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字“自”，也许可以帮助解开这个死结。自由主义，不论是最初起点还是最终目的，都和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我”密不可分。自由，只是指个人的解放；自由主义只为个人服务，从里到外找不到片言只语，可以用来为整体或群体立论。可惜，这种“自我”特点，与中国文化以群体为终极价值的习性相违背相冲突。

英国人也许最早观察到中国人的整体特性。最早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在笔记里写道：“中国人在个人与集体之间有一种反差：一个贪吃、撒谎、不讲道德的个人使英国清教徒式的个人主义者反感；但英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组成集体的中国人则守纪律，有力量。”像是巨大的“蚂蚁窝”和反常的“蚂蚁”，特写镜头中的中国人引起英国人略带蔑视的微笑，但在全景镜头中，英国人所看到的中国人必然是一个集体，一个极端有秩序的集体。如同弗洛伊德对群居天性的定义：“人在孤独一人时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但一个群体则排斥一切新的、不寻常的事物。”

不论作为领袖、精英还是普通平民，中国人抱持着几千年之久的概念：个人是渺小的，卑微的，不可依赖的。人多势众，众人拾柴火焰高。必须放弃个人欲望，压抑自我个性，和群体保持同步，个人才有前途出路。凡是不合群的念头，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打消。无条件地服从集体，让集体决定自己个人的整个命运。放弃原则的“顾全大局”，被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视为无尚崇高的准则。从过去的国防部长、国家主席一直到现在的失地农民，都坚定不移地遵守。

群体观念或个体观念都不可一概而论。人类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环境恶劣，有必要依赖群体。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也就是契约社会，就需要相对地提升个体地位，渐渐淡化群体观念。现代社会需要法治，法的本质是在两个独立个体（法人）之间作裁判，群体概念对此无能为力。现代社会需要科技，科技的发明创新需要个体的独立突破，群体的因循守旧只能予其拖累。现代社会的福祉以个人为单位衡量，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只是每一个个体幸福感的总和。现代社会的群体，是许多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协商妥协后的集合体，不是古罗马军团，排斥个体利益的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因此，个体地位的上升，随着时代的进步，应该越来越名正言顺。这个道理，西方的近代文明史，已经说得很明白。

但中国人一直认为，“自我”是万恶之源。一切丑恶肮脏的社会现象，都是因为人的自私而出现的。淡化、打压“自我”，读经诵典，膜拜偶像，净化灵魂的办法，才是最好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办法。“一般散沙”之说，就是希望用一种强力胶水，把分散的沙粒黏合起来。必须要问，贬低“自我”，不为“自我”正名，不给“自我”以应有的地位，自私就会减少吗？这是一个可爱的错误。

“自我”意识和价值，是人的天然本性，天经地义地自然存在，永远不可抹煞不可否认。“自我”原本一点也不丑恶，之所以变得丑恶，是人们违背自然规律设立的制度和去“修理”它的结果。这就像压制人的性欲，并不减少反而增加性犯罪一样。严格修炼的宗教僧侣，性侵犯的比率往往比常人高。贪官现象也同样可以说明。贪官最初是被一层层严格筛选提拔上去的，在上级人事部门眼里，他们“改造”得较好，“私心”较少，然后才被委以重任。其实呢，没有一个人是神仙，一旦制度有漏洞，再先进的个人最后也要贪。

但是传统习惯上中国人喜欢“修理”。比如违反天性的缠足、阉割。连艺术也以变态为美，比如像盆景、男性的旦角等。对自然天成，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所以当开放初始，就有各种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保持先进的教育袭来，名目繁多，不一而足。非常遗憾的是，当中国社会向西方开放，引进了西方的部分“自我”价值以后，最先展露头角的“自我”，都是负面形象。比如嫖娼、卖淫、挥霍、腐败……这些都给上述的运动和教育提供合理依据，加重民意对“自我”的敌对情绪。真正的“自我”，原本意义上的“自我”，反而被淹没了。殊不知，那些大量的负面形象，原来是长期束缚以后，因刚开始松绑而产生的反跳。

真正具有“自我”的个人主义者的形像，应该是英国清教徒的形像。他具备通过适当的教育得来的内视的能力，看得清楚“我”是谁，我的利益和需求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真正对满足这些利益和需求有利，什么样的行为看起来一时满足了这些利益，但是实际上从长远是损坏了这些利益。也许并没有为全人类解放献身的伟大目标，但是他很清楚，用适当的手段调整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平和地与不同利益的他人共同相处，才是人的最终需要，也是社会的最终需要。除此之外的所谓崇高目标，都是虚幻。

恢复“自我”原来应有的地位，颠倒对“自我”如临大敌的社会意识，自由主义的真髓才有希望被华夏文化所理解接受，自由主义的种子才有可能在华夏土地上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