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八日中午，我刚从学校回来，正在处理杂务。埋头书写报告的先生突然说：“珂珂（在美国交通部工作的表侄女）在MSN上招呼我们，我看看是什么事。”接下来的内容，让我们既吃惊又不安。她说她妈妈（我的大表姐）通知她，说姨姥爷（即我的父亲）重病住院，让我们迅速与家里联系，并给出了监护病房的电话。我看了一下时间，此时应是中国当地时间凌晨三点钟。我想情况既然紧急，病房里也一定不会遵循常规的作息。所以我马上拨通了电话，那边果然是一片混乱。原来父亲节后与老友聚会，出门时不慎踏空（他的视力极弱，已是半盲状态），扶持他的卫叔叔（父亲的老战友）未能拉住，父亲跌倒在地，而卫叔叔亦随之滑倒，全身之力压向父亲，结果导致父亲股骨粉碎性骨折。送入医院当晚，因疼痛异常，父亲开始出现幻象，精神状态极度紊乱，医院因而不敢马上动手术，而是先做了牵引。亲人们希望我即刻启程回家，不仅可安慰父亲，而且有具体的事情要商量，手术也需要我去签字。

先生立马在网上查阅航班信息，然后我们匆忙赶至中国领事馆办理签证。由于当天交件的时间已过，最快的签证也要第二天才能拿到。我们又赶到旅行社购买次日的机票，计划第二天取了签证，直接赶往机场。回到家中，先生致电公司，申请延假一周；我致电相关单位，取消当晚的电视时评录制；取消未来十天内的电台时评；延期计划推出的时政专题稿件；向学校告假两周；与身在美国的哥哥通电话，商量日程安排；致电相关朋友，其中更专托一位朋友，如果我不能如期回来，而先生必须离开时，请她住进我家，代为照顾女儿，打理家务。等到一切办完，已是半夜。匆匆收好简单的行李，躺在床上，心乱如麻，久久不能入睡。

直至我回到温哥华，才知就在我接获父病入院消息的当天下午，同事兼兄长的顾亚星编辑亦抱病仙逝。原来死神真的无需敲门，他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随时随处等待我们，与之同赴另一世界。行前与女儿话别，她安慰我说：“死亡未必是一件憾事，我们当视其为开始，而非结束，或许彼岸更加精采，那里的人们甚至会同情我们仍在此界辛苦挣乱，不象他们，早已踏上乐土，免去诸多烦恼忧患”。女儿所说，于理论上固然是一个好的解法，只是身处其境，当事人何能超然物外，亲友们又何能以此晓喻呢？

三月一日， 我乘坐国航CA992飞往中国。因临时买票，票价比提前订票贵了一倍。飞机上满是过节后返程的空中飞人。他们的妻儿身在加拿大，而他们不得不为养家而奔波两地，如鸟儿衔食一样，一次次的往返辛劳。每次都是兴奋而归，疲惫而回，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呢？

即使是夫妻同在一城，仍少不了对父母的牵挂。我曾经说过，每次回国，随着父母一天天老去，八千里的探亲远程，忧虑与离愁如影随形，难以排解。这都是成年移民海外的必然代价，无人能够幸免。此次苍促回乡，我的心境更是悲凉无奈。

虽然要在北京转机等候数小时，但我并没有和北京的师友们联系。与往次不同，此次的经历，更让我过多地沉溺于思考人生哲学这一大而空的命题。名利财禄，敌不过人生的短促，名之极至，实为空幻。人至中年，该当何处？

当日晚间十一时半，我乘坐的CA4166抵达贵阳机场。侄女妞妞与新婚夫婿开车同来接机。妞妞的新居很大，是一栋新公寓的复式顶层，二百四十平米的居住空间，加上六十平米的屋顶花园，又是依山而建的小区，他们所居的这栋楼地处最高，背倚青山，面向城市，远山近景，尽收眼底，从任何角度看去，都算得上是相当理想的居住环境。他们家除了室内硕大的热带鱼缸，还有室外屋顶平台上专门修好的鱼塘，数十条锦鲤悠然于中。妞妞的夫君，青年老成，敬佛已经多年，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却在室外花坛里种了青竹、桂树，平日清茶白饭，淡泊物欲，为人谦逊，崇尚自然。在喧嚣狂躁的社会里，也算值得尊敬的一股清流。我想，人生的苦经恐怕非得这么念才不致于迷失本性吧？

三月二日上午，我与大表姐亚苏一起到病房看望父亲，向医生了解情况。父亲手术原定于下周一，即三月五日进行，经我们要求后，医生从已排满的当天日程中，挤出时间，同意下午五点为父亲手术。虽说这只是股骨复位固定手术，但父亲年事已高，风险仍然存在，为免医疗纠纷，我签了一系列的字，包括手术、麻醉、服药种种。当日下午，我们一方面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候手术，一方面私下商议，是不是该给主刀医生及麻醉师、其他医护一些“表示”。虽然主任医师上午同意手术时，已表示无需病人亲属的所谓“加班补贴”，只要有时间，病人身体又可以经受，手术就可以进行，不过，根据一些传言，大陆医生收受“红包”似为常例，怎样做与是否做，我们却一无所知。这时，一位与四姐相熟的护士前来解释，说是手术马上开始，适才医生们正做术前准备，并专门澄清绝无“红包”之说，让家属不必多虑。

五点半钟，父亲被推进放射室开始手术。除了大哥与小毛哥作为男性亲属入室护卫扶持之外，我们其余人等在室外监视屏上观看手术全程。当钢针钻入父亲体内时，母亲和我们一样不忍观看，眼里都蓄满了泪水，又担心又难过。操刀的两位医生看上去倒是沉着稳定，终于，他们出来说，手术完毕了，一切顺利。

虽然大哥已请好晚上的陪夜护工，但我和亚苏姐都觉得父亲术后第一夜肯定十分痛苦，我们应该陪侍在他身边，略解痛楚。所以让两位护工回去，由我和亚苏姐守护。我辗转坐飞机二十余小时，又有时差，亚苏姐让我上陪护床休息，主要由她看护。讲起来，亚苏姐也是五十余岁的人了，身体亦未见得好，但她竟坐在父亲床边的椅子上，守了一夜，令我十分感动。

三月三日，亚苏姐的妹妹亚莎姐来替我，让我回去好好睡上一觉。自父亲住院起，家中亲友轮流日夜守护，早已累得疲惫不堪。哥哥来电话说，请白天的看护是当务之急，要我休息好了之后先去家政公司请人。但亲友们都说节后很不好找人，尤其护理病人、照顾老人的就更少。目前的夜间看护是两位下岗工人，他们白天在一家单位打扫卫生，晚上来看护我父亲，轮流值班。自此，我开始了一边找看护，一边值白班护理父亲的生活。

父亲的夜间看护早七点半离开，我必须接班，照顾父亲洗漱、早点，然后在医生查房应对后，守着输液，到中午时分，大哥、四姐等给父亲送来营养午餐，在他们守护之中，我可以有空溜出医院，吃点午餐，同时找白天看护。然后再回医院继续守护父亲，直至晚上七点移交给夜间看护。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至我走的那一天，终于找到了一位城郊的农民，他曾当过赤脚医生，有一定医护常识，人看上去也很忠厚老实。我把护理父亲的职责交托给他之后，下午就离开了。

父亲经此磨难，情绪十分低落，他正在修订家谱，并被老家推为族长，本准备春暖花开之季，与母亲同回老家，探望同族亲友，此时因骨折而无法履行，今后如何，更难预料。此外，他住院后最牵挂最放心不下的是母亲。因为母亲也是半盲之人，耳朵更是失聪得厉害，她性情倔强，又过重个人隐私，一直不肯请陪侍保姆在家。往日有父亲陪伴，一同做事，生活还算如常，现在父亲住院，且需要长期卧床，母亲的生活必然受到极大影响。父亲担心她过马路不安全，担心她在家晚上害怕，担心她因着急而生病。我们亲眼看到，父亲多次因无人陪伴母亲回家而着急忧虑。我曾劝父亲静心养伤，不必牵挂母亲，父亲为此恼怒，他说：“如果不为你母亲耽忧，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亲友们说，父母结婚四十六年，再有四年就是他们的金婚了，自我和哥哥上大学离开家门后，两老相依为命，早就形同一体，一损俱损，如果一个先走了，另一个也必然很快随之而去。望着父亲流泪着急的表情，我只好追着母亲，送她回家休息。

由是我想，世间亲情，原以为莫过于父母子女，现在看来，却以夫妻为甚。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子女再好，一成家就是另外一个经济体，与父母的关系会渐渐变淡，他们的生活有了更重要更值得关注的内容，那就是他们自己的妻（夫）儿，他们自己的小家庭。一生中，与之相处时间最长的只有夫妻，共同的回忆，并肩的前进，使夫妻越来越密不可分，最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直至一方离去，另一方亦随之而去。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宿命吧，红尘之中，必得寻寻觅觅，然后厮守终生，和谐纷争，终至一体，一代又一代，莫不如是。

由父母的晚境，我还想到了老龄阶层的养老社会化问题。以我父母的收入与地位，在当地本可以很舒适地生活，他们有较高的离退休工资，有健全的医疗保障，有两套住房，有还算便宜的物价市场，但因个性所致，他们一直没有请人照顾，由此拖累了家乡的无数亲友。而他们想进的养老院，却因资源不足，条件十分简陋而不能如愿。以往的封建大家庭，四世或五世同堂，必得重视“父慈子孝”“养儿防老”的伦理原则，方可维系家族的换代更新。而现代社会，子女在外工作，老年空巢现象普遍存在。实际上，如同其他家务劳动需要社会化一样，养老侍病也不得不走向社会化。子女亲友的意义，更多应体现在精神与情感安慰及经济支援（特别是老人无收入或低收入的情形）上。

回乡十日，每日忙碌劳累，十分缺觉，不过有此机会终日陪侍父母，体验一下儿时因病而累及父母的情景，也算难得吧。目前已为父亲请好了三班倒的陪护，为母亲订好了送餐的饭馆，将父亲的工资财务交托大哥负责管理使用，加上回去一趟，于父母心中多少有些安慰，也减轻一些身为人子，却违背“父母在不远游”古训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