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父亲给我留下一道题

我出国留学前，回家看我爸爸。那年，我一踏进亲切的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年迈的父亲。爸爸明显老了很多，他一向挺直的身躯有些佝偻。爸爸看到我，苍老的脸上一阵惊喜：“啊，小友，你回来了，肚子饿了吧，我去为你烧点饭吃。”说着，他老人家竟然下了两行老泪。我不由一阵心酸，长这么大了，还是第一次看到爸爸流泪。

我的父亲很平常，他与我相处的日子不多，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父亲从小教导我：忘记你帮别人做了什么，记住别人帮你做了什么。我永远记住父亲给我们的家训：诚信、诚心、诚恳。于人，诚信；于己，诚心；与事，诚恳。人生做到这六个字，就体现其人生价值。

我的爷爷和他的弟弟们，当年跟随蒋中正北伐，我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曾任国民党政府官员，在文革时惨遭迫害，那年我十二岁，大队书记到我家里来说，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决定，要把我父亲从海口揪回来老家批斗。我母亲哀求说：“你们把他关押在海口，那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在父老乡亲面前羞辱他？”
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去把那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杀了。母亲阻拦我说：“委员会主任行的一切，上帝会审判他！”

当我读到杨佳拿刀袭警的新闻时，心里很有感触，当年若不是我妈妈的阻拦，我是第一人，杨佳才第二名。

我母亲在文革时，选择了一种她认为是最完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离开家乡，到德国来留学，那夜我与父亲对话。
我：“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实在太远了，我只想读书！”
父：“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误你们这一代人，其实毁害人最深最久的是《进化论》，你到德国读书，你能搞懂，为何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么伟大？”

带着父亲留给我的思考，1988年我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到了2009年，我在思考法德能和解，中日为何无法和解的问题，也就是思考我父亲留给我的作业：阿登纳为什么伟大？

阿登纳是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理，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主张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时，尽量保持独立和与伙伴国的平等关系。如果没有阿登纳和戴高乐（de Gaulle）带领法德和解，当今的法国德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欧洲也不是现在的欧洲，世界恐怕也是另一个样子。
德法之间在上半场相互厮杀攻打，在下半场中结下仇怨，那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德法之间在加时赛中终于破除了那个圆箍。和解，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

为了思考阿登纳，我在读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 1969) ，我终于明白，人都犯如下四种罪。这位德国哲学家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纳粹德国）罪过问题》(1946) 中把罪过分成四类：
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审判这种罪过者是法院。
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胜利者（如果独裁政权被打倒）。
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自己的良心。
第四种是形而上学罪过，指的是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审判这种罪过者是上帝。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种罪过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前二者属于公众领域，后二者则属于私人领域。而前面三种罪过，很容易理解，很难理解的是形而上学罪过。根据德文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去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同样有罪。

今天，2010年 3月24日，是我父亲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再读雅斯贝尔斯，我终于懂得一点皮毛，哪怕做到诚信、诚心、诚恳，我还是罪人。人的一生只做两件事：做自己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包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但是人缺乏智慧判断以上两样事情，应该改变的事，你却包容了，就是一种犯罪。

爸爸，关于阿登纳，我也懂得一点皮毛，他和戴高乐之所以伟大，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我们中国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裁判，国共的问题如此，两岸的问题如此，中日的问题也如此。

爸爸，你在天国保重！

写于2010年 3月24日，纪念父亲逝世20周年，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