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是發源於江蘇海安的壹股清泉，頂著命運的重壓，孤獨地穿過亂石崗，沖破險阻流奔遠方。

  在蘇北平原上，妳和眾多的溪流結伴而行。妳們求真理求知識，如饑似渴，向往著紅色的理想。

  當妳變成了壹條小河，妳憧憬著延安的寶塔山。八百裏路程妳奮勇前往，延水河畔的歌聲嘹亮高亢。然而，那紅旗獵獵，染著鮮血和糞便，冠冕堂皇的旗幟下，有著數不清的汙穢骯臟。

  無法忍受汙濁的妳，勇敢投奔自由，輾轉流向香江。香江匯聚天下英傑，妳閱盡風光無限。那是妳最喧嘩最洶湧的階段，妳掀起了反專制的波濤，發出了時代的聲響。

  當妳成了壹條大河，妳又穿越半個地球，匯入遼闊的美利堅。那裏的風情旖旎，妳遇上曾是青梅竹馬的伴侶。妳們淺唱低吟，琴瑟和諧，攜手流淌。

  人生終將歸於寂寞，河流終將註入海洋。當戈揚大姐嘎然終止她的琴弦，妳吟誦著懷念的詩篇，獨自面對漫漫前程。

  這是最單純最寧靜的時刻，妳回歸簡樸無華。擺脫了世俗的羈絆，不再有驚濤駭浪，妳平靜地奏著小夜曲，在美麗的夕陽下穿過田野樹林。妳的河床更為寬廣，兩岸的風景分外明亮。

 妳已經世事洞明，人生沒有什麼事值得憂慮，長壽的果實是智慧。妳終身以學習為樂，這種幸福真實而綿長。

  此時此刻，我為妳祝福，也為妳慶幸——妳人生的河流悠長寬廣。

2009年8月20日－－－－－－－－－－－－－－－－－－－－－－－－－－

附舊文：

獻給昔日友人的哀歌——讀司馬璐回憶錄

茉莉

   
   司馬璐先生和我父親同歲，都是坐八望九的老人了，但他們卻走過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五十多年前，作為中央政治大學的學生，我父親在臺灣實習了壹段時間，當時陳誠的國民黨省政府人手不夠，希望他留臺工作，被他以“父母在不遠遊”的理由拒絕了。大陸即將變色前夕，我父親回到家鄉湖南。而後幾十年，戴著內控的“歷史反革命”帽子，為了壹大家子的生存，他在政治高壓下戰栗地生活。
  
   身為私生子，司馬璐先生說他的人生第壹幕是個悲劇。但是，正因為他孤身壹人，無牽無掛，才能在共產黨開始統治中國的時候，捷足先跑，跑出國門，在香港開創壹番事業，成為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人們常說，經歷是最寶貴的財富，和我的父親那被壓抑的卑微壹生相比，司馬璐先生具有傳奇性的有為人生，的確是非常的富有和精彩。
  

   溫情懷念昔日同路人

   
   曾經像賈寶玉壹樣，在延安圖書館置身於“女兒國”，年輕的司馬璐，因而成為壹些高幹眼中的“假想情敵”，以致陷入冤獄，遭到刑求。而後，他看透中共本質，自動脫黨。作為“過來人”，今天已經垂垂已老的司馬璐，撰寫了這本研究中共早年歷史的著作 ——《中共歷史的見證》，以豐富的第壹手資料，披露了大量中共黨內生活的細節，揭露了中共從建黨起就開始黨內政治鬥爭的歷史真相。
  
   在該書的引言中，司馬璐先生寫道：“我這壹生中，壹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這位接觸過的國共兩黨上層人物，以及中國各黨派的知名人士，多得令人驚訝。因此有人認為，司馬璐這本書的價值，主要還是他作為壹個黨史研究者對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劉少奇、王明等大人物的分析。
  
   但此書更打動我的，卻是司馬璐對壹些早期共產黨人的懷念，他說：“我這個人的壹生，有壹種無可救藥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對於往日的朋友和同誌，無論已逝的，活著的，我總是懷念著。”
  
   懷著戀舊的溫情，司馬璐先生對昔日的同路人進行了人性化的描寫。無論對共產黨這個專制政權持多麼強烈的否定態度，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作為個人，早期的壹些共產黨人是相當優秀的。忠實地描寫他們，把他們從“英雄”或者“共匪”的標簽下，還原為有血有肉、真實的個人，是這本書不可忽略的價值所在。
  
   在司馬璐筆下，能講壹口好俄文的滕代遠，為人謙虛，謹慎，細心；哲學家任白戈為人隨和，是個忠厚長者。喜歡擺龍門陣，還會做點泡菜給年輕人嘗嘗；參加過長征的紅小鬼胡耀邦熱情活潑；女生大隊長張琴秋堅強勇敢，後來在文革中跳樓自殺；被周恩來稱為“紅軍的眼睛”，主管軍事情報的曾希聖卻是“老虎脾氣，菩薩心腸”；儀表瀟灑的才子潘漢年，是給予司馬璐最多關懷的共產黨人，他甚至操心司馬璐咳嗽痰多的問題。……。
  
   此外，還有在八十五歲之際，與司馬璐先生結成美好姻緣的的戈揚大姐，原《新觀察》主編、大陸著名自由派知識份子。戈揚在抗戰時直接為周恩來工作，在重慶遇上青梅竹馬的老鄉司馬璐。戈揚像其他左派朋友壹樣，擔心居無定所的司馬璐營養不夠，常常把他帶進小館子裏“補壹補”身子。
  
   在司馬璐的回憶裏，值得他深情懷念的共產黨人還有不少，他們有的態度和藹，親切助人，有的執著地忠誠於理念，工作勤奮，克盡職守。司馬璐先生感慨地說：“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青年，的確有理想，有熱情，有獻身的精神，品質高貴，我對他們深表敬意。”
  
   正因為如此，當司馬璐先生在香港觀察和研究中共歷史的變遷時，就不得不面對壹個痛苦的問題：“為什麼我在延安時認為最好的領導，也是我壹生中最早進入文化工作的引路者，壹個個都逃不出挨整！是我命運中的不幸，影響了他們嗎？還是共產黨制度的本身，整人或被整是必然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