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典民主、台湾民主说起                                 

                                                                                                                                                       俞力工

        最近，有两件事相当引人注目：一是两位瑞典女部长的急流勇退；一是陈水扁的恋栈不退。先谈谈瑞典。保守党政府组阁不足个把月，两位女部长便相继辞职，一个为了过去10年积欠1千欧元左右的电视税；另一位则是许多年前在家里雇佣保姆而没有依法申报。尽管瑞典是个富裕发达国家，却为了如此微小的差错结束两个部长的政治生命，这与海峡两岸动辄上亿元的诸多贪腐事件相较，实在是令人感到纳闷，不可思议究竟在哪一边？！

        欧洲联盟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清廉有目共睹。许多人把该现象归功于民主自由，笔者却认为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综观全球政治清廉榜，单单华夏文化地区，早有新加坡、香港排行于前15名之内，说明政党政治、民主选举绝非求得“清廉”的必备条件。较不为人留意的是，该两地一向实施严格的文官选拔与培训制度。再加上优厚薪俸相佐，使得公职人员既能回避贪腐引诱，又能全力以赴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所谓选贤与能，在此两地可说是得到充分的发挥，由此让人联想到专制的中国古代，只要是政治清明，也一样可以打造盛世局面。香港回归之后，其文官选拔制度一度受到干扰，使得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最终也不得不在其固有体制面前低头。该事实显示，清廉政治并非欧洲社会所专美，同时也反映出两岸当局政治艺术的贫困与无助。按理，既然新、港有此杰出体制与英才，就应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让贤与能。这次让香港陈冯富珍女士走出去、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职务，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突破。然而从国家需要出发，更迫切的是引进人才、改良体质。

        欧洲的清廉政治除了上述考核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广泛的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党间的监督，而其关键不在于数年一度的投票，也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各社团的人民代表系由基层开始，逐步选拔至国家最高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一旦其代表涉入贪赃枉法事件，多会感受到由下而上的压力，因而不得不引咎辞职。与其他社会相较，欧洲最为独特之处也刚好是广泛的民众参与，即无论是住宅区、所属工会或职业社团，均有频繁的政治活动与社团生活。这种团体性并非外界强加的结果，而是数千年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教会活动、同业公会、工会、兵团、政党所培养出来的集体意识与协作习惯。换言之，由于欧洲人始终处于集体讨价还价的状况，出于切身的需要，必须走出家庭、透过社团来争取更大的利益。至于不具有这种政治文化背景的地区，基本上除了个人之外就惟有家庭可作屏障。从最近台湾百万红衫军上街游行示威看来，表面上声势浩大、空前绝后，实际上却是一个个的个人面对一个顽固的统治机器，因之“曲终人散”，政府依旧。

        就整个华夏文化圈加以观察，始终不存在任何可与欧洲相比拟的阶级政党。华夏文化圈大多政党成员多为追求仕途的知识分子，或为填补上级指派名额而入党。甚至连工会也都几无例外地沦为民主摆设，结社花瓶。在此情况下，尽管政府时有更迭、阁员频频走马换将，政党的最大存在意义多在如何巩固政权或求得胜选，而不是提出一套系统的施政方针。

        近年来，时有论客把台湾的民主政治当作华夏文化圈应当众相仿效的楷模，甚至于，即便已明确发现此体制的千疮百孔，仍然以“民主课程”、“自由典范”来为其鼓与舞。以笔者之见，数百年来全球的民主进程，多先从实现“民有”与“民享”着手，而后才致力于 “民治”机制的建构。先顺利求得“民治”、而后顾及“民有”与“民享”的国家则凤毛麟角。台湾与所有其他小龙、小虎一样，均系按“先经济、后民主”轨道迈进。于是乎，展现于我们眼前的有两种不同结果：一是新加坡式清廉政治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以及，尚有待促进的民治建构；一是台湾式的与贪腐并行的经济发展，以及目前所面对的克服贪腐和完善民主机制的双重任务。台湾此次红衫军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把人民、媒体的监督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不一定就此步入清廉国家之林，但只要检举贪腐成为民众习惯，多少会杜绝公职人员 的贪腐冲动，同时也给对岸造成压力。至于民主、民治方面，则可能由于上文述及的缺少欧洲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而停滞不前。

        按照欧洲的选举模式，一般选民的投票行为多受政党、政见、候选人风范所影响。出于团队精神，党员多数支持自己的党；其次才考虑什么政党提出的内政、外交政策较符合自己的利益与理想，最后则轮到检验候选人的亲和力与能力。近年来，民意调查结果逐步发展为政党见风转舵的凭据，因此出现各党派政见趋同的现象。由于党与党之间的区别益加模糊，由是一方面难以预测哪个政党取得明显优势；另一方面候选人的个人风范反倒攀居重要地位。美国的政治文化虽受欧洲影响，但显著的区别在于美国的政党缺少阶级属性；同时两大政党的党员人数在总人口中仅占毫无代表性的极小比率；党员的“组织生活”基本不存在，有限的聚会也以社交为主要目的。在候选人处处巴结民意、迎合民意的情况下，候选人的“次要个性”（如相貌、仪态、知名度、曝光率）便往往成为赢得选票与否的决定因素。基于此，美国必须动辄调动数十亿的活动费用，提高候选人的知名度与曝光率。长此以往，其内政、外交政策必然受到金钱力量的左右。台湾的文化、社会背景离欧洲更远。政党纯粹是个为竞选而发动的助选机器。囿于台湾的特殊政治环境，每逢选举，所有政见、政纲浓缩为一个“分与合”问题（即一般所谓的统、独问题）；所有的公共场所也蜕变为候选人献技的卡拉OK。选期之间唯一的变化是，时而“个人魅力”成为首要参考因素；时而“分与合”提升为主要坐标。至于民间疾苦、失业、医疗、退休金、教育、劳工保障、妇女权益、育幼、残障、环保等等，一向都是临时性搭配道具。换言之，台湾从欧洲社会嫁接过来的不过是个民主程序与硬体设备，完全缺少实质内容。这样的“民主实验”是否可成为华夏文化圈的楷模？是否可以从失败中求得更新与改进？是否能够把西方的集体意志、团队精神、政治伦理变成我们的习惯？我不敢说，也不想说。唯一能说的是，一条大家较为熟悉、安全、低成本的捷径是：先实现选贤与能、清廉政治与“民有、民享”；其后当人民真正产生团队需要与集体伦理时，再推展某种适应国情的民主体制。或许，届时在贤能治国、国泰民安、自由自在的情况下，即便一个政党的存在都是多余和祸患。2006/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