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大姐送我一本《伶人往事 ─ 写给不看戏的人看》（台湾时报出版2006年7月初版，ISBN 9571345199 ）。小时候，章伯钧对章诒和说：“好的东西都令人不安。如读黑格尔，看歌德，听贝多芬。”章诒和勉强读了几页的黑格尔与歌德，没觉得不安，连稍稍不安也没有。但章诒和看台上的言慧珠，却能叫她稍稍不安。

读言慧珠的故事和留德前辈章伯钧先生的故事，让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创痛与苍凉。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飞两人身上前后都被刷浆糊、贴满标语、大字报，并被安排扫厕所。9月1日至2日，他们的住所华园被抄家，言慧珠积蓄多年的财产被抄走，包括几十枚钻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条、六万元存折，家里的设施被严重破坏。言慧珠曾数次分别将三千元现金交付亲友，但亲友迫于压力即上交给学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将十岁的儿子言清卿托付给俞振飞后，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官方的结论称其“自决于人民”。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了邓演达。1926年初海归，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之后，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章伯钧随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广州到达武昌，任政治部宣传科长。

抗日战争爆发，章伯钧在南京、武汉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接触，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重庆，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施宪政。“皖南事变”发生后，章伯钧进一步靠扰中国共产党。

1949年以后，章伯钧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

根据章伯钧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的回忆：

那时章伯钧当交通部长，正访问罗马尼亚回来。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中共中央书记书记）要他提意见。章伯钧说：“我没有意见啊，我现在很好，很得意，我没有意见。”几次都被章伯钧挡回去了。

一天夜里，电话铃响了，是李维汉（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打来的，要章伯钧接电话。李健生说他拉了一天肚子，刚睡着。李维汉要李健生转告章伯钧，无论如何来开会，提意见，谈看法。

第二天，章伯钧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章伯钧那天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章伯钧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泽东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共产党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共产党过河拆桥。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

1969年，章伯钧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李健生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邻居喊：“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章伯钧载到医院。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周恩来发话，医院才收留章伯钧住院，给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后来，周恩来批示：“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

政协军宣队、解放军来人了，叫李健生放心，丧事组织包了。组织找李健生，说：“党的需要，章伯钧不能公开平反。”

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其他未获得“改正”的右派还有林希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