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從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五十多年的經歷來看，不管是大洪水、大旱災還是大地震，每壹次自然災難，都給壟斷國家資源的專制政府，獲得成功扮演“救命恩人”的機會，給這個權力來源缺乏合法性的政權，增加了合法性。面對這場慘絕人寰的四川地震，知識分子能夠做的，主要是質疑、監督政府的救災行為，並對地震中發生的問題進行思考，以爭取制度上的改變。

   ◎ 選擇性新聞開放的真正原因

   在當前的四川震災中，中共放松了以往嚴厲的新聞管制，還給人民壹些本應享有的知情權，並開放了外國救援。這些做法，獲得了海內外輿論的普遍肯定，人們希望政府從此更為開放，使中國人獲得更多的自由。

  壹般認為，這次中共對境內外媒體開放采訪，是由於西藏騷亂後中共趕走外國記者，受到國內外輿論的嚴厲譴責，因此這次吸取教訓變得聰明起來。如果這種看法能夠成立，說明海內外的批評是有效的。

  但筆者不敢這麼樂觀。西藏至今仍是壹個禁忌，目前海外記者仍然不能自由踏足藏區采訪藏民。再看看壹些被監禁的維權人士，如胡佳、郭飛雄等，他們並未因為國際社會的批評而獲得自由。因此，這次選擇性的新聞開放，說明海內外批評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那麼，中共為什麼在報道震災方面解除了新聞管制？在筆者看來，真正的原因在以下幾點：

  第壹，自然災難不同於“人為災難”。西藏騷亂是政府嚴厲鎮壓弱小民族的結果，壓制維權人士是政治迫害，造成這些人為的禍害，中共是絕不手軟的。而地震卻是自然現象，是人類共同的災難，因此當今中國政府不再像唐山地震時那樣愚蠢，他們已經不怕將自然災情公之於眾。

  第二，中國不同於緬甸的地方在於：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三十年了，而緬甸至今仍然閉關鎖國。在這幾十年裏，外國和港臺的資本進入使中國受益巨大，令中共當局嘗到了經濟開放的甜頭，高幹子弟因此大發其財。因此，在緬甸軍政府阻擾外國入境救災時，中國政府會歡迎海外捐款和援助。
   
  第三，這次巨大的震災牽涉千家萬戶的安全。現代通信工具的廣泛應用，使二億多中國網民能在第壹時間通報災情。即使統治者想要像唐山大地震那樣封鎖消息，或者刪除網上的負面消息，也已經不太行得通了。此外，為了辦好奧運，中國政府有必要在全世界面前改變鎮壓人民的惡劣形象。

   ◎ 沒制度保障新聞開放曇花壹現

  筆者曾經在薩斯抗災期間認識到，即使是壹個不是民選的專制政府，在巨大災難發生時，也會在某種程度上與人民的利益相壹致。無助的災民別無選擇，只能寄望於這個他們平時不信任的政府，因為只有這個掌控壹切的全權政府，才有能力有資源組織調動救援力量。
  
  因為救災，政府自然收獲到人民的感激之情。但壹些過分的歌功頌德充斥官方媒體，其肉麻程度，可比文革時期那些對“偉大領袖”和“人民的好總理”的吹捧。中國官方媒體遵命把握輿論導向，禦用文人竭力為領導人塑造“愛民”形象。

  還有人很有興致地大談“多難興邦”，大談什麼“地震激發了中國的潛力”。他們似乎認為，地震是壹件多多益善的好事，用這麼多人的生命去促進國人的“團結”，提升中國作為大國的“自信”，都是值得的。這些罔顧百姓性命的言論令人惡心。

  就在這種歌頌政府、表揚領袖的歡樂“主旋律”中，人們似乎忘記了，由於中國政府最初拒絕國外專業救援人員入境，耽誤救人時機，令許多災民在黃金72小時過去之後默默死去。目前還有壹些救助未至的地方，尤其是農村。許多災民仍在挨餓受凍、受傷生病，並面對洪水、瘟疫和核泄漏等更多災難的威脅。

  人們似乎忘記了，救災是政府的基本職能。政府官員包括參與救災的軍人，都是人民納稅養活的，他們理應迅速有效地救災，就如醫生理應盡職治病救人。當政府及其軍隊索取人民過多的贊美，硬要把自己塑造為“最可愛的人”時，他們是從根本上顛倒了主仆關系。

  2004年南亞發生海嘯，當時有二萬名瑞典人在南亞度假，後來五百四十三人罹難。瑞典民間不依不饒追究政府拖延救援時間的責任，媒體的批評氣勢洶洶，首相和大臣們只能老老實實道歉認錯。美國在遭受“卡特裏娜”颶風之災時，人民對布什總統的嚴厲批評也鋪天蓋地。

  瑞典和美國都是民主國家，他們國家的民主制度保障媒體可以行使“第四權”，監督和批評政府，沒有納稅人會對政府的本職工作感恩戴德。因此，政府官員不能只流眼淚或發表豪言壯語去“感動人心”，而是要具體有效地組織救災。

  而中國則不然，目前稍微寬松壹點的新聞自由，並無國家機制作為保障。壹旦統治者覺得對自己不利，他們便隨時可以中斷和倒退，這就只是壹次偶然的言論放風，新聞開放只是曇花壹現。

   ◎ 知識分子是質疑者不是贊美者

  如果中國不能就此走向民主制度的建設，那麼，無數災民的鮮血和死亡、失去親人的錐心痛苦、無家可歸的困境，以及由此喚醒的全民族的關懷，全社會的同情，都只會化為壹片歌頌領袖贊美軍人的“主旋律”。這樣“感動人心”過後，中國式的悲劇就會重演：令百姓遭殃的災難，會再壹次被統治者利用來為自己加分。

  要使國人在地震時所喚起的良知、愛心和團結精神，成為壹種恒久的力量，轉化成對公民權利的保障，這就需要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以質疑和批評的言說，推動社會制度性的進步。
  
  薩義德認為，“知識分子”是對權威進行質疑的人。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知識分子為了確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為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但忠於團體的生存之戰，並不能因而使得知識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識或減低批判意識的必要性。

  為什麼在國難當頭時，獨立知識分子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批判意識呢？這是因為，知識分子要站在弱勢者壹邊，為民喉舌。作為公理正義及弱勢者和受迫害者的代表，他們要時時保持警覺，不讓強權者以似是而非的陳詞濫調誤導人民。他們要以言詞的力量，鼓勵人民爭取自己的權利，對抗權勢者的腐敗和無能。

  盡管獨立知識分子並不是故意要和政府作對，但在政府和弱勢者的利益不壹致時，為了維護弱者利益，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質疑、批評權勢者。而且這種批評不但要及時，而且要高聲大聲。只有足夠大的聲音，才能在呆板而堅固的社會結構中，開拓出壹點自由空間。

  《唐山大地震》作者錢鋼就不屑參與“主旋律”的合唱，他發表意見說：“壹切大話空言、華而不實的積習、對上負責的表面文章、為電視鏡頭準備的表演，此時，請統統走開！科學，專業，這是苦難中同胞的生之希望。”

   ◎ 追究政府瀆職建設法制

  在巨大天災面前，不占有權力和資源的獨立知識分子，除了捐款之外，所能做的並不多。但救災的重任，卻不能都系在政府官員有限的良心之上。政府的救災行為不能沒有監督，沒有監督的救災勢必有損弱勢者的利益。

  即使在民主國家，好政府也是被輿論教訓出來的。前面提到三年前的泰國海嘯，瑞典政府在壹片炮轟聲中，努力救災將功補過。這樁公案後來沒完沒了。從媒體的調查報道揭發開始，到後來成立“海嘯災難調查委員會”，追究政府工作人員的失職責任。前任首相佩爾松最信任的顧問丹尼斯被控誤導調查，不得不引咎辭職。

  這壹次四川震災，中國政府在各方面都有瀆職的嫌疑。例如，據中國地球物理學會顧問陳壹文說，有專家曾明確預報汶川地震但遭到壓制，“中國地震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讓世人憤怒的是，地震摧毀了幾千間中小學校舍，上萬名學生慘死。那麼多由各地政府主持修建的學校，成為坑害稚嫩孩子的“豆腐渣工程”，

  中國《刑法》第九章所規定的瀆職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或者行使職權的過程中，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或情節嚴重的行為。刑法第138條規定了教育設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規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學設施有危險，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時報告，致使發生重大傷亡事故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要給刑事處罰。

  在發生這樣的慘禍之後，人命和鮮血應將“問責”推上政治議程。如果中國政府真的“以人為本”，那麼應該能按照自己的法律，在災難過後進行廣泛的調查和問責。如果官員失職的責任不予追究，那麼政府執政的道義基礎何在？但願這場天災人禍，能夠促使中國社會走向法制制度建設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