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两座悬崖峭壁之间的中国》读后

《游荡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两座悬崖峭壁之间的中国》是网络作家格丘山最近的又一篇佳作。人称“格老”的格丘山先生，写作一贯以宏大叙事见长。他用他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字，把巨大的时空浓缩在一起。在《两座悬崖》这篇文章中，他比较了中国两位划时代历史巨人的异同，指出，无论向左或向右、公有或私有，把中国引向任一方，如果局限在专制的体制下，都是没有出路的。

对中国的现实状况的描述，格老的这一段文字最贴切不过了：

“中国的土地正在邓小平编制的魔术和幻觉中狂笑，陶醉和呻吟：象征着称霸世界梦的钢铁水泥正在大地上一栋栋的矗起；在摩天大楼的灯火通明的大厅上，一个个达官贵人正搂抱着袒胸露背的女郎们醉生梦死，直到血色一样的曙光升上灯红酒绿的高楼之巅；蜷伏在摩天大楼森林下面的弥漫在浓烟和煤屑中的巨大的世界工厂也正通宵达旦地以低廉的劳动力向世界倾销中国制造，为高官大款的穷奢极欲提供血腥；从工厂中流出的废料慢慢地停滞在酱缸一样浓稠的河水里；在遥远的大西北阴暗的地底下，千百万胴体正在地底下蠕动，将一堆堆工业原料送入世界工厂的血盆大口；而与一座座豪华的大楼映照的是破房中被夺取了工厂在生死温饱中挣扎的下岗工人；是流落在城市街头的千千万万离开了养育他们的土地的农民民工；是在暗无天日的煤窑中随时可能被矿难夺命的矿工；是在疯狂地掠夺和破坏性地使用下哭泣的中国贫瘠的土地。”

用什么来回答中国人今天无边的迷惘、焦虑和绝望呢？格老的答案是解除专制。专制是什么？用最简单的文字来表达，专制就是一个人或一少部分人对公共权力或自由的垄断。在专制制度下，本来应该属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思想自由，行动自由，财富的拥有和交换自由，被强制性地搜括到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这一小部分人挥霍着本来应该和他人共享的的自由，尽管他们根本消受不了，奢侈无度，但就是不愿放弃。

可是中国的专制几千年，不是没有人想解除，只是甚为艰巨。难道所有的人都是傻瓜，都心甘情愿地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无偿奉献，甘愿享受专制吗？其实不是。

这种一方面自由被大量剥夺，另一方面自由被高度垄断的状况，之所以产生和延续，是出于社会的主流阶层对失去自由的担忧和恐惧。换句话说，人们紧紧地拥着保护自由的理念，实际却在大意地抛弃自由。这是一个实现自由的悖论。

由于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颠沛流离，改革以后，由极少数渐渐扩散到较多一部分人那里的自由，就被看得格外珍贵。过去警卫森严的领袖庄园，已经对外开放，而且还比不上花钱就可以住进的星级酒店舒适。过去只有高干才享受的优惠待遇，现在只要不心痛银子就以得到。对于这部分人，已经拥有的自由今非昔比，不再有更高要求，只想维持现状。

可是还有更多的人，并不具有他们十分之一的自由，尤其是那些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该怎么办？他们没有想过，也不愿意去想。想的只是如何维护现有秩序，保住现有自由。正由于此，一看见由于政体腐败而产生的丑恶，就闭上双眼；一听到底层民众的激烈呼声，就尽力压制。他们认为，人口太多，资源有限，如果给穷人的过多，我们现有的这些没准就保不住了。他们正是专制的社会基础，在毫无意识之中捍卫专制，扼杀自由。

说到底，自由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原则。如果不坚守自由原则，现有的自由并不保证永远拥有，某一天必定流失。现在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的白领们，在通货膨胀面前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口袋瘪下去。而如果坚守自由原则，就必须和所有的人共同捍卫自由，共同进退，不能甘为犬儒。要知道，越来越广泛的自由，不但创造财富，而且也建立秩序。

对于自由创造财富这一点，也许还有人理解，可自由怎么能建立秩序呢？只有管制，高压严密的管制才建立秩序啊！有人会说。这又是一个实现自由的悖论。

不知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道理。所有的管制，不是机器人或外星人，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管制，而管制和被管制的人，在人性上没有本质区别。由于管制的需要，管制人必须获得特殊的权力来实现权威，享有额外的自由。于是情况常常变成，被管制者的那部分秩序被管住了，管制者的这部分却因滥用自由而秩序混乱。这是希望稳定的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秩序和稳定的崩溃不是从底层，而是从上层开始。

中国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无论是济南市人大主任谋杀情妇，还是湖南凤凰大桥坍塌，这种违背常理的混乱，只发生在管制层中间。而被管制的阶层，连律师环保卫士都被判刑入狱了，秩序当然暂时很好。可是如果加大对管制层的约束强度，比如大张旗鼓地反贪，很可能出现的不是秩序，而是管制层的抵触。他们享受过超常自由的甜头，不甘放弃，就以消极怠工相违抗。于是，当管制效能降低后，被管制的阶层会随着开始混乱起来。最后可能出现管制人和被管制人一同来颠覆现存秩序。就像清末那样，被贬回乡的袁世凯复出，接管大权。

怎样来避免这种最不稳定的局面发生呢？靠自由。自由不等于无限制，自由只是两堵墙之间有限的活动空间。历来的研究社会制度的学者都认为，国家机器是最强大的不受限实体，只有民众才能限制国家机器。一方面，要给国家机器一定自由度，来管理民众；另一方面，要给民众一定自由度，来限制官僚。没有一方允许享有无限自由。只给一方自由，不给另一方自由，到头来的结果就是不均衡，最终垮掉。至于每个时期自由度的大小调整，便成了一门学问或艺术，一门关于自由的学问或艺术。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民众一直被严格管制，没有自由的习惯，一旦放松管制，立刻产生反弹，“小人暴动”，岂不是很可怕？所以，为了防止反弹，从现在开始，就要减少高压，让爆炸力一点一点释放掉。说到底，自由的言论是没有伤害力的，不但无伤害，还释放敌对情绪。只要没有暴力出现，骂人永远骂不死人。台湾的民众反扁，任其怎么反，只要不动刀枪，始终有秩序。为了最终杜绝暴力，政治家们必须拿出胆略来，和所有希望使用暴力的群体协商，用自己的终止暴力来换取别人放弃暴力。只要没有一方再使用暴力，自由就成为治疗专制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