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人文学科的自杀和复活
   
                    祖 慰

【文胚】
中国古代诗论云“情乃诗之胚”；我这篇枯涩的文字是“惑乃文之胚”。
作为文化记者，我在巴黎采访过许多人文学科的讨论会。我感觉，所有人文的讨论会，和自然科学的学术会议迥然不同，尴尬又无奈，人文学人们宣读完论文后，常常会冷场，论辩很难展开。
原因既清晰但又让人惊愕：因为每篇论文的基本概念都理不清，缠不清，理还乱。举的例子吧。哈佛大学教授、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来巴黎宣讲“文化中国”，仅“文化”这个概念当下就有几百个定义在被使用。若要展开讨论，论辩者可以各自依据某个定义各说各话，无须偷换概念，就能在同一个概念下进行违反逻辑学同一律的诡辩。如果要让大家都集中到杜维明教授所下的文化定义上来讨论，马上就会对杜教授的定义的无法确定展开无休止无结果的争辩，因为，在人文学科所使用的自然语言符号体系中，根本就不可能下一个外延和内涵均确定的概念定义。
根据信息论，所谓信息就是对不确定的消除。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上册，第11页），不确切的就是非科学。那么，人文学科的学术讨论会，不可能消除不确定，岂不成了没有信息量的非科学的饶舌？
千古以追求发现真理为崇高目标的人文学科，被说成是“没有信息量”的论述，这太危言耸听了吧？
本文就来慢慢解析这个耸听的危言。

哲学的自杀
 世上最大的动物鲸鱼会自杀；人文学科中的最博大的哲学，居然也会自杀。
 被誉为当代哲学天才的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影响整个思想界的名著《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处写道：“哲学的正确方法，就是等别人发表形而上学的言论，然后向他表明那是胡说。”
 传统哲学认为，哲学研究的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和体系，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当然就是形而上的学说。当代哲学界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人们许多信念的前提假设，哲学任务是不断地向人们信念的假设前提进行质疑和挑 战。所谓哲学家，就是从事这种质疑和挑战活动并使用同样可以受到别人批评检验的合理方法的人。（1）无疑，现代哲学研究的还是形而上命题。
 由此可见，无论传统还是现代对哲学，其功夫全在做“形而上”（即解释经验范围以外的问题）。这倒好，哲学家自己出来宣布哲学的形而上全是胡说，那不就是哲学的自杀吗？那不是自废武功吗？难怪英国人把这惊世骇俗的维特根斯坦的结论叫做“奥康剃刀”（2）!
哲学就是用这把“奥康剃刀”自杀的。
 引申开去，其实所有人文学科都是弄“形而上”的。这样一来“奥康剃刀”连带把整个人文学科都给杀掉了。
 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先导的逻辑实证主义，用什么理由让哲学自杀的呢?
 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认为，任何论述，只要不合规范（即不以逻辑和数学的规范陈述），或不能以经验相检验，就毫无意义。他们首先继承十九世纪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恩斯特•马赫提出的观点：既然我们是通过自己的感觉获得有关科学事实的知识的，那么作为最后一着，科学必须成为感觉的描述。接着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新量子理论的成就来证明他们的“能检验才有意义”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明：除非你考虑如何验证关于同时性的论述，你就不能赋予诸如同时性这样的概念以意义；也就是说，谈论事件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意义，取决于同时性是如何在观察中被实际确立的。对于量子理论也是这样。在量子论中，未给予粒子同时具有精确的速度和准确的位置的概念以任何意义，因为根据“测不准原理”，测量速度会影响位置，测量位置则会影响速度，无法加以验证。他们由此断定，有意义的论述只有两种。一种是关于世界的经验性论述，他们的意义在于能被验证。另一种是数学或逻辑陈述，此种论述纯系自我验证，正确者是同义反复，错误者则自相矛盾。如果一个论述不属于上述两种类型,则该论述毫无意义。这样,他们给了哲学、宗教和所有人文学科一条“无意义论述”的绳子，让他们集体去上吊。在哲学上吊得奄奄一息时，他们却又松开了绳子，要哲学换一种活法，说：“哲学的任务变了：去当自然科学的侍从 ，用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去澄清科学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区分科学论证的方法是否合理等等。”他们认为科学做的是关于世界的论述，那是一级主题，哲学只能做二级主题——论述科学关于世界的论述。用吉尔伯特•赖尔的话说，哲学是“关于论述的论述”。
 弄了几千年的属于最高智慧的哲学，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干脆连“哲学”的条目都没有了。
 按我看，哲学的“自杀”，不仅是因为它的命题不可验证，还有更糟糕的、先天性的宿命原因。
 哲学和所有人文学科，使用的符号体系是自然语言（日常语言）。我写过一篇题为《（自然语言的）概念在过饱症中胀死》的散文（3），描绘了自然语言的概念，因为不愿意造太多的新词（概念），就在旧瓶里不断装新酒，即不断地对老概念进行新的界定。多少万年积累下来，大部分概念的定义就不是一个，而是几十、几百个。譬如“自由”这个概念，在古罗马时，其定义是“自由乃是从被束缚、被虐待中解脱出来”。到了十九世纪，研究人类自由史的英国艾克顿（Lord Acton）爵士，就收集到了两百多个关于“自由”的定义。何止是“自由”一个概念？像“美”、“文化”、“精神”、“爱情”、“思维”……等等不胜枚举的自然语言概念，全因为定义太多而“胀死”了。为何说“胀死”呢？定义越多，外延就越大。按照逻辑学，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小，当外延趋向无限大，例如像中国的“道”，外延大到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地步，其内涵就趋向于零，概念就“胀死”了。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一定是内涵等于零的废话。所有概念世代人们塞进去了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内涵，甚至是相互抵牾的内涵，使得概念充满着歧义。今天若要进行诡辩，根本用不着像古希腊诡辩家那样去偷换概念，完全可以在使用同一概念下利用歧义而违反同一律进行诡辩。最有趣的例子是，当下国际间关于“人权”的对话，都是各国依凭各自的定义，在同一概念下进行着“辞正义严”的违反同一律的诡辩。
 凡正确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必须在所有概念没有歧义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反之亦然。
 于是，标志人文学科水准的所谓的“学理性”，因为其先天概念的不确定就被连根拔掉了。

      不灵的药方：人工语言
 自然科学的符号体系都是人工的、数学化的，每个概念都有消除了歧义的定义。在这样条件下的逻辑操作才是有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们，他们中的多数是“两栖型”的学者——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哲学家，如罗素是数学家，维特根斯坦是数理逻辑学家，石里克是物理学家，卡尔普纳是数理逻辑学家。他们自然就会想到如物理学那样，试图为哲学建立一套人工语言，用来治疗自然语言的先天性的歧义问题。经过他们几代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人工语言学派”。
 其成效如何呢？
 《西方文化百科》（4）一书对此介绍如下：

 人工语言学派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个派别。这一派认为，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因此主张借助数理逻辑的符号体系造出一个理想的人工语言。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弗雷格。罗素和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一书中，实际构造了这样一个人工语言系统。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也持这一观点，特别是卡尔纳普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设想过两套具体方案。一套是“现象主义的语言理论”，注重个人的直接经验，注重对经验和现象的直接描述。但它解决不了一些自然科学理论性概念无法直接观察的问题和个人经验缺乏公共性问题。于是他又提出第二套“物理主义的语言理论”。主张证实一个科学命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翻译成物理语言，凡是不能翻译成物理语言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物理语言指的是以观察为根据并描述时间空间状态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最大好处是具有公共可观察性，即用这种语言描述的事件，在原则上可以被所有人共同观察到。他们提出用物理语言统一全部科学的口号。但是，物理主义语言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对于思想、精神、观察不到肉体变化的感知觉、心理现象的研究，都使它无能为力。

 “人工语言”的设计终于以失败告终了，没有能为哲学和所有人文学科的符号歧义病找到仙丹灵药。
 也许有些人文学家不服气，反驳说，人文学者完全可以自己来精确界定概念。在这个外延和内涵都确定了的概念体系下，再进行合乎逻辑规则的推理，当然就能得到具有学理性的真理。
不，人文学者们不可能做到。
人文学者在界定自己的概念时，必然要应用现有的“类概念”和“种概念”。例如，黑格尔给“自由”下的定义是“主观意志和客观规范合二而一”，他使用的日常语言中的种概念是“主观意志”和“客观规范”，使用的类概念是“合二而一”。无论种概念“主观意志”与“客观规范”，还是类概念“合二而一”，在日常语言中又都有着上百个以上的定义，充满歧义，这又得再给它们下定义。可是在对它们进行定义时，又必须在日常语言中选择相关的种概念和类概念，而这些种概念和类概念又充满歧义……。这样无限循环下去，完全是一个无可穷尽和毫无结果的界定过程。因此，人文学者大言要对自己使用的概念做到“无歧义的界定”，那是一个自欺不欺人的“乌托邦”。

   人文学科有三个不可能具有确定性的“宿命”
 学问之初，无论中外，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是混在一起的。
在人类语言的语词上把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分开是19 世纪才发生的事。183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上，著名的科学史家威廉•休厄尔才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造了个“科学家”（Scientist），用来称呼像法拉第那样在实验室中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们。在这之前，像伽里略、牛顿等历代研究自然的人都称为自然哲学家。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纯属于自然科学的力学巨著其书名就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直到1809年进化论的先驱马克出版的生物学代表作，还叫《动物哲学》，人文和自然科学到此还是个“连体儿”。
 人类怎么会弄出个哲学和科学来的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篇中解释道：“当今人们开始从事哲理的思考和探求，都是由于惊异。他们最初从明显的疑难感到惊异，便逐步进入到那些重大问题上的疑难，例如关于日月星辰的现象和宇宙创生的问题。感到困惑和惊异的人想到自己无知，为了摆脱无知，他们就致力于思考，因此，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求知和追求学术，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这就是说，人有天赋的好奇心，有强烈的给自己产生惊异的对象的解释欲望，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在开始都是受好奇心驱使的，以求得一个没有实用目的满意的解释。
 人们对日月星辰等天体现象的惊异，对控制个体行为的风俗习惯的惊异，起初都是用宗教和神话来诠释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诠释由神来创世造物，由神来为人类制定道德秩序。在西方，古希腊人发明了逻辑之后，他们才开始了用人的合乎逻辑的思维——自然哲学——去解释人的惊异。
 当然，自然科学中的欧几里德几何学，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和浮力定理都在开始时就被实用了，这就是科学史上的所谓“工匠传统”。但是，它们还是离不了所谓“哲学传统”。一直到十七世纪的笛卡儿，将自然科学数学化，用数学演绎的符号体系代替日常语言的推理体系，才获得了定量的精确性。后来，伽里略倡导实验加数学的方法，牛顿又提出实验归纳和数学演绎的方法，于是开启了现代科学，使得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逐步独立出来，成为主要是为了征服自然的有实用目的科学。
 当现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后，哲学等人文学科，就剩下解释人的精神领域的“形而上”地盘了。
 用数学加实验的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可预测性的准确性。它在人类物质生产中不断创造奇迹的事实，尤其是产生了工业革命的辉煌成果，使得人文学科的古典光辉－－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为王的光辉－－黯淡下来。这样，一种模仿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泛数学主义”流行了开来。这个人文新潮流认为，数学不仅统领整个自然科学，还要统领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德国当代哲学家、思想史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一书中举例证明了这种“泛数学主义”的存在：“格老休斯（Hugo  GROTIUS）所制定的现代自然法（Naturrecht）即就是建立在法律知识与数学知识之间存在着的一项彻底的类比之上的；而斯宾诺莎则建造了一崭新的伦理学，这一伦理学以几何作为其取法的典范，并且藉着几何的典范去描绘出其目标与途径。……因为只有如此，数学性思维之网，才能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把物体世界与心灵世界、去把自然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予以全部笼罩。”（5）
 卡西勒接着就指出，这种在人文学科中应用的类比式的泛数学主义，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就开始说“不”了。
人文学科是在价值和意义上做功夫的，价值和意义怎么能用数学方程式表达呢？
 这便是人文学科不可能获得像自然科学那样准确的宿命之一。
 之二是，人文学科更不可能做到自然科学的实验和观察实证。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具有性质上的恒常性与法则上的恒常性，因此可以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或观察，去验证由逻辑推出的和用数学表达的理论。我们称这种实验验证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实验自洽”。人文科学的对象——广义的人文学科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在西方，通常认为包括语言、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艺术的研究等－－大凡是不可重复的有生命的“个别”，根本不可能进行可重复的实验，宿命地没有保证命题有可靠的“实验的自洽性”。
之三是，人文学科没有自然科学体系里的“公理自洽”。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中，理论前面就有被我们千万次经验不证自明的五条公理。凡根据公理按逻辑推出的所有定理都是正确可靠的。我把它称之为“公理自洽”。可是，所有人文科学，只有理论前的假设，如老子的“道”，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萨特的“存在”等等，这些假设都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因此就不能保证从理论前的假设所逻辑推导出的各种命题的可靠正确，人文学科宿命地不具备“公理自洽”性。
 一言以蔽之，由于不可能将充满歧义的日常语言改变成没有歧义的数学符号体系，由于没有自然科学式的理论前的“公理自洽”或理论后的“实验自洽”，人文学科宿命地就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那样可验证的确定性。所谓人文学科的“逻辑上的学理性”，不过是个不能保证理论确定性的“花架子”而已。
 马克思经过可谓严谨的逻辑推理，声称发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了预测，对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进行了设计。然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国际性实践，还是像柏拉图逻辑推理出来的“理想国”一样，是个乌托邦。又如，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有多少苏联和东欧问题的研究所，有多少关于这方面的专家，可是，没有一个研究所和没有一位专家对1989年开始的东欧及苏联的共产制度做出预测。即使是以日常语言为符号体系的社会科学，因为也是与人文同样的三个“宿命”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对几年前爆发的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提出预警报告。这些例子，不能说明人文学者没有才华可为，而是这个学科的特色所不能为。

 中国的人文学科是怎么做的？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在《智慧之路》中提出一个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的观点，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六百年中，出现了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德莫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等一大批哲人，他们排除了人类神秘的“原始思维”对宇宙的神话解释，开始用理性思维对自然、社会和人进行审视和沉思。（6）
 可是，虽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与古希腊思想家们同在“人类文化轴心时代”之中，因为没有能发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最核心部分——三段论证法（7），因而他们做人文理论的方法是截然不同于同古希腊思想家的逻辑论证方法的。
 从春秋战国的老子、孔子开始，直到清朝的王夫子、戴震，两千多年的中国人文学科都没有进入逻辑操作。他们的方法是在自己极其丰富广博的人生阅历基础上进行宁静了悟，待获得解释人文对象的超常心得时，不是用逻辑论文文体阐述，而是用“随感散文”的文体来加以表达。 
 约公元前六世纪的老子，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位思想家。他的五千言《道德经》创立了道家学派。他在《道德经》中介绍了做学问的方法：“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第四十七章）。不出门、不望窗外就能知天下、知天道，当然是自己静心了悟而得的了。比老子小二十多岁的创立儒家学派的孔子，他也是主张“仁者静”（<论语>「雍也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合起来就是静思。这种静思的方法，在他的学生曾子那里，表现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篇」）。这一天三次反省，当然不是逻辑推理，而是沉思感悟。
 老子、孔子开创的以“静心了悟”的方法来做人文学问的规范，就此传之千秋。庄子提倡的达到最高的“真人”境界的“坐忘”（《大宗师》）方法，相当于一面做气功，一面颖悟得道。荀子总结出以“虚一而静”（《解弊》）的思维方法达到“大清明”的彻悟，就是要虚心、专一、清静。把儒学神化的董仲舒，他那套“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理论——“名教”，是怎么弄出来的呢？他自己没有说，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用诗为他总结出来了：“吾爱董忡舒，穷经守独幽。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满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服。”（《司马文公文集•读书堂》）由此可见，董仲舒也是“守独幽”三年才得到的大悟。儒学第二里程碑“理学体系”的集大成者朱熹，他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便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子语类》卷十五），格物穷理多了，忽然在某一天融会贯通而达到大彻大悟。这个“格物”，就是对着万物冥想，把心里本来就存有的“理”给激活，达到顿悟。悟出“心外无物”和“满街都是圣人”的完成儒家“心学体系”建构的王阳明，就是在他三十五岁那年，被贬到贵州龙场，日夜端坐，静思默想，忽然在一天夜里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便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龙场得道”的佳话。（《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被称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者（著有可和卢梭《民约论》相媲美而比卢梭早一百多年的《明夷待访录》）、写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巨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是在他参加八年抗清的浴血战斗失败之后，经四十年静心感悟造就的思想硕果。（黄玺炳：《黄梨洲先生年谱》）。清代另一位中国古代思想集大成者、提出“太虚一实”、用太虚之气解释宇宙的王船山，在三十六岁那年，先是隐姓埋名躲到深山的苗族和瑶族的山洞里，后来隐居衡阳莲花峰和石船山下，“晨夕杜门，静心思索，开始了三十余年的著作生涯”。（《十大思想家》第196－197页）。他的八百多万字的《船山遗书》,全来自一个和老子、孔子一样的“静悟”！由此可见，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无论是儒道佛哪个学派，中国思想家治人文学科的方法都没有进入逻辑，全是一个”悟“字了得！
 正是因为思想成果是颖悟之果，选择的文体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逻辑文体，而是非常自由的诗性散文文体。老子用的是散文诗，孔子用的是散文式的语录（这和柏拉图的对话体是绝然不同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虽然也是师生间的对话，但是每位发表的论证都是按逻辑方式进行的，《论语》中的孔子和学生的对话，都是说自己的感悟（结论），不加任何逻辑论证）。庄子的文体是散文式的寓言。以后的历代思想家的文体，都是这种诗性散文文体。中国人文学科，其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文体）是十分匹配相谐的。
 中国古代哲人没有发明逻辑，只能用感悟来做人文学问，反而是歪打正着。因为已如前述，人文学科用日常语言作为符号体系，没法消除概念的歧义性，不能满足进入逻辑推理的条件，西方人文学科历代所用的逻辑操作，反倒是没有学理性的错误的方法论。
 然而，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这套非逻辑体系治人文之学的方法和文体逐渐消亡了，应运而生的是学习西方的逻辑加实证的方法来做人文：这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怎样复活？
 
 既然人文学科不可能提供像自然科学那样确定的理论去设计未来，连所有的预测都是没有逻辑依据的瞎猜，那么人文学科还有什么用？为什么几千年来人文学科没有消亡？
 因为，人文学科有着自然科学无法替代的两大功能。
一，解释精神领域的疑问。
人类有一种“精神本能”，即对世界和自身不断地提问、追问，力求得到自圆其说的解释，以满足人才具有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消费——解释欲。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英国功勋勋章获得者艾赛亚•伯林爵士把人的解释欲称作“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人的欲望；是被一些最富想象力、最有智慧和才华的人所深深体验到的。”（8）
从人类的认识发生史看，早在懵懵懂懂的人类“童年”，就开始问天问地问自己的问题了。问来问去，追问出了懵懵懂懂的回答，那便是神话、宗教、星象占卜、原始自然科学等的解释。
后来，自然科学以其可重复实证的确切回答，不仅满足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解释欲，还具有预测和实用的伟大功能。
然而，自然科学却无法满足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领域现象的解释。这两个领域的解释，一直由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来担当。由于其符号体系是日常语言，一直只能以得到“相对比较满意的解释”的标准来满足人类。美国哲学家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说过：“所谓（人文学科的）真理，就是对于前人对其更前一辈的先前人的理论的解释的再解释的最高成果。”（9）。
前面说过，政治学家没能预测柏林墙的倒塌，经济学家不能准确预警东南亚的经济风暴，但是人类并不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苛求责备。只要在柏林墙倒塌、以及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人文学家社会学家能上电视、写文章，做出成千上百个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使得大众满意，那也算是人文学科所特有的一个功德。
 二，振聋发聩的对社会时弊的批判，乃是人文学科的主功能。
当社会处于危机时期，人们已经感知到了严重的社会时弊的经验事实，某个敏感的人文学者，首先用日常语言，向处于危机中的大多数人大声疾呼，对时弊提出有理有据的批判，这时，人文理论就有着振聋发聩的对社会现状进行颠覆的伟大功能。这是自然科学所不能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以人文主义对于积弊千年的神权的批判，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对王权专制积弊的批判，中国“五四运动” 对于数千年旧礼教和旧文化积弊的批判等，都是人文主功能的伟大体现。
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对其老师柏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开始，在那里就萌生了人文的批判传统，充分发育出了人文的主功能。因此西方的人文史，学派林立，思想家辈出，对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的演进起着“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号角作用，为社会的新价值体系进行“精神立法”。因此，西方把知识分子界定是具有独立人格并能进行独立批判的文人。
然而在中国，自汉独尊儒术以降，中国文人的主功能是“注经”：证明圣人的话如何正确，证明皇帝的旨意如何圣明。主流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争当“王者师”、军师，一心帮着主子弄出个能够写进历史的什么安邦定国的“理论”来。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历代中国人文学人，都被“注经”的这把刀，将人文批判的主功能给阉割掉了，因此中国盛产一个道统中的注经派名士，很难涌现振聋发聩颠覆社会时弊的思想家。“阳萎人文”成了中国特色。即使现在已经消除了文字狱的地区，那里的主流文人还是以当“国策顾问”为殊荣。
当然，在这里必须强调，人文的批判，是在大多数人已经感知到社会时弊丛生的经验事实之上的批判，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让政治家操纵大众的以文化为借口的暴力“批判”。从孔子批到爱因斯坦的“大批判”，不但没有任何“社会时弊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是刻意对人类积淀的精英文化的摧毁，是人文的恐怖主义。
总之，如果人文学科不想自杀或他杀，只能在以上这两个功能、特别是社会时弊批判的主功能中复活。

        几句大实话
 罗素说过一番很有趣的话。他说：哲学家的中心思想其本质上都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之所以弄成晦涩的长篇大论，那是为了击退那些实在的或想象的反论，是架在城墙上的机枪大炮，用来吓唬任何潜在的论敌的。
其实我用了吓唬人的长篇大论所讨论的问题也极其简单明了。人文的问题，既不是“水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 那样的属于普遍经验论的可用实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如何证明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那样的由数学和逻辑解决的规范化问题。它面对的是人类的价值、意义等精神领域的问题，无法用实证解决。人文学科不能建立起没有歧义的人造语言，所以无法用规范的逻辑及数学解决问题。那么，所能用的办法，就是面对着既不是经验问题又不是逻辑问题的第三类人类精神问题，凭着自己在当代最前沿的最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人生阅历，去自由联想，也就是去忽然颖悟，然后，用当代人喜闻乐见的非逻辑论证的文体把颖悟表达出来。其目标是：提供较前人在某个问题上的更满意的解释；或者提出对当代存在的时弊进行令众人心悦诚服的批判，以催化社会演进，如此而已。
 如果耶稣的复活是为了拯救人类，那么，人文的复活是为了拯救自己。
 
       
 
 注解：
（1）布莱恩•麦基：<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第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2）奥康，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他提出要对以往一切理论传统进行反省。他这个论点被人称为“奥康剃刀”。
（3）祖慰：散文集<面壁笑人类>第59页.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
（4）孙鼎国主编<西方文化百科>第10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卡西勒：<人文科学的逻辑>第12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6）<现代思想史学派文选>第39页。
（7）据中国学者金观涛的研究，中国以研究逻辑著名的墨子，没有发现形式逻辑最核心的的原则－－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证法。金观涛、刘青峰著：<探索与新知>第285页。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
（8）麦基：<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第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9）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 The Harvester Press,1982,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