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德國）、高行健（法國）、余英時（美國）、艾未未（大陸）、南方朔（臺灣）等被評為2010年度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政右經左版]。

公共知識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 公共知識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壹個概念，此後自2005年起“政右經左工作室”每年推舉當年度富有影響的“‘政右經左’版公共知識分子”。其共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人家的善意，但盛友深知，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離開書本實在太遠，盛友何德何能稱為知識分子？面對100個名單，實話實說，沒有壹個能稱為思想家，新時代中國未能生產思想家，能不讓中國人感到傷痛？

不過，盛友比較欣賞許小年博士， 2010年，許小年博士提出：幾十萬億國有資產應分給13億民眾，敬佩他的膽識。2010年，最令我感動的是，蔡定劍教授最後的壹句話：“憲政民主是我們這壹代人的使命。”

盛友至今只做兩件事：做自己有能力改變的事情；包容自己沒有能力改變的事情。因為缺乏智慧判斷以上兩樣事情，所以喜歡閱讀思考寫作。盛友把自己定位為“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的追隨者”， 盛友非常欣賞丹尼爾•貝爾的那段話：“本人在經濟領域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義者。”

盛友主張，人的尊嚴通過個人的獨立自主而得到保障；社會通過個人的理智而得到進步；民主通過公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漸成熟；自利的資本主義通過社會自由主義而得到改善。

盛友相信的社會主義，並不是我們小時候的社會主義，至少不是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盛友希望弱勢群體得到扶助，尋求社會（機會）平等。盛友認識“社會主義好”是到德國了以後，當年盛友還是窮學生，妻子、我和兒子居住兩室壹廳的房子，房租600馬克，由於我們收入低微，市政府住房津貼每月260馬克。因為我們是外國人，也得到德國政府的住房津貼，我切身感受到德國的“社會主義好”。對德國社會的再認識是，德國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德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僅扶貧，在金融海嘯中也扶富。德國政府采取200億至250億歐元的配套措施，削減利率，為汽車制造商和建築裝修業提供資助，同時通過減稅以讓企業能夠註銷壹部分的投資。

盛友再次深刻體會劉少奇的“資本家養活了工人”。

 

二十多年來的書寫表達，無非希望有所保留和有所改變。

希望有所改變，首先是中國高層的改變。盛友八十年代提出“和平演進”的概念，建議中國共產黨學習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經驗，和平演進；盛友八十年代建議中國取消宣傳部，建立新聞局；盛友八十年代呼籲中國應盡早成立政治特區；盛友至今仍然呼籲中國應該建立憲法法院；盛友至今仍然呼籲中國應該根據憲法，允許民間互益性社團存在壯大；盛友至今仍然呼籲中國應該根據憲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信仰自由；盛友至今仍然呼籲道德重建、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比如針對反右、文革、六四）；盛友至今仍然提出討論：壹個政黨能不能始終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至於兩岸，盛友二十年以來壹直堅持提出的“中華事務部”。盛友始終認為，“陸委會”、“國臺辦”工作做了很多，而且做得不錯，但都不是站在壹個中國的構架下思考和運作，都是視對岸人“外人”的壹種思維架構，“陸委會”、“國臺辦”可改名“中華事務部”。兩岸下壹個甲子，首要任務是尋找公約數，雙方要理清楚“壹個中國”的國家概念和法人人格源自哪裏？

希望中國底層得到改變，提出“白血病”的概念，指出中國國內權力腐敗、權利貧困就是“白血病”， 盛友十幾年前就呼籲徹底取消“農民工”制度，獲得國內高層的支持。根據2009年7月6日廣州日報報導，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書記、深圳市代市長王榮說，“農民工”的概念已發生變化，深圳“農民工”概念將消失。“農民工”的第二代現已成年，他們在就業時會選擇留在深圳。國內媒體撰文報道，引述謝盛友的文章認為，要“消滅”“農民工”稱謂，必須配套相應的行政管理條例，只有從制度層面全力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幫助他們享受到城市發展與改革的成果，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才是概念後面真正應該實現的實質變化。

盛友希望保存中國古老文化，2010年盛友為與張愛玲同輩的女作家蘇青（馮允莊）的故居寧波馮家大院請命，希望能夠保留作家的故居，協助徐芳敏教授（蘇青的外甥女）、高麗娟等，通過寧波日報、共識網等媒體呼籲兩會關註老房子的保護，2010年3月底寧波市政府決定：不拆除蘇青故居。壹個老作家的老房子得到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