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有朋友來信，談及舊約聖經裏的壹句話：“沒有義人，連壹個也沒有。”我回答說，不管基督教怎麼定義“義人”，世人眼中的義人即道義之士，我們中華民族是有的，例如現在獄中的陳光誠、胡佳和師濤，還有最近被判刑的“四川好人”（艾曉明語）的譚作人。
 
   對他人苦難的深切關懷，是義人的壹個顯著標誌。按照康德的說法，正義是這樣的選擇，當妳事先不知道妳是否會處於那種境地時，妳的選擇是什麼。在中華民族的災禍來臨時，譚作人等選擇了行動——受害者希望人們對待他們的苦難的行動。
 
   二十年來，譚作人在兩座廢墟上艱難跋涉。作為八九民運的參與者，他在六四後人們健忘失憶的精神廢墟上，做出清晰有力的見證；作為環保維權人士，他在四川地震後跋涉了三千裏路，展開公民調查，追問那壹片破碎的山河。這位55歲的成都人，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名判取五年徒刑，但他用生命作出的奮鬥和努力，絕不是無效或無結果的。從道德上看，其理想之價值將會永恒。
 
 
     ◎ 在六四廢墟上“見證最後的美麗”
 
 
   成都市中院刑事判決書指控說：“2007年5月27日，譚作人炮制文章《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壹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簡稱《廣場日記》），並將該文章通過互聯網發布在境外‘自由聖火’等網站，在該文章中，譚作人對黨中央處理‘六四事件’進行歪曲描述和誹謗。”
 
   同為八九廣場人，筆者含著眼淚讀完了譚作人的《廣場日記》。這篇真實的見證，謳歌的是屠刀下寧死不屈的人們，那些在大難臨頭時付出愛心的人們。
 
   譚作人書寫的是廣場最後幾天的情景：黃昏的晚霞，廣場的歌聲，民主大學，坦克的轟鳴聲，隔離墩、廣播車，槍聲，磚頭瓦塊，燒焦的屍體……。譚作人記得，他怎樣保護了壹個大個子解放軍士兵，因為他們也是孩子。譚作人不能忘記，壹個短發白衣的女人獨自站在西長安街口大喊：“別開槍！別開槍！他們都是孩子！” ……
 
   在日記裏，譚作人贊頌說：1989年的中國人民是“前所未有的美麗”。無論現實多麼令人恐懼，無論慘案多麼令人悲傷，譚作人不是被動地承受這壹切，而是在苦難中審美，以回憶來見證人類之愛的存在，見證自由的尊嚴和人性的高貴。在大屠殺後人民喪失信念的時候，譚作人以他深情的美好故事，滋潤了枯竭悲哀的人心。
 
 
        ◎ 在淪陷國土上紀錄生命的數字
 
 
   以壹篇已在海外發表兩年的日記作為“罪證”，把譚作人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做法，實在可笑之極。中國並沒有法律明文規定六四事件不能提及。當局指控譚作人“歪曲描述和誹謗”，卻沒有拿出具體事實證明他歪曲什麼了，為什麼構成誹謗？
 
   其實這只是壹個轉移視線的借口。譚作人被判刑真正的原因是，他揭露了四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造成千萬名中小學生喪生的內幕——校舍建築質量問題，因此惹惱了當局。譚作人念念不忘的是那些失去生命的數字，而這是當局最要掩蓋、最忌諱公開的數字。

 
   在艾曉明拍攝的記錄片《公民調查》中，我們看到曬得黑紅的譚作人，和其他誌願者壹起，奔走在山野和瓦礫之中，尋找校舍垮塌的原因。2009年2月，他建立了四川地震“五·壹二學生檔案”，發起收集遇難學生真實數據的網絡倡議，希望網民誌願者“以自發組織的方式”，“開展公民獨立調查，確認每壹個班級、每壹所學校、每壹個鄉鎮、每壹個縣市、每壹個地區遇難學生的真實數據。”
 
   做環保維權沒有固定收入，譚作人經常因身為男人不能養家而痛苦，幸虧有太太王慶華的堅定支持，使他能夠數十次自費往返災區做調查。據譚作人在其法庭最後陳述中說：“我被捕的另壹個可能原因，是有關方面竭力避免提及的彭州石化基地工程。”曾被四川媒體評選為“成都市文明市民”，譚作人所做的壹切，只是為了使四川那塊土地不繼續淪陷。
 

     ◎ 正義的拱頂建築需要石頭支撐
 

   這些充滿人道關懷的公益性工作，為什麼卻成了譚作人身陷囹圄的原因？為什麼高尚的人在中國總是遭受厄運？從陳光誠、胡佳到譚作人，壹個個義人的不幸命運，令我們疑惑而迷茫。我們相信，正義是人的靈魂需要。如羅爾斯所說：“正義是社會體制的第壹美德。”然而，中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總是把它最優秀的兒女送進監獄？
 
   英國哲學家休謨在《道德原則研究》中指出，“正義的社會美德及其組成部分所產生的同樣的人類幸福，可以比擬為壹座拱頂建築。每壹單塊石頭自己都會自動掉落地面，只是由於各相應部分的石頭相互支持，聯合在壹起，整個建築物才不會倒塌。”
 
   這就從理論上解釋了譚作人等悲劇命運的原因：正義的實現是有條件的，即正義局面的形成需要所有人的相互支持，但冷酷的現實卻是，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做支撐他人的石頭，有的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逃避責任。當其他石頭不願支持時，極少數壹心要撐住正義大廈的石頭，跌落下來就在所難免了。
 
   在中國，正義的局面是如此脆弱，義人是如此稀缺。曾經讓億萬人民關註並為之哭泣的四川大地震，其受害者的數字竟然不允許調查。這壹不載之明文的黑色禁令，居然就暢通無阻。這種荒謬現象，除了歸咎於罪惡的專制制度之外，還有民族性的病癥。如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亞瑟.史密斯在壹個世紀前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
 

     ◎ 行動的勇者需要更多的支持
 

   對譚作人這樣的仁人義士，中國人不是沒有尊敬和同情。調查地震死難原因這樣的行動，是符合所有中國人的利益的，因為豆腐渣校舍會威脅每壹個家庭的孩子。但大多數中國人屬於老好人類型，他們只會在有利於自己、至少不損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協助譚作人們的行動。西方社會學家定義這種人的名稱是：集體行動中的“條件合作者”。壹旦政府施加威脅或給予利誘，他們就畏縮不前了。
 
   但無論如何，中國社會中還是存在利他主義者的。譚作人沒有完成的事業，藝術家艾未未及其誌願者團隊在接著做。這支五十人左右的團隊，從十幾歲的學生到八十歲的老人，繼續展開”五壹二汶川地震死亡學生“的調查。其中有二十人次在四川遭受非法羈押。
 
   這些行動的勇者，以他們的博愛之心對抗當局的不公正。但比較起中國巨大的人口數字，這些人只是鳳毛麟角，仍然不夠支撐起正義的拱形圓頂。美國教授奧爾森的研究結果顯示：“壹個群體或社會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義者，整個社會的風氣和行為規範就會出現可喜的變化。”
 
   寫到這裏，我想起在網上看到的壹張照片：譚作人的女兒小蒙，壹個不滿16歲的孩子，穿著壹件闊大的白色T恤，上面畫著她爸爸的頭像，頭像下有四個字：“還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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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0年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