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出現了歷史上第壹個民主政治時期——“大正民主”。這個時期由原敬內閣主導，以“政黨內閣、普遍選舉、特權的限制”為特征。日本國內充滿了比較自由的社會氣氛，壹些知識分子也開始關註殖民地臺灣的不公平處境。

  受民主思潮的影響和鼓舞，旅日的臺灣知識分子組織了“新民會”，推動臺灣的政治改革。其行動之壹是要求撤銷“六三法”，取消該法賦予臺灣總督的立法特權，要求在臺灣適用日本本地法律。這即是說，原來被視為此等公民的臺灣人，要求平等享受日本的國民待遇。“新民會”的另壹個重要主張是，要求日本帝國議會同意臺灣人設置自己的議會。由此釀成了壹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該請願運動持續了14年。

   就在旅日臺灣人壹次又壹次發起請願時，臺灣島內的社團運動也空前活躍。其中有蔣渭水等人倡導的“臺灣文化協會”，以展開文化啟蒙為宗旨，提出了“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等反抗殖民統治的口號。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團體有“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民眾黨”、“臺灣工友總聯盟”、“臺灣共產黨”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

  由於各種社會運動的抗爭，日本殖民當局不能不考慮臺灣人的自治要求。為緩和臺灣人的情緒，日本人於1935年修改制度法規，公布《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新法規定，臺灣的州會、市會議員和街莊協議員，均由全部官選改為半數民選。這是臺灣歷史上第壹次經由民選方式產生議員，雖然尚屬不完全的自治，但畢竟有了壹個開端。可惜後來日本結束了“大正民主時代”，走向萬劫不復的軍國主義，臺灣漸進改良的議會道路也因此中斷。

  比較起來，當今占領新疆統治維吾爾族人的中共當局，從未考慮過維族人的自治要求，從未在新疆進行過民主選舉，也從未允許各種自由的政治團體為自己的權益發聲。這樣壹味以強權壓迫異族的結果是，把維漢兩族人民推向仇殺的血海之中。

  
   ◎ 從吳鳳神話看日本人懷柔治臺

  日本人治臺的懷柔感化政策，在他們宣揚的“吳鳳神話”裏體現得比較充分。吳鳳是壹位傳奇性的人物，不管是大清帝國，還是日本殖民當局，甚至光復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都壹致把吳鳳定位為“寬大慈愛、自我犧牲”的典型化身。自1935年後臺灣的小學國語讀本裏，都有吳鳳殺身成仁的故事。

  該故事的大致梗概是：清朝康熙年間的漢人吳鳳，被派到阿裏山當通事。為了杜絕當地鄒族人獵取人頭祭神的惡俗，吳鳳身穿紅衣紅帽讓鄒族人獵頭。當鄒族人發現這次被殺的人竟然是他們平日最敬愛的吳鳳時，大為懊悔，被吳鳳殺身成仁的偉大人格所感動，從此不再獵取人頭。

  在日治時代，日本學者在臺灣詳細考察這段歷史之後，編寫了《殺身成仁通事吳鳳》壹書，對吳鳳化番的事跡進行了藝術加工。殖民當局蓋起了吳鳳廟，由總督親自主祭，頒發匾額，還把該故事編成歌舞劇、拍成電影。如此隆重地宣揚壹個清朝漢族官員的英雄業績，日本人顯然是別有所圖。他們特意呈現出文明和野蠻的對立，將殖民當局的“理蕃政策”正當化。這是日本在對臺灣進行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同時，為了鞏固其統治，所實行的柔性的文化教化活動。

   不管日本人構築神話的動機如何，其手法還算高明。壹方面，他們以清朝的官員吳鳳做榜樣，教育自己的官吏對臺灣土著要寬大仁慈；另壹方面，他們向臺灣人顯示，日本也弘揚中國的聖人之道，這樣就給殖民統治塗上了壹層友善的色彩。同時，日本人撰寫的吳鳳傳記，還批判清朝官員擅離職守，不負責任，貪汙受賄，縱容奸人，治民無方，治番無策等劣跡，這就巧妙地告訴臺灣人，他們日本人的管治要比前朝更清廉更有效。

     ◎ “王胡子”神話和庫爾班大叔

  壹個社會流傳什麼神話，多少會反映其現實的壹面。在中共治疆六十年間，流傳下來的壹個最恐怖的傳說，即著名的“王胡子”神話。“王胡子”是共軍將領王震的外號。1949年，兇狠的王震率領十萬官兵進軍新疆，殺人如麻。他甚至用大炮轟平維族村莊，大批維族人慘死。後來新疆人用王震的外號來嚇唬哭鬧的小孩，每當小孩子哭鬧，大人就嚇唬說：”王胡子來了！”於是小孩害怕了，立刻停止哭泣。

  據中共的歷史資料，王震在新疆大開殺戒，殺得連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習仲勛也看不下去。習仲勛要求王震立即停止牧區“鎮反”，王震不服，還發生過嚴重的爭論。後來王震離開新疆，直到晚年，他對自己的殺人罪孽仍然毫無悔過之心。

   “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北宋嶽飛的《滿江紅》中的“胡虜”和“匈奴”，都包括維吾爾族。這種殺戮異族的豪情壯誌，幾百年來激勵著壹代又壹代漢族將領。受王震崇拜的晚清名將左宗棠在率兵入疆時，也曾有“左屠夫”之稱。在“精忠報國”的口號之下，毫無人道的殺戮被視為英勇的愛國行為。比較起來，日本人在臺灣宣揚仁慈的吳鳳，即便被視為偽善，也比中國漢族的這類殺戮神話少壹點血腥。

  關於維吾爾族的壹個喜劇性的神話，是“庫爾班大叔見到毛主席”的故事。1958年，新疆和田的壹個農民庫爾班·吐魯木，在北京中南海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後來這個故事被加工成神話，在國畫大師黃胄的畫筆下，這位維族老漢騎著毛驢，彈著冬不拉，唱著贊歌，迎著朝陽向東方走去。就在中共大肆宣揚庫爾班大叔北京朝聖的幸福之時，新疆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伊犁事件”（1962年），維族人民因饑荒而抗議，因抗議而遭到屠殺，幾十萬人悲憤逃亡他鄉。

     ◎ 為了獨裁堵死和平解決途徑

  從上述各種不同的神話，可窺見新疆問題的極端復雜性。它既有壹部歷史的血淚帳，也有維漢兩族的現實沖突，更關鍵的是壹個社會制度問題。如果不變革現行的壹黨專制制度，只空談族群和解，以為調整壹下民族政策就可以解決麻煩，那就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了。當今中共不願放棄專制實行民主，只想通過給予維族人優惠和財政補貼的辦法，來和維族人做政治交換，讓他們接受現存的專制制度。這次烏魯木齊的流血悲劇表明，這種交換已經行不通了。

  半個世紀以來，五十多萬維吾爾人被迫逃往他鄉，頑固的中共當局拒不理睬他們的政治訴求。1998年，筆者曾采訪歐洲“東土耳其斯坦聯盟”主席艾爾肯先生，新疆維族流亡者中主張“和平非暴力”的代表。當時艾爾肯想要在流亡維吾爾人中建立壹個議會，其訴求類似八十年前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民主自治主張。

  艾爾肯先生至今未能回到家鄉新疆去建立議會，而在北京致力於民族和解、反分裂反暴力的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最近被拘押。看來，為了保住壹黨獨裁，中共寧願堵死壹切和平理性解決新疆問題的途徑，就連當初日本帝國給予臺灣人的部分自治權，也不準備給予維族人。那麼，當年嚇得小孩不敢哭的“王胡子神話”，還會在今日被軍管起來的新疆，以新的版本繼續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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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