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重逢教育改革家刘道玉

南方周末：    棒喝教育
——重逢教育改革家刘道玉

　  　2006-01-26 15:24:47

　　                                                   □祖慰（旅法作家）
　　
　　1　落花时节又逢君

　　武汉大学校园里桂花谢了的季节。清芬早已化入高天，但桂树的常绿风骨，还有人们的“心理遗香”，尚在。
　　在武昌楚天庐饭店，拍摄到一张照片———大洋两岸偶然相聚到一起的武汉大学几位毕业生，即兴拜会老校长刘道玉的合影（如图）。前排坐的是武汉大学第19任校长刘道玉。后排全是其任内的学生。后排左一，江霞，楚天广播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楚天卫星台总监，荣获过2002年第五届“金话筒”中国百优广播节目主持人称号。左二是高伐林，当学生的时候就荣获过全国优秀诗歌奖，现在美国的多维新闻网和多维时报任主笔，这次回国到武汉为他撰写历史人物的近著收集史料。右一是诗人梁必文，有着“在山野上沉思的乡土诗人”的桂冠，现在是湖北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右二是熊召政，写诗，能得全国诗歌奖；写小说，成了“新科状元”（王蒙语，意指荣获本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而且是得票第一的得主）。此人最为称奇的是，在做生意发财的同时能拿茅盾奖，这就成了中国文坛惟一“能变铜臭为书香的魔术师”。尽管这些老同学完全是邂逅，寻常留影，但却随机组合出了一幅非寻常的当今艺术界的“强力集团图”，或者说是从“刘道玉晶核”生长出的一幅“艺术晶体图”。
　　“新科状元”熊召政向校长举杯敬酒说：“刘校长，您当年独领中国教育改革风骚七八年，其中有一项改革是首创插班生制；由此而衍生出了‘作家班’，我才得以上了武汉大学。在开班典礼上，上学的作家们推举我致词，您还记得我的开场白吗？”
　　刘校长固有的像罗丹《沉思者》那般深锁眉宇的常态表情，化作了静静的微笑，没回答。
　　熊说：“我第一句话就说：‘以前我是用英语思维，用汉语写作。’您听了十分惊愕，因为您知道我根本不懂英语，以为我在吹牛。我连忙解释说：‘我乃湖北英山人氏，在2600年前，那里叫英国，所以我一直用英山语思维，不是大不列颠的English。现在上了武汉大学的‘作家班’，相信今后我将增加一个属所谓‘第三次浪潮’的‘创造型人才’的编码程序———《刘道玉晶核》！不仅是我，我们都有希望成为刘道玉文学晶体。你松口气笑了，笑我这个小辈九头鸟油嘴滑舌。”
　　这一笑却笑出了今天这张“刘道玉艺术晶体”之一的“非常”照片。刘校长纠正说，这张照片应该是“武汉大学名片”。对，他有一句流行于教育界的名言：“优秀的学生乃是大学的名片。”
　　这里要对今天的读者加个小注释。“熊状元”所说的《刘道玉晶核》，是指我发表在1985年1月《中国青年报》上讲述刘道玉在武大实验培养“创造型人才”倡导多项教育改革的报告文学。文中有个主题性意象，刘道玉犹如奠定信息社会材料基础的半导体单晶硅的晶核，有了晶核，会“拉”出同样晶格的晶体来。
　　

　　2　是《老人与海》的大鱼骨，还是拿破仑法典？

　　法国有一句蛮刻薄的谚语：笨蛋还有比他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那么，我，还有许多人，当年曾对刘道玉教改的鼓吹，莫非是一个更笨的笨蛋对一个笨蛋的喝彩？不然为什么在他54岁的盛年（1988年），上级没说任何理由就将他免职了呢？
　　时间是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批评家；那么，看看它对此到底做了什么“批语”。
　　《中国青年报》资深报人谢湘在一篇回顾文字中写道，1998年，为纪念决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中青报社对20年来改革风云人物进行梳理，在选择教育界典型人物时，大家居然一致公认是刘道玉。他可是免职了10年的淡出人物，报社仍然决定派记者专程采访并作了长篇报道，作为纪念专题之一。
　　无独有偶，1998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名牌栏目，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竟然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地拍摄了教改代表人物刘道玉，汇集在《流金的岁月》的纪念专题片中，向全国播放。
　　刘道玉在位时，日本当代著名思想家与创价大学的创始人池田大作，曾颁发给刘道玉“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这个奖是专门授予日本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杰出人士的。刘道玉的“杰出”，当然是他的教育改革理论。此外，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刘道玉由拿破仑制定的“军团荣誉十字勋章”（与国际驰名的绘画大师赵无极所得勋章是一个等级），这也是刘道玉发起国际教育合作的一个成功符号。被免职5年后的1993年，世界没有遗忘他，英国剑桥名人中心将一枚银质勋章授予了刘道玉；2003年，还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剑桥名人中心，把刘道玉收入“世界2000位名人录”第一版。国际精英机构之所以没有将刘道玉“免职”，除了肯定他在位时的成就，还在肯定他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自我实现：刘道玉在20多年中，发表了研究中国教育改革的论文200多篇，出版《创造教育》三部曲等著作10本，主编教育丛书3套。
　　链接到中国主管教育高层，20多年来从来没有以文件或公开正式讲话的方式否定过刘道玉教改的成绩。恰恰相反，刘道玉在被免职后半年时，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在北戴河召见他，充分肯定他在武大的教改，希望他去北京领导一个国务院属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机构，或者选择任何大学再出山当校长。这番谈话不像是安抚的应酬话，是真性情，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继续。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上层人士还是主流媒体，至今未见否定过刘道玉的教改实践与理论。因此没有根据证明刘道玉是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历史改革家命运的现代版。较为贴切的猜想是，他的被免职，可能是一个比比皆是的人事纠葛与算计之谜，而且是永远找不到确凿谜底的谜。
　　既然不可能找到确凿的谜底，何必再空耗智能？我热切关注的倒是刘道玉的教改种子，当下是否还在播种？
　　2005年9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全国有20多家报刊予以报道和发表述评，书河“卷起千堆雪”。我也拜读了。蹊跷的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在脑荧屏上插入由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小说《老人与海》改编的电影画面。那位超级自信、百折不挠、掌握同辈中顶级捕鱼技能的加勒比海上的老渔夫，在80多天没有捕到鱼的新的一天，一条空前的大鱼、能使他英雄化的大鱼，上钩了。他冒死搏斗3昼夜，终于把大鱼打死并绑好在船帮上凯旋返航。可是，一群群循着大鱼血腥而来的鲨鱼，把大鱼啃成了一副悲壮的空骨架。
　　刘道玉和老渔夫的两个奋斗形象，不是确有许多叠影之处吗？
　　刘道玉在武大从1981年到1988年闻名全国的教改，旦夕之间就被请出了教改舞台，“将军虽好，此地不用”。这是一副让人扼腕叹息的大骨架。
　　1994年到2000年，刘道玉应请，出任一家民营公司创办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长，雄心勃勃地种着培养创造性人才新教育理论的试验田。两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实验田报告”———《爱的学校》，好评如潮，被评为“武汉优秀教育成果一等奖”。然而，因为投资者的诈骗而后入狱，这座上千学生热热闹闹办了5年的学校很不光彩地关门了。刘道玉校长不闻不问学校经济运作的十足书生味的跛脚的教改试验，一夕间也被啃成了一副让他忏悔不已的空骨架。
　　不，你阅读时的“脑荧屏插图”错了，一位武大的朋友不苟同我的海明威式的悲怆。朋友接着说，刘道玉当年在武大率先倡导的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转学制、插班生制等教改程序仍在运行。你可以说做得不一定有当年刘校长那样出色，但都在做。不仅武大，全国各大学都在运行这些制度。是的，外国语学校关门了，但是刘道玉的《爱的学校》不会“关门”，书中的一些真知灼见，仍然会被教育界有识之士所借鉴，不会因一事成败而废言。
　　“在我看来，刘校长无论在武大的教改成就，还是令他十分伤心和愧疚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实验性成果，平实而论，不是《老人与海》中的完全被啃光了肉的大鱼骨架，更有点像‘拿破仑法典’。”武大的朋友继续侃侃而谈：“拿破仑被流放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时曾说过：‘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仑说的没错，将法国大革命成果‘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马克思语）的2200多条由拿破仑支持制定的民法典，并没有因为拿破仑个人的悲剧性命运而废弃。借用你写刘校长的比喻，拿破仑法典却成了欧洲各国的立法‘晶核’。诚然，刘校长个人遭遇到诸多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武大举行百年校庆都不请这位退休在武大的原校长，但是，他率先在中国创立的种种现代教育制度，还有他的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理念，并没有什么争议，还是现在进行式，晶核继续生长出晶体。我想，刘校长也会像拿破仑那样感到一点欣慰。”
　　哦，历史是个很诡谲的主宰者。它经常把先行者个人的命运弄得悲情丛生，而又把革故鼎新者所立下的能开拓未来新边疆的那些思想法典弄成喜剧。
　　

　　3　牺牲人类公益的风骨还能铮铮鸣响吗？

　　我重逢刘校长时，对于他免职后屡次拒绝复出很是纳闷，于是向他请教：“你在免职前，谢绝可能就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团中央书记、武汉市市长等职务可以理解，因为你专志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可是，在免职之后，您拒绝复出的选择使我和很多朋友不解。国家教委主任亲自向你表示，希望你到北京去，主持国务院属下的一个新成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小组，按理这个职务应该更能把你的教育新理念推向全国，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可是您也谢绝了。接着厦门大学正式向国家教委打报告请你去当校长，而且教委还极力动员你去，你又谢绝了。此外，国家教委还向你建议过到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校当校长，统统被你婉拒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重复了自传中的解释，诸如不喜欢做官、“生不愿封万户侯”啦，“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啦，等等。然而，总觉得没有满足逻辑学上的“理由充足律”。与他深谈之后，他又增加了一些理由。他多次引用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说他就是不想离开武大，看看到底能把他怎么样。我听了觉得这才是来自他内心的最深层的充分理由。儒雅一点说是“凸现风骨”，通俗一点说是“要争一口气”。
　　中国文化人延续至今的核心价值是“风骨”，而且还要“铮铮”地响。风骨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诉求遭到打压时的外在抗争表现。一种是刚性的，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以死抗争。一种是柔性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而去，心中却怀着壮志未酬的永远的痛。无论哪一种风骨，其结果都消解了“立心、请命、继绝学、开太平”等社会公益，只是为了实现文人的“道德的自我完成”。
　　我向刘校长表示质疑宁可牺牲社会收益而完善自己道德标准的风骨。我说，文艺复兴的米开朗基罗，为了坚持自己的艺术和政治主见，受到教皇朱利斯（Julius）的辱骂甚至殴打，可是米开朗基罗还是为教皇画了西斯廷教堂的顶画《创世纪》，为教皇设计了圣彼得教堂的大圆顶，为教皇做了《摩西》、《奴隶》等陵墓雕塑，为政敌美第奇家族的教堂雕刻了《夜》、《昼》、《昏》、《晨》……如果用中国文人的道德圣经———“风骨”———去衡量，毫无疑问米开朗基罗患上了可鄙视的“软骨病”。然而，倘若米开朗基罗真铸造出一副中国文人的铮铮风骨，那还有那些彪炳于艺术史上的最伟大的作品吗？再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一部世界史或世界艺术史谴责米开朗基罗的道德，有趣而且有意味的是，史家们一致称道米开朗基罗是倡导人本主义、反对神权的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我问：“刘校长，您离开校长岗位年仅54岁，正当盛年，假定您当年去了厦门大学当校长，或者去了北京谋划全国教改，您后续的教育改革成就，可能会比拒当上述一切职务的今天的结果差吗？最可称道的风骨，是否应该是能够智慧地适应或者忍辱负重、发挥出最大化的个性创造能量、最终能使人类获得最大收益的人格？”
　　刘道玉沉思无语。
　　对于华夏民族的群体而言，中国文人的个人形象高于人类福祉的“泛道德”软件，是一个自杀灵与肉而企求留名青史的软件。这个数千年来像公理一样不可摇撼的“精英人格软件”，却远比焚书坑儒的“硬件”对民族智能库的杀伤力要大万倍。
　　
　　 4　“蔡元培驱动程序”

　　刘道玉教授已经进入古稀之年，早就退休了。他还因轻度中风使得他的右手和当年达•芬奇晚年的右手一样不便；可达•芬奇那时就停止了画画，只为法国国王指点城堡建筑和主持王宫游园活动，为何刘道玉还坚持退而不休“梦魂萦绕系教育”？
　　这与他常引用的蔡元培的一句话有关。
　　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
　　好一个“终极关怀”，好一个“虑及久远”。
　　刘道玉从世界教育史中感悟到，正是因为“终极关怀”和“虑及久远”8个字，杰出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历史转型期时的“民族精神的导师”。例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德国在复兴前夜的柏林大学校长费希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庆应大学校长福泽渝吉，以色列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希伯来大学校长魏茨曼等，他们都是所属民族的精神导师。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刘道玉说，此刻应该涌现出民族精神导师式的大学校长。他又说，我是不在位了，但我很愿意为在位的大学校长而谋，为国家教育而虑，继续“终极关怀”与“虑及久远”。就是这个“蔡元培驱动程序”使我退而不休，停不下来，直到终极。
　　我发问：“刘校长，我知道你离开校长岗位后发表了百万字研究当今中国教育的论文，是您以终极关怀的情怀对当今中国教育的沉思录。爱因斯坦说过，聪明的问题比聪明的答案更有价值，请问，您敏感到关于中国教育的‘聪明的问题’了吗？”
　　“不是聪明的问题，而是非常凝重的问题。你到大街上任意去问老百姓，最为怨声载道的：一是医疗，二是教育。医疗，已经被真想‘为民执政’的人士承认改革失败了，开始在寻找‘聪明的答案’。可是教育还没有个说法。如果以蔡元培的‘终极关怀’的视角来观察，我国的教育问题已经到了——怎么说呢？我只能引用国歌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如果套用禅宗的话，那真是要‘棒喝’了。”
　　“愿闻其详。”我说。
　　刘道玉沉吟片刻说：“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4个问题———教育体制、教育模式、教育方针、如何遴选大学校长等。这些研究一两句话实在难以概括，你若要进行评点，只好劳驾你细读我的书和文章了。我们这是老朋友重逢的聊天，不是学术讨论，我就给你说些画龙点睛的数字及现象吧。
　　“第一个数字，我国的在校博士生已达12．5万人，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博士生的人数是国家教育发达的主要指标之一，请问，我国的教育是世界第一了吗？第二个数字是‘211工程’，即要在21世纪建设好100所重点大学（当然是与世界接轨合乎世界标准的重点大学）。现在全世界称得上重点顶尖大学（Top　university）的只有50所，37所在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只有一两所。这些‘重点’都是他们几百年办教育的结晶。试问，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怎能在100年内建设100所重点大学呢？此外，这几年教育界掀起持续的‘升格热’：将中专升格为学院，将学院升格为大学，将大学的系升格成院……牌子越挂越大，名称越来越豪华。最激动人心的是在教育界‘打造航空母舰’，各地高校声势浩大地进行大合并。还有，各个学校急剧扩大招生，以武汉大学为例，10年内学生人数剧增了5倍。轰轰烈烈，让人想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情万丈的大跃进年代。我忽然记起恩格斯的一句话，他睿智地讽刺：‘你可以把鞋刷子叫做奶牛，但鞋刷子怎么也不能挤出牛奶来。’”
　　刘道玉的眉宇又深锁起来，活脱脱是罗丹的《沉思者》。
　　刘校长沉思片刻，他低调的语流，像冬天的长江，缓缓却又浩浩而来：
　　“常听你们作家叹息，文学被所谓的‘图像世纪’无可挽回地边缘化了；可是教育永远不会被边缘化，永远是所有国家与民族放在高端位置上操办的朝阳工程。这个工程，在现代教育制度形成之后，基本是国家行为，即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在办教育。因为，国家的安全靠国防，国家的兴旺靠教育，这是国家民族的两个命根子。我们却要把‘命根子’当买卖做，这就是事实上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老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从孩子入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一路都得交入门费，交各种名目的钱。能否上好的学校，不是以学业优劣来决定，而是钱。好幼儿园入门费就要一两万，其他的费用均不算在内；重点小学要两三万；重点中学要三四万；重点大学的价目更高。各个学校不管教师与学生的合理比例而恶性扩大招生；教授以创吉尼斯纪录的精神带几十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处建立空雷少雨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民营生意人与重点大学合办独立分院而发大财，在大大降低教育质量的前提下照发重点大学文凭……这些光怪陆离，全都是买卖，目的是‘创收’（高利润的美感表述）。你不觉得奇怪吗？在教育经费十分匮乏的我国，学校的校园越来越大，大楼越盖越豪华，教师们的灰色收入越来越高。
　　“这个买卖的必然结果是，老百姓的钱包越来越空，为孩子的受教育越来越愁。
　　“当然，国家主导办教育，不是国家全包，即使是发达国家，也还是在义务教育之外的高等教育收取一定的学杂费，同时也鼓励民间基金会开办私立教育。但是，绝不是像中国今天把教育当买卖做。买卖的利润追求是无限的，而学费的额度是由国家法律管制的。人才是国家渴求的创造型人才‘成品’，不应是每个家庭的望子成龙的‘产品’。想想吧，孔子的学费不过是一束干肉（不是一学期，而是全部）。当时的普通家庭就能承受，因此孔子才有3000弟子，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弟子，史称这为‘文化下移’。
　　“保证国家安全的军事国防都知道绝不能当买卖做，为什么保证国家兴旺的教育可以当买卖做？这可是世上最可怕的买卖。这买卖把全国教师都诱惑去谋取高利润，而不是谋人才、谋科研，以致弄虚作假，巧取豪夺，这会把‘科教兴国’卖光。
　　“有人对我说，你说几句批评教育主管机构的话，只会得罪少数主政者；而你现在大声疾呼要取缔中国式的‘教育买卖’，那就触犯众怒了。我说，这对国家而言就更可怕了，法不责众。
　　“当然中国还是有蔡元培‘终极关怀’式的教育家，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时清，为了保证人才质量，8年之内不扩招，不搞‘航空母舰’，不赶时髦。又如，清华大学陈丹青教授洁身自好而辞职，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宣布停招研究生，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不想以鞋刷子冒充奶牛而愤然申请退学。难得、难得，实在难得。这就是‘蔡元培程序’的希望所在。”
　　

　　5　人生命中何以能如此承受重？

　　米兰•昆德拉一部小说名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实，生命中也不能老是承受重。我觉得和刘校长重逢的谈话太凝重，有点吃不消。我想轻松一点，随口讲了一个去澳大利亚悉尼旅游提出的怪问：“有一年我到澳大利亚悉尼，看到了177O年第一个登上澳洲的英国海军柯克上校的登陆纪念碑，我就提了一个古怪的问题。柯克上校最早登上澳大利亚，是把这块地方作为英国本土的强盗、窃贼、杀人犯等刑事犯人流放之地的。这就是说，从统计意义上讲，后来的澳大利亚人是‘孬种’的后代，而后来的英国人是‘好种’的后代。可是200多年过去之后，无论是人文素质还是创造能力，从贼窝、强盗窝里孵化出来的‘孬种’的后代（今天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本土的‘好种’孵化出来的当今的英国人不相上下，何故？”
　　我知道这是一个开开心的历史谜题，并不期待有答案。
　　没想到刘校长一下又把话题拉到难以承受的“重”上去了。他说：“根本原因是教育，而且一定是制定了针对国民素质劣根性的正确的教育方针。”
　　哈，什么都往教育上扯，而且观点是那样的惊世骇俗。可是，会不会像弗洛伊德的“泛性论”那样变成“泛教育论”？我说：“我认为澳大利亚后代能与英国后代并驾齐驱，首先是口袋满，全民富裕。管子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富裕了，人文素质就自然调节上去了。”
　　“不，富裕只是必要条件，而教育才是充分条件。归根结底是教育方针。”刘道玉又凝重地进行推理了：“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像国民的劣根性是不可变的。其实好的教育方针能改变国民性。换句话说，正确的教育方针应该是针对本民族的劣根性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澳大利亚的教育史，肯定会发现他们历代教育家，提出并有效地实施过针对‘孬种’后代劣根性的教育方针。很遗憾，我们现在没有提出一个针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教育方针。有人会说，我们不是早就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方针了吗？非也。培养德智体是任何民族的通用方针，没有特别针对性。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最会‘窝里斗’，斗成一盘散沙；为针对这个劣根性，我们的教育方针中要加一个‘群’字，群体和谐、群体协作的‘群’，即团队精神。教育家陶行知指出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是‘笨手笨脚’，唱功高于做功，那么其针对性的教育方针应该有个操作技能的‘技’。我在我的教育著作中提出了一个6字教育方针：德、智、体、群、技、美……”
　　我静听着，意识流却离题旁流着，默默地说：“可圈可点的刘教授啊，你毕竟体弱有病，你毕竟到了七十古稀，岂能总是承受自找的那么多‘重’？”你不服气，在我的幻象中，你不以为然地对我摇头，无声地引用《论语》和我争辩，说：“我喜欢孔子说的三忘精神：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我在川上曰：道玉校长，道玉教授，道玉晶核，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