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接续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富强”梦，在经济领域确实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因其改革战略上的严重失衡而导致弊病丛生，隐患深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赵紫阳在主持政治改革的研讨和方案设计过程中，对中共原有改革战略的补偏救弊和对改革思路的开拓，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都不仅前所未有，也是迄今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未曾见到的。他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经验财富。
一、赵紫阳与叶利钦的不同命运
这些年来，每当念及赵紫阳先生六四后的处境和命运，我便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叶利钦自传》中这样一段话：“在斯大林时代，过时的干部都得枪毙；而赫鲁晓夫把他们送去养老；在勃列日涅夫萧条时代，这些人则被发配到小国去当大使。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又创新例，跌了一跤的人还可以尝试着重新回到政治生活中来。”
叶利钦“跌跤”是在1987年。那一年，在苏联政治舞台和西方媒体中风头正健的叶利钦，突然因为与戈尔巴乔夫政见不合而被撤职，政治上似乎被“冷藏”起来。可是，仅仅两年多以后，他又神奇般地“光荣复辟”，通过苏联历史上第一次（1990）自由选举，顺利地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叶利钦无疑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他政治生涯中的这次严重挫折，恰好发生在苏共的政治迫害业已终止、而苏联的民主化进程正起步如飞之际。
赵紫阳在1989年也“跌了一跤”。他倒是没有象彭德怀、刘少奇那样被活活整死，也没有象陆定一等人那样被打入秦城监狱。可是，中共当局却把他的家变成了一座监狱！早在六四前夕，他已经处于被“审查”状态，失去了自由。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位年届耄耋、历尽沧桑的老人，已经在软禁中度过了十五个寒暑。据鲍彤先生介绍，在当局日夜严密的监控下，赵紫阳几乎已被剥夺了为正常生活所必须的起码的自由。甚至在晚上，赵家的前大门还要“被人用自行车锁从外面锁上，以此来限制他和他的家人呆在家里”。
是的，较诸彭德怀和刘少奇，赵紫阳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者。可是横向比一比，赵、叶命运之间的落差，该如何计算呢？这种反差向世人折射出一种无情而严峻的现实，就是直到1989年，中共政治文明化的程度，大体还处于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之间！－－这么一点点“进步”，是不是太可怜了点呢？因为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那时文革结束已13年，改革开放也已经10多年了啊！
明于此，当不难体察紫阳先生在领导中国改革的那些年月里，其处境之艰难和政治风险之高，恐怕是超过一般人想象的。我以为，要客观公正地评价赵紫阳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和他在八九年那场危机中的作为，首先须将当年的人和事，提到上述严酷的现实政治背景中来进行观察。否则，哪里还谈得到“理解的同情”呢？
二、赵紫阳为什么与邓小平决裂？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记得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曾发表“五二九”讲话，重提并强调了赵紫阳当年所阐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于是，海外不少论者即认为，江泽民已摆脱了元老派的操纵和控制，推行了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不消说，这种观点只看到了江、赵之间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但是，我们显然也不能否认，“赵规江随”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有关经济改革的某些主张上，不仅邓与赵、而且江与赵之间也有交集。但这“交集”却丝毫掩盖或遮蔽不了邓赵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分歧。
假如说，这种分歧早在1987年胡耀邦被罢黜时已有所暴露，但还远不够充分，那么，在八九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分歧则不仅公开化，而且演变成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了。与此相关，邓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过的一句话，是颇堪玩味的。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试问：这是为什么呢？或者就邓赵关系而言，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难以调和的分歧，以至或早或晚，必定导致赵与邓“分道扬镳”？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两个人（案指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可见在老邓看来，“反自由化”兹事体大，来不得丁点含糊。象胡耀邦那样反自由化“不力”，要罢官；如赵紫阳这般支持自由化，更要罪加一等。换言之，邓坚持“两个基本点”，主张“两手都要硬”；而胡是“一手硬，一手软”；赵紫阳呢，经济改革这一手很硬，没得说，但是他的“另一手”，却把 “反自由化”这把“刀子”给丢掉了。由此看来，1989年邓赵之间的那场冲突，直接的起因是双方对“反自由化”这把“刀子”的态度截然相反。
三、邓小平的“基本路线”和改革战略
所谓基本路线，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一个中心”系指“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分别指“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如果再仔细点说，“四项原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肯定的方面是“四个坚持”，否定的方面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革”则通常是指“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其实不止于此，下详）。
有论者认为，“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矛盾，是这条路线的内在矛盾；八九年那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就是这一矛盾激化的产物。这是一种很流行的观点。不过在我看来，真正的矛盾还是来自于“人”，来自于人们不同的立场和选择。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对改革开放所怀抱的预期目标不同；其二，人们为自己的预期目标所选择或建构的辩护系统不同；其三，在如何处理由上述两类差异所引发的矛盾、冲突的问题上，人们所主张或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问题，那么显而易见，“两个基本点”究竟矛盾不矛盾，取决于将它们置于何种辩护系统。譬如说，如果把市场化改革放在传统马列斯毛的理论框架中来观察，那它肯定是与“四项原则”尖锐对立的。但是，若换一种参照，比如将之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中，则二者间的“矛盾”就未必存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再比如说，一个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必定认为，“专政”与他心目中的“改革开放”绝对难以调和；但对于一个威权主义者来说，“专政”不但与改革开放不矛盾，而且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所必须的。如此等等。邓小平曾斩钉截铁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其着眼点正在于基本路线与其改革战略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他之所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无比敌视，誓言要一反到底，几十年不放松，也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化”有害于他为中国改革拟就的“百年大计”。所以我认为，只有从改革战略这种视角来进行观察，邓与胡、尤其是邓与赵之间的根本分歧，才可能看得分明。
那么，邓小平为中国改革拟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蓝图，又是怎样的呢？
概而言之，邓小平的战略目标只有四个字，就是“强国富民”。与此相应，他虽然并不一概反对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从原则上说，邓小平既没有政治改革战略，也没有社会改革战略；而只有“发展战略”。他的发展战略可分为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
第一，是“强国战略”，具体地说，就是从1980年开始，分三步走，顺次跨越主要以国民经济总产值（GDP）和人均收入为指标的“三个台阶”，最后的目标锁定在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现代化”，初看起来，似乎与周恩来、华国锋当年所谓四个现代化没什么区别，其实不然。因为“四个现代化”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产品经济的特征；而邓的“现代化”则着眼于包括国民经济总产值和人均收入在内的经济效益，已经褪去了计划经济、产品经济的色彩，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第二，是“富民战略”。这也是一个“三段式”，即“温饱－小康－共同富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温饱”而“小康”，继而通过各种方式来缩小地区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差距，以实现“共同富裕”。
邓在九十年代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基于“强国”和“富民”这两个战略目标；而“发展”的“关键是经济发展”。所以，他念兹在兹的也总是“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富裕”，离不开“强国”和“富民”这两个主题。只是“强国”与“富民”，看来并不是他的习惯用语。这两个标志着中共改革战略重心的关键词，是由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而郑重地提出来的。
回头再看邓小平为中共制定的基本路线，其宗旨和意义就更加清楚了：邓提出这条基本路线，主要不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原则或理想，而是直接为他的上述战略目标和战略蓝图服务的。在这种意义上，这条基本路线既可以说是一条“强国富民”的路线，也可以说是一条维持和巩固中共统治的路线。因为邓小平始终坚信：只要国强了，民富了，共产党的政权自然也就巩固了。所以他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可见“强国富民”与巩固政权，在邓那里原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所谓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四、赵紫阳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和补充
中共的基本路线以“四项原则”和“反自由化”的名义，从两个方面对政治改革构成了极为严厉的限制。第一，“四项原则”好比“如来佛的手掌”，有了这个“法宝”，就是政治改革的喊声如同山呼海啸，业跳不出中共的“掌心”了。第二，“反自由化”是“一把刀”，使政治改革几乎无时不面临被扼杀的威胁。因此，在 80年代的中国，政治改革通常只能利用反自由化的“间歇期”为自己“热身”，做“准备活动”。六四后，连这样的机会也几乎完全丧失了。
回顾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进程，可以发现：在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来年间，这样的间歇期屈指可数。1978年年底那次，政治改革基本是一无所获。 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由此在中国刮起了一阵政治改革的“春风”，可惜延续的时间极短。由于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国内也出现了财政困难，酝酿中的政治改革很快就因陈云等人的极力反对而被迫停止下来。事实上，那一波被许多人极力称颂过的“政治改革”，其结果主要是大体恢复了文革前所谓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若说有什么“新”东西，就是给这种体制平添了不少“老人政治”的色彩。 此后邓小平重提政治改革是在1986年，那主要是因为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展，原有的政治体制从多方面牵制和阻碍着经济改革；同时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主导的前苏联的政治改革，在中国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反响，无形中对中国领导人构成了一种强大压力。正如邓小平当时所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翁逯聘母镉ψ魑母锏囊桓霰曛尽薄?BR> “政治改革”虽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但他提出政治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那种全局性动乱的重演和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而已。因此，他对政治改革提出的两个基本口号，就是“秩序”和“效率”。所幸这一次有关政治改革的研讨、方案设计和政策制定，是在富有开拓精神和理智务实的赵紫阳的领导和鲍彤先生的组织下进行的，其对原有改革思路的开拓和战略上的修正、补充，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都不仅前所未有，也是迄今在中共的官方文件中未曾见到的。
我认为，赵的主要贡献是：他充份利用了相对有利的时机，从目标、模式和进程诸方面开拓改革的思路，修正和补充原有的改革战略，为开启全面改革的新局面做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也达成了一些直到现在仍然对中国改革可能具有某种启发意义的成果。粗略地说，这些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项：
第一，提出了“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口号。他在1987年7月讨论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时说，“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问题，决定了不能很快现代化，同时要解决。实际上政治体制有现代化问题。”这不仅使政治改革在目标选择上突破了原有的狭隘界限，即为经济改革服务和避免文革式动乱重演；而且明确指出：在中国改革的近期和长远目标中，应当包括“政治体制现代化”。
第二，确立了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原先那种带有浓重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政治体制，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正如鲍彤所说，“革命体制最明显的特点是群众运动、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两大法宝，现行体制仍然是这个色彩，没有大的改变。从革命年代，经过建国后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推到了极端，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和武装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这种全能的无所不包的体制应该改变了，要转变到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使社会的每个细胞都发挥它的功能，而不能光使中枢发挥作用”，这也就是要转变到 “建设体制”，即“各种社会细胞按照其本来性质在一定规范上运行”的体制。 第三，设计了一个触及旧体制根本弊病、且比较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旧的政治体制至少有三大弊病：其一是权力过份集中，即在党政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党，在中央地方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中央，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政府。其二是人治色彩相当严重，集中地表现在家长制、私人依附和政治运作上的非程序、非规范、非制度化等方面。其三是政治运作和政治信息的封闭性。针对旧体制的这些弊病，当年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改革总体设想”和他在“十三大”所作的 “政治报告”，确定了政治改革的下述原则和与之相应的一套政策和措施：
首先，实行党政分开，对过份集中于党的权力进行相对分割，并使党、政之间的职能相对分化。主要具体措施是撤销国家机关的党组，取消各省市党委中与同级政府中对应平行的部门，取消地方党委中不担负政府工作、却分管政府工作的副书记和常委职务、在企业中推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凡适于地方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再次，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便在干部任用上克服人治、反对腐败，为建设稳定高效的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紫阳所倡导的 “政治开放”。 政治改革的这一研讨和方案设计，在当时必然受到多重的限制和阻挠。在不允许怀疑、改变基本政治制度(如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等)的前提下，包括赵紫阳在内，所有参与改革研讨和策划的人，都只能以“改善”和“加强”既有基本制度的名义，来曲折地提出政治改革设想。同时，邓当时还对赵紫阳下达过两条明确的禁令：一是“不能搞三权鼎立”；二是“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可想而知，赵在政治改革领域内的活动空间，实在是极为有限的。 赵紫阳主持制定的这些政治改革的设想、原则和措施，虽然还并不直接属于民主化改革的范畴，但显然直接触及了旧体制的根本弊病，有利于原体制逐步向规范分权和政治运作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转移。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则有助于建立稳定而有效的行政体系，对于实现平稳的民主转型也是有益的。而且，尽管 “三权鼎立”历来是中国大陆众人皆知的政治禁区，但奈何赵紫阳可以借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作文章？他鼎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更认同和倾向于“党政分权”。因此，在他的认可下，最初拟定的政治改革方案仍然为突破这一禁区做过大胆尝试，以至受到了邓小平的批评和警告。须知，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胡耀邦被迫下野和“反自由化”运动之后，假如没有超常的政治气魄，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不仅如此，赵紫阳甚至还提出了“政治开放”的口号，认为“民主问题不能回避”，而扩大人民的知情权，通过政府与人民之间制度化的协商对话，正是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开放，使中国逐步走上现代民主轨道的重要途径。为此，他还着重提出了包括工会改革在内的各类人民团体的改革问题，认为由“党包办、
代替”工会的那一套传统作法应当改变。这其实正可看成是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相配套的一种社会改革。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从目标、模式到实际进程诸方面，对中国原有的改革战略作出了“修正”。
遗憾的是，“修正”的实施过程极不顺利。到1988年中，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实际已被迫陷于停顿状态。那时，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半年多之后，在北京爆发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成为检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改革上是否具有诚意的试金石。面对当时那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赵紫阳试图把解决危机与兑现“十三大”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结合起来，坚持遵照“十三大”所确定的政治改革原则和政策，主张通过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是把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从思想、言论和“书面条文”的层面，推进到了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在这种意义上，赵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之间的决裂，不止是思想观念的，而尤其是实践的！
然而，“六四”的枪声却无情地宣告了他这次政治改革尝试的失败。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派在1987年那次以胡耀邦被废黜为标志的失败，不免有点“凄凄惨惨戚戚”的话，那么，赵紫阳在“六四”前后于重大历史关头在基本政治原则问题上所表现的坚定、高贵和从容，却为改革派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这次全局性失败，平添了不少悲壮和光荣！
然而，自此以后，由赵紫阳主持制定、曾得到邓小平认可、并经中共“十三大”批准通过的、以全面的渐进改革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改革战略，已被束之高阁。
是的，无庸讳言，赵紫阳当年的政治改革实践失败了。然而，就政治改革的思路和方案设计而言，赵紫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贡献却无疑是多方面的。这些贡献乃是业已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紫阳先生留给后来者的一笔宝贵的思想和经验财富！
从以上所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改革战略上，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根本区别在于：在邓小平的改革战略中，政治改革处于从属、服务于经济改革的地位。他实际上只有旨在“强国富民”的发展战略。与邓小平不同，赵紫阳把政治体制现代化列为中国改革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正是基于这一战略目标，他试图通过“党政分权”，在理顺党与人大、党与政府、人大与政府关系的名义下，在国家政治层面上进行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从而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注入“宪政共和”的因素。而且，他还主张进行包括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改革，进而建立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一方面逐步扩大群众的有序参与，为未来的民主化改革逐步奠定社会组织和社会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则通过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便使改革可以在相对公正的条件下向前推进，平稳地实现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转型。这就把“社会改革”与“扩大参与”这一对于“民主”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纳入了改革的战略蓝图。这也是邓小平的改革战略中所没有的。赵紫阳与邓小平在改革战略上的根本分歧，就表现在以上三个方面。
如上所述，邓与赵之间的第一种分歧，早在进行政改方案研讨的过程中业已暴露出来。赵妥协了，于是分歧得以回避。然而，在八九年那场政治和社会危机中，邓赵之间原来隐藏着的另外两种战略分歧便迅速明朗化：面对这场规模浩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是本着社会改革和民主的原则，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呢，还是动用专政手段，以武力镇压来平息“动乱”？双方的答案及其后果，已是世人皆知的历史，无需重复了。这里要指出的是：邓赵之间的后两种分歧，其实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因为邓小平早已有言在先：“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这意思就是说，民主不民主，我老邓并不在乎，我要的是“效率和秩序”；“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吃素”的，也不是“银样蜡枪头”，枪杆子可以恢复秩序；而有秩序才可能有效率，有效率就可以 “强国富民”；共产党的政权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就是邓小平的政治逻辑。
平心而论，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无疑延续了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人追求“民富国强”的悲壮事业，而且在经济领域确实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因其改革战略上的严重失衡而导致弊病丛生，隐患深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赵紫阳在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上所有的建议、决策和实践，如果说对老邓有什么“逆鳞之罪”的话，无非就是要补邓小平改革战略之偏、救邓小平改革战略之弊而已。也就是说，赵与邓在八九年的分道扬镳，虽然直接地表现为要不要丢掉“反自由化”这把刀子，但其根源还是在改革战略上的分歧。
五、光荣的失败
前已述及，赵紫阳在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改革实践失败了。这是一次光荣的失败！
然而这些年来，却有人以“责任伦理”来责备赵紫阳，认为他当年固执己见，反对戒严，只顾个人“清誉”，而对行为的后果考虑不足，结果导致了民众的牺牲和党内开明改革派的几乎全军覆没。照他们的说法，似乎只要赵肯于妥协，同意戒严，就至少可以减少些损失。而且，据说改革大业本来就应当从长计议，赵若能以妥协换得总书记职务的保持，安知后来不能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我没有兴趣讨论“假如赵当年不拒绝戒严，结果将如何如何”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有谁就此作出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论证。因此，这种假设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想，是不必认真理会的。但反过来，如果因为赵紫阳当年做出他已经做出的选择，便指责他不负责任，那么在我看来，这是对责任伦理的一种误解，甚至庸俗化。须知，面对那场危机，赵紫阳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所坚持的是韦伯所说切“事” （Sachlichkeit，objectivity)的，即直接针对眼前事变和具有正当、且可行的根据的原则，与那些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想或抽象道德原则，性质完全不同。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践行这些业已经中共“十三大”批准的改革原则，本来就是他作为总书记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性而负责的抉择。按照韦伯的观点，在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情境下，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相辅相成，合起来将使人成为“道地的人”。在我心目中，八九年的紫阳先生正是一位“道地的人”，一位光荣失败了的伟大政治家和改革家！这里，我愿意以援引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讲演《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只要我们的心尚未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刻，处身在这种情况中。在这个意义上，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互相对立，而是相反相成：这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道地的人、一个能够有‘从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2004年12月26日于荷兰莱顿
参考文献：
[1] 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太平洋世纪研究所，香港，1997。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南巡讲话》，见陆铿《邓小平最后的机会》之附录。
[3] 陈一谘：《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0。
[4] 王鹏令：《中国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见《北京之春》1995年第8－第11期。 [5]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编译，远流出版社，台北，1991。
（此文摘要连载于《动向》杂志2005年第一、第二期，全文收入《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文集《赵紫阳与中国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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