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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鞋权贵

谢盛友


 

草鞋权贵
 

作者:谢盛友

今天读报获知,国际趋势大师约翰奈思比 (John Naisbitt 1929 - ) 说过,国家领袖最重要的是道德操守,过去几年来,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甚至是美国民众,对他们的领袖都失去信任,且在网络的助长之下,这些声音比以往更大。以前的领导统御方式是从上而下,但现在已不管用,未来的趋势是由下而上。
奈思比认为,国家领袖特质应该是支持民众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不是告诉人民应该怎么做。

喝完咖啡,我找出我十几年前写的“草鞋权贵”一文,我今天仍然认为, 太穷苦出身的人不宜当国家元首,再穷苦出身的人都可以当国会议员。
支持民众做他们想做的事, 是国家元首的事;告诉人民应该怎么做,是国会议员的事。

德国 前环保部长特里丹以前每天骑自行车到环保部工作,也就是这样的劲头和做法才能保持他的环保形象, 这很得体。然而,绿党头号人物, 前外交部长菲舍尔从前穿球鞋步入国会,引起轰动。那当然会引起轰动,因为太不得体。
不得体是小事,权力腐败是大事。太贫苦出身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拼命地抓钱、抓权。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我当然理解穷人抓钱、抓权,就像我们这些三年自然灾害出生长大的人,饿肚子饿怕了,一年 才看见一快肉,现在看见米饭就抓、看见猪肉就抓。

 德国绿党党员一般出身平民,力争为平民说话。任何一个政党都以自己独特的政治诉求而发展自己的本身,比如基民盟的宗旨为基督思想和民主理念,社民盟以社会平等和民主政治为价值诉求,自民党追求自由民主,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为理念……战后新生的绿党,在欧洲工业社会的板块上,发现没有自己的位置,于是找出唯一空缺:环境保护,绿色治国。
绿党出身平民阶层,左派思想为根基,说到底他们刚刚出现时是对统治阶层的叛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对自己的叛逆。欧洲左派议政路历尽艰辛,街头抗议、游行示威、暴力冲突、被捕坐牢……但是草鞋阶层坚持不懈,终于在八十年代的议会政治中找到自己的板块。
欧洲人基督文明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民主发展也 很长时间,其实在工业革命完成后,欧洲人的工业越来越发展,拥有基督思想的欧洲人也就越关注大自然,并非等到绿党的出现,环境保护才被提到议政日程。不然,欧洲国家的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不会有今天这样进步的地位,我们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确应该学习。学习人家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本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地学习人家成立一个绿党。绿党对于环保固然是好事,但并不是有了绿党,一切环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德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十分富有的工业国家,是因为德意志坚持基督、自由、民主的理念。所以德国社会形成三条红线:对国家宪法的忠诚、对自己政党的忠诚、对自己的忠诚。
这三种忠诚就像一个编织好的网,铺盖整个德国社会,调整着社会的平衡,维持着社会的秩序。简单地讲,你做什么事都得对得起你个人,对得起你所在的群体或政党,对得起你自己的国家或民族。
在中国,我们从小也讲三条红线: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我们被教育,一个人一生要追求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条红线,其实只有一条红线,因此无法含盖整个社会,因为它只是贯穿一个层面,那就是唯一对党的忠诚。
议会政治可以使三条红线 (宪法、政党、个人 )中政党和个人板块的重组,但是它必须维护最高红线的忠诚。议政板块的重组不可能改变政党和个人的形象,更不会改变政党的宗旨或个人的思想。所以平民变成权贵后,他们的思想仍然是平民思想,尽管动作是权贵的动作。难怪德国前外交部长穿西装配球鞋,接待外宾不系领带,引起轰动。
一个乞丐拣到一万 欧元,走进五星级宾馆,看得天花乱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浑身不自在,因为他的思维仍然是一个乞丐的思维,不会因为走进五星级宾馆就会自己把自己看成贵宾,哪怕是别人把他当成贵宾。同样,叛逆的草鞋阶层,尽管得到政权后,可是他们的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反对派的思维。阿扁责骂“活人都顾不了,还顾 死人”,激动得忘乎所以,他自己忘记了,他自己是“台湾执政总统”。 
我以前看李登辉,心里感到很不舒服,现在看陈水扁,心里更加感到不舒服。李登辉有理念,至少他完成了台湾民主工程的一段,使台湾政权和平转移,这是中国人最了不起的事情。 李登辉尽管曾经公开说“他曾经是日本人”,但是,李登辉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公开说过“李登辉不是中国人”。
陈水扁“去中国”,公开宣布“ 我阿扁不是中国人”,那不等于帮中国共产党的忙: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是不适合中国人的东西。所以,我一看到陈水扁,心里就不舒服。

任何公民均必须遵循三条红线,何况执政者。总统说话必须尽他说话的权利和义务。谩骂别人的人,是一般街头平民可以出口的烂语,根本是一种对人的不尊重。用反证逻辑思考分析,一个不尊重别人的人,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吗?一个不尊重自己国家的人,会尊重其他国家的人吗?
当年德国总理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跪下,为德国人在二战犯下的罪恶道歉,同时他仍然坚持“为做德国人感到自豪”。布兰特以带罪之心做赎罪的努力,华沙一跪,震惊整个德意志,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所以他为自己赢得了尊严,为德国赢得了尊严,因此他在一九七一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当之无愧。懂得捍卫自己尊严的人,他的人格一定会得到别人尊重。 ( 谢盛友 )


写 于 2008年 1月 5日 , 德 国 班 贝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