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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面对回国邀请,我为什么踯躅不前?

茉莉


 


    面对回国邀请,我为什么踯躅不前?
 

                                        茉莉
 
 
  去年十月,网上盛传一个“茉莉回乡”的消息。发消息者是湖南邵阳的吕加平,他在听说茉莉回乡的消息后既震惊又高兴,并“专门去问了邵阳有关部门。结果他们证实,此事属实,不是谣言。”而后,济南李昌玉先生,邵阳一中邓刚老师等人,都为核实这个消息积极展开调查。
 
  我当时很感动,这不仅是家乡朋友对我个人命运的关心,更表达了他们对解决六/ 四问题的企盼。他们认为,如果茉莉等人真的回乡了,这也许是六/ 四问题将要平反的一个信号。有趣的是,当局的有关部门,似乎也为传播这个虚构的消息推波助澜。
 
  其实,自2001年起,中共有关部门就多次通过一位旅居瑞典的邵阳老乡,向我发出回国的邀请。开始他们表示欢迎莫莉花回国看看,条件是不再批评中国政府。当我拒绝为回国交换我的公民权利之后,他们的邀请就不再带条件了,甚至表示愿意资助我“回国参观祖国建设”。就在2008年年底,我的老乡再次带来有关部门邀请我回国的口信。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在回国还是不回国的选择中苦恼。直到六/ 四20周年、我流亡16年的今天,我仍然面对回国的邀请踯躅不前。思乡思亲的时候,我曾写过一首题为《父母》的小诗:
 
  
  女友来信
  说起我的父母
  衰残之状
  岁月不饶人
 
  窗外,北欧三月雪
  默默地编织
  厚厚的窗帘
  一层层
  挡住了眼睛
  挤压着心
 
  望眼欲穿的泪水
  结成一条条冰凌
  纵使这冰融化成水
  纵使这水漂浮着船
  我的归程
  遥遥
  没有踪影
 

 在回国探望父母的机会唾手可得的时候,我却哀叹归程遥遥没有踪影。这是因为,回国与否对我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它既关系到家庭亲情,也牵涉到回国权的问题,牵涉到流亡者守志的问题。
 
 2003年8月,我发表了《致中国政府:请公开邀请流亡者回国!》一文,表达了我的疑惑:为什么中国政府只是私下地、个别地邀请流亡者回国,而不将这一好事公开进行?因此,不愿意放弃自己理念的我,对中国政府邀请的好意,有了许多顾虑:我担心这种本来属于基本人权的回国,会变相地成为一桩“私下交易”,令我洗不清自己被政府“招安”和被“收买”的嫌疑。对于视人格尊严甚于生命的本人,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
 
 我在文中质疑:在其他人仍然被禁回国的情况下,我接受当局的好意,这是公平和公正的吗?我为此呼吁:中国政府需要制订一个公开的政策,明文宣告欢迎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让所有流亡者都无条件地享有同等的回国权。
 
 刘宾雁先生在看到我的那篇文章之后,曾于2003年9月7日给我写信说:“你那篇东西写得很好。把公民应有的权利拿来私相授受,自然会造成不公,同时倒给腐败提供了一条新渠道!应该有人将他们一军;你的文章也还有理有节。攻击性的言论不必理它。你为很多人说了话。除你我这类,还有迫切需要归去而不被准许的人,就更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了。”
 
 面对诱人的回国邀请,我始终追问: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流亡?在《谈流亡者的回国与守志》一文中,我曾写道:之所以要流亡,是为了摆脱强权的迫害与压制;漂泊在异乡,是为了重新承担起公民的责任。既然我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而流亡,我们也应该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的情况下回去。
 
 在权利和尊严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接受当局施舍的恩惠回国,从此对当局的罪行和劣迹保持沉默,对我来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屈辱。因此,我在回答吕加平等国内朋友时表示:“在中共没有解决六/ 四问题的愿望、没有公开邀请所有流亡者回国的时候,茉莉不会单独地偷偷地回国。”
 
 记得某年某地,我曾偶遇一位学生领袖,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对话。他说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年迈的父亲了,如果为了回国探亲,他接受当局的条件,以后对六/ 四问题保持沉默,这应该是很人性的选择。我说:这当然是人性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年和你们一起在天安门抗争的死难者,他们的在天之灵要求你们不沉默,这是否也是人性的?末了,我们两个都泪水盈眶。
 
 我们就这样在各种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间挣扎,在个人亲情与公共责任之间踌躇。时光就这样无情地溜走,流亡者在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中渐渐老去。
 
 我知道个人的渺小和卑微。我知道,即使我像王若望、刘宾雁和戈扬等前辈流亡者一样,默默地客死他乡,把骨灰撒在瑞典森林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一个弱小的个人面对强大的专制政权,有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拒绝回国邀请的小小行动,告诉那个政权: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交易的。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忘记了六/ 四。
 
 因为我住在北欧的海边,所以有朋友笑话,说我像苏武一样流亡北海边十几年。实际上,我和古代流亡者苏武完全不同。苏武效忠的是皇上朝廷,而我只是忠诚于自己的内心要求、个人的道义原则。同时,我们的流亡也远不似苏武流亡那样艰难凄惨。我的第二祖国——瑞典给我提供了一块安居的绿洲,还有取之不尽的人文主义精神资源,使幸运的我,能够竭力守住一些值得珍视的传统价值,例如,真诚、勇气、同情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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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支联会纪念六/ 四20周年《再回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