弟弟。老二临产前医生门都说保准是个男孩，原因是胎动太厉害，而且体形也大，可是一生下来却是个丫头。除了若桦失望过一阵子外，后来我们一家三口都接受了这个现实，而且很喜爱她，起名晓云。
那时代，我们这个“中央之国”还狂热地信奉着“人多热气大、人多好办事”的哲学，而主张“新人口论”赫赫有名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教授却备受蛮横批判和“罢官”。计划生育被当作“离经叛道”而不被宣扬提倡，所以雪梅才“有幸”获得了个小妹妹。倘若推后若干年，由于吃够了苦头，我国被迫转而实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超严格的政策，晓云的诞生就会从计划生育的正面典范，一下子变成了所谓“超生”的负面罪证。
晓云可以说是在“楼道小学”里长大的。她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姐姐在楼道里和一群邻居大孩子玩儿，所以很快长语言、长见识，甚至三岁时就识得报纸上的许多字和念出墙上的许多大标语。邻居好几家人都挺喜欢晓云，尤其是楼上的一位年轻体育教师小张和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两三年了，可就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没有怀孕生育。小张每天下班路过我们家门口时，也常是晓云坐在张叔专门为她钉的小板凳上，在门口等待姐姐放学回家来的时候。晓云生来咀甜，一见到小张老师就连着喊：“张叔好！好张叔！张好叔！”，逗得小张老师眉开眼笑。二十多年过去了，不久前我出差到母校参加部里的一个会，正巧在校园里遇见小张，他还深情地问起晓云呢，他心目中的晓云，也许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罢。另外有几家邻居常常还没到周末就来“下请贴”，要晓云星期天到他们家里玩儿去。一玩就是大半天，总是要她唱歌、跳舞，表演个没完，吃饭时还得若桦去叫了再叫，才放回家里来，有时干脆在人家那里一道吃了饭才回家来。
姐姐自然很喜欢这个迟来的小妹妹，妹妹也要依赖姐姐瞒着大人带领她四出玩耍。她业糜姓饷匆桓瞿苣汀⑵美薄⒋蟮ǖ拇蠼憬恪Ｋ约幢阍谀睦锎沉嘶觯?磕破了皮，她也绝不会哭着回家来告状，因为这将断了姐姐对她的秘密“特惠”。但是晓云却生性好强，这也许可以归因于我们做父母的对最小子女的宠爱娇惯。她才三岁时就会说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俏皮话：“为什么姐姐是姐姐？为什么我不能是姐姐？”。有一次吃饭时，雪梅说了一句：“我从来就吃不出味精是什么味儿！”。若桦说：“味精的味道是鲜味”。雪梅说：“什么样叫做鲜味？”晓云立即瞅准机会压姐姐一头说：“鲜味就是鲜味，这还不懂！”我们当然不信她自己能辨别出什么鲜味，她只不过是想占姐姐的便宜，自我满足罢了。在娇惯这一点上，我常被认为是“罪魁祸首”。我平时潜心于自己的工作，除了闲时逗着她玩儿外，对她纠缠我要这要那，常不愿花时间去应付，而是把难题推给若桦去管。这无形之中使她在晓云的心目中成了严母，而我却是慈父、好人，甚至是“保护伞”。难怪有一次因为她很不听话，若桦气不过，威胁着要打她屁股时，她竟然指着我对她妈说：“这个人在这儿，你敢打我？”。当场弄得我俩啼笑皆非，若桦怒气顿消。她小时的聪明伶俐，活泼调皮，成为了我们以后许多年充满美好回忆的话题。
晓云虽是生逢其时，也是生不逢时。她生下两年就是我国“十年浩劫”的开始。军宣队进校后，提出取缔所谓“资产阶级剥削行为”，不许教师家里雇佣保姆。晓云生下后因为若桦的工作很忙，而且还下过半年乡搞“四清运动”，我又不时要下分校搞实践教学，家里不请人是不行的。文革一开始，风声鹤唳，更希望有人帮助照看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于是我们请了老家在河北省乡下的李素改大娘来照管晓云。李大娘真心实意地喜欢晓云。照她的话说，她带过许多孩子，从来没有像喜欢晓云那么样喜欢过别人家的孩子。所以，当军宣队员几次三番到我家里来“动员”(实际上是下令)我们把孩子送托儿所时，她站在一旁，拉长着脸，一句话也不吭。
晓云是死也不肯上托儿所去的。在她的心中充满追求家庭和亲人的温暖的强烈欲望。李大娘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也已经是这个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晓云完全无法懂得为什么她必须放弃每天从大娘那里享受到的抚爱和温暖，以及这个乐融融的、蜜糖般的家和爸爸、妈妈和姐姐？所以军宣队一走，她便大声抗议说：“干嘛非叫大娘走？干嘛我非不能在家里？”。
我只好劝大娘每天吃完早餐就躲到别人家里去，以免晓云看见她在场而死不肯让我送她上托儿所去。但是，当时令我不解的是，李素改在这个骨节眼上就是偏偏不肯配合，每天早上晓云死拽住她的衣襟不放，大声嚎哭。后来过了很久，我才听说李大娘背地里偷偷伤心落泪。如果我早知道，就不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一件蠢事。一天，我见晓云不肯上学去，憋不住向站在旁边不动声色的大娘发了一阵脾气。她虽然百般不愿意，但也只好到鲁之皓副教授家里去躲了一阵子，因为她原先是鲁家介绍她来我家工作的。后来，鲁的妻子，曾经是我老师的曾惠雯见到我时指着我的脸，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你不该那样对大娘发脾气，实在不像话！”。我一方面自知不对，另一方面心中有委屈，却无法解释，在那种情况下，我又能对曾惠雯说些什么呢？
一天，我见到系里工宣队副队长老刘。老刘主动问我孩子安排的怎麽样，我如实地说了晓云不肯上学的情况。老刘只说了一句话：“孩子还太小，真难办”。我明白他有为难之处。
大娘暂时住到鲁家去了，而晓云被迫去了几个月托儿所，终于大病一场回家来了。她传染上了乙型肝炎！若桦不管三七二十一，去鲁家把大娘请回来照管晓云。大娘以她的质朴之心喜爱着晓云。繁重的日常照料、严格的反复消毒、可能的传染危险，这些都没有使她产生半句怨言。我们感到既内疚又伤心，却又怨恨不已。晓云病的真是一点儿也不轻。她病稍好后胃口一直很坏，我们除了买些健脾的中药丸给她服用外，为了逗她吃食，尽量换花样想办法。可是她竟整整一年不长个，若桦为此多次伤心落泪。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又过了一年。终于我们被迫正式辞退了李大娘。晓云在五岁生日前五天送入了幼儿园全托，我们俩下放Ｚ县分校农场劳动锻炼。我们把简单行李带下去，安了第二个家，但两人被分配在不同分场劳动，周末也不一定能见面。
雪梅则留在校本部上初中，和我们同事的一些子弟集中住到一座宿舍楼里去，在食堂里打饭吃。她只敢买窝头咸菜吃，怕被人说家里有钱，资产阶级，招惹批判。她就是这样地瞎胡混过日子。她只能在星期天的中午，偷偷地到幼儿园的窗外看望一下正在午睡的可怜的小妹妹。她平时不敢去，怕给晓云看见，勾起小妹妹内心的痛苦。
那时候的保育员“阿姨”们，由于接受了几年来“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造了幼儿园原主任，一位幼儿师范毕业的教授夫人的反，夺了领导权。她们把孩子们都看成“资产阶级”的后代，对孩子们动辙吆喝斥责，使这群孩子好似落入了孤儿院，被剥夺了最后一丝的家庭温暖，心灵上备受摧残。因为同事们各家各户的处境大体相似，所以虽然牵肠褂肚，我们那时却没有像后来那样，真正感受到妻离子散的伤情，而是有点麻木不仁。
暑假里雪梅独自跑来Ｚ县分校“家”里和若桦住了一段时间，享受天伦之乐和美味的鲜桃。可以说，这种“苦中求乐”是那些年头生活的特征之一，也充分反映了我们作为人的一种求生天性。令人十分难过的是，妹妹仍只能呆在托儿所里与爸、妈、姐姐隔绝。
乌苏里江的硝烟给这个已经被文革浩劫搞得风声鹤唳的中国大地，又平添了灾难。伟大领袖做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副统帅”于当年十月间发出了令世人震惊的“第一号命令”：全民进行紧急战备疏散！我们被通知回校本部家里收拾行李，限定一个星期内回分校报到，然后一起下放河北省Ｗ县农村。而对各家的孩子的安排是：大的仍然照旧留下原地上中学；小的随幼儿园搬迁来Ｚ县分校。
我们回到了原来的家。第一件事是把晓云接回家里来团聚。
整整三个月不见，第一眼就看出，晓云消瘦了许多，身上脏兮兮的。更糟糕的是，她咳嗽咳得厉害，晚上常咳得喘不过气来，只好让她坐起来，由若桦给她拍拍后背。开始时，我们还以为只是一般感冒引起的气管炎，但光是吃药没见有丝毫减轻的迹象。
晓云自回家来始终一反常态，面色忧郁，少言寡欢。第三天晚上，她睡在我们俩中间，突然坐了起来，哽咽着，泪流满面。
“怎麽啦，晓云？”若桦问道，声音里带着点凄怆。晓云不语。若桦又问了一次。
“我...难受...”回答的声音，既低沉又断续。
“是嗓子里难受吗？”若桦轻声问道。
“不...是...”
“那是哪里难受？来，给妈妈看看”。
......
“是...心里...难受...”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默，她终于呜咽着迸出了这几个字。
我们俩发呆似地沉默。终于还是若桦开了腔。
“晓云，不要难过。爸爸、妈妈这次回来搬家，我们一起搬到分校去，大家一起过，你说好不好？”若桦这时不得已撒了个拙劣的谎，也顾不得将来怎么交代好。
......
......
“不是还有个Ｗ县吗?”晓云疑惑地反问,两眼挂着泪珠。
眼泪刷刷地从我们两人的眼眶里流了出来。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几天来晓云总是心事重重。原来她早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了。肯定是幼儿园的阿姨对她们说过，一大批孩子的爸爸、妈妈要遣送到Ｗ县去，而幼儿园和托儿所都搬到Ｚ县分校去，这样就要和自己的爸爸、妈妈长期分开了。
生离死别的痛苦不但折磨着成年人，而且还残酷地折磨着无辜的、本来是天真烂漫的“未来的花朵”，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作为亲生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却显得何等软弱无力，甚至丝毫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使她免受人间悲剧。面对苍天，我们惭愧无比，怨恨无比！
医院确诊晓云患的是大叶性肺炎。我们商定由我按期回分校报到，同时为若桦向军宣队请假。我们把家里的大大小小物件都捆好，挂上了标签，以便存放到学校仓库里去。之后，我一个人便动身先回到了分校。在办公室门口，我见到了军宣队何龙生队长。
“何队长，我的小女儿患了肺炎，若桦要看护她，只好向你请假，她晚几天自己到Ｗ县去报到”我竭力平静地说，并交给他一份医院的诊断书。
“她什么时候能去？”他冷冷地问。
“我说不清，孩子一好她就会去的”我回答。
“你要告诉她，早点去下放点报到！”他的冷酷无情的命令语气使我顿时十分愤怒。
“何队长，我们做父母的，不希望孩子生病，孩子生了病，我们希望她早点好。我们的孩子患的是大叶性肺炎，是很危险的，医生没说多久能好，请你理解”我尽力克制自己的愤怒，使它不要爆发出来。
面对我的大胆顶撞，这位营长站在门边，铁青着脸，一对薄薄的嘴唇紧锁着，一言不发。我不祥地意识到，他将会对我施行报复。
若桦比我们晚十来天到达Ｗ县，被故意安排在另一个村里。我们之间很难联络。
晓云则不久便随幼儿园迁到了Ｚ县分校。两个多月过去，正值三九寒天，若桦突然收到我的表弟维林从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他从东北出差路过当地。他和雪梅商议过，认为长期把晓云撂在Ｚ县幼儿园，连周末放假也没人接她回家，这是不行的。他问我们同不同意把她送到南方奶奶家里去。若桦赶忙背着军宣队来找我商议此事，我断然同意走这一步棋，至于军宣队将如何反应，我们管不了许多了。于是立即托人到县里发了表示同意的回电。
后来我们听到雪梅充满辛酸的诉说。她说，她们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分校幼儿园。找到晓云，只见她傻呆呆的毫无表情，用冷漠的眼光盯着她和叔叔俩，半天才开始打开话匣。晓云身上还穿着一套薄薄的棉袄，脚上穿的是一双底穿洞的棉鞋。雪梅告诉阿姨，妈妈下放前专为晓云赶做的一套新棉袄和新棉鞋哪里去了。阿姨这才去找，从柜子里找到了，还打着捆。雪梅说，晓云的脸上和手上都皴的厉害。妈妈下放前送她的一个小盒面脂，现在只剩下一个空盒了，但她还是把它小心地珍藏在自己的枕头下面，大概这是她拥有的极少数私有物品之一。雪梅说，她和叔叔把电报交给幼儿园领导看，领导很快便同意让她们接走，显然少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等於少一份麻烦罢了。
我们系里另有少部分同事，没有安排下放Ｗ县，而是下放在分校安家和生产劳动。他们中有些人还是真有情意，知道晓云一个孩子被撂在幼儿园，放假没人接回家，实在太可怜了。于是有几次是星期天和元旦早上，让助教孟泽清用自行车接晓云来陶善舟家里过。陶被当做漏网右派分子揪出来后，经过一年的批斗，“落实了政策”，放到群众中去改造，“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不老实随时可以给戴上。
他的妻子辛姿云原是我的老师，后来是同一个教研室的多年同事。我们两家一向常来常往，她也十分喜欢晓云。若干年后她回忆当时，对我说，晓云星期天在她家玩儿了一整天。晓云很乖，给她花生，她舍不得吃，竟往兜里揣。到了近黄昏时，小孟叔叔要用自行车送她回去，她便凄惨地开始哭了起来。小孟说，到时间了，你不上学怎么行呢？她抽泣着过了许久，突然停止了哭泣，对着孟叔叔哀求般地说：“叔叔，我不哭了，那你下个星期天再去接我好吗？”。小小的孩子，当她发现自己身边无父母的抚爱和保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便开始懂得如何去调整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争取获得一切可能的同情、温暖和保护，以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这场史无前例浩劫中，我们感到最大的悲伤，不是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坎坷，而是自己的孩子代替我们去忍受各种非人道、非人性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她们到底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让她们去受这些虐待？那些主张给以这种虐待的人，又是怎么想的？如果轮到如此对待他们自己的亲生子女，他们又将如何想呢？难道自诩为“无产阶级”的那些人，却如此心胸狭隘和如此心地冷酷，他们总是“以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不遵守人道主义的起码准则，而却为自己的野蛮凶残行径而得意自豪？！
晓云的遭遇，不仅仅是一个无辜孩子的遭遇，而是代表着当年许许多多遭受迫害的父母的同龄孩子的不幸遭遇。但从以上的故事却可以看到，人间并不是没有真爱。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洒向人间都是爱”的世界，只不过向人间抛洒爱的，绝不会是那些心灵被所谓“阶级斗争”的说教严重扭曲了的人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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