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邦联”不是国家，而只是一种国际组织。因此，“邦联论”与“两国论”无异，实质上也是一种“独台”的主张。在来源上，“邦联论”则是台湾朝野试图把“国统纲领”关于两岸关系的定位，即“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概念推向国际领域，亦即使之国际化的产物。

日前，陈水扁在探望国民党元老孙运璇先生时，对孙所提议的“邦联制”表现出某种兴趣，声言这是化解台海两岸僵局的一种“新的思维和突破”，可不可行有待朝野形成共识，但是绝对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由于民进党过去一直对“邦联制”持拒斥的态度，加之陈本人即将在台湾正式主政，所以陈水扁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台湾各界人士的回应或议论，以致有人竟然在互联网上高兴地惊呼，台湾岛内围绕两岸关系问题的“政治气氛正在朝‘邦联制’移动”，似乎陈和他所代表的台独势力，已然朝两岸统一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出乎某些人的预料，刻在台湾进行访问的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余克礼先生断然表示：无论是“邦联制”或“联邦制”，大陆都不可能接受。──这一来，因陈水扁关于“邦联制”的一番议论而隐约出现于两岸之间的那一道彩虹，似乎又立刻在人们眼前消逝了！

其实孙所谓邦联制，无论对台湾或北京当局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早在九十年代前半期，作为台湾政治元老和统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陶百川老先生，已经提出了“中华国协”的设想；1995年，新党周阳山先生则更进一步，著文将这一设想予以系统化和理论化(见美国《当代中国研究》1995年6月号所载《中华国协的新构想》)。按照陶老和周阳山先生的界定，所谓中华国协,在体制上就是一种不同于联邦制的邦联制；而他们之所以在命名上用“中华国协”来取代“中华邦联”，只是“为了避免‘联邦’与‘邦联’此二相似的名词的混淆”。可见，今日孙所提议的邦联制，即使在台湾本土，也是其来有自；陈水扁故作惊人之语，他所谓新思维和新突破云云，不过是一种讨好拉拢“宿敌”和借以获得新闻效应的阿谀之辞罢了！　　既然“邦联论”是早在五年多以前,由台湾政学两界的一些统派代表人物(不止陶、周两位！)提出的，其间并没有得到北京当局任何正面的回应；按理说,今天人们也就不应该对这种了无新意的设想寄托任何希望了。但当陈水扁刚刚对邦联表现出某种兴趣的时候，为什么有不少人竟然会因此而对当前的两岸局势产生某种乐观的错觉，甚至认为“邦联论”有可能提供了一种为两岸均可接受的、最终将使两岸走向统一的模式呢？

很明显，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不过我以为，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是许多人对于“邦联制”还不够了解，因而看不到“邦联论”与“两国论”本质上的一致，以及与北京当局所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根本对立！

其实我们只消指出一点，“邦联论”的要害立刻便会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正如周阳山先生指出的，邦联不是一个国家，它只是一种国际组织，“邦联”与“联邦”的根本不同就在这里。因此在他看来，遵照“邦联制”的原则，“中华国协”也不能不像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个邦联──大英邦联(通常译作英联邦)和独联体那样，其“各成员国之间应系国际关系，各国均拥有完全之主权，并得自由加入或退出国协”。

不错，加入邦联的各成员国之间，必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互结盟的关系。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类关系即使再紧密，也超不出李登辉所谓“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范畴！由此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华邦联或“中华国协”的方案，不过是李登辉“两国论”的变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实质的区别；第二，由于邦联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国家，因此，任何有关邦联制的设想或方案，都是与“一个中国”的原则相违背，因而也是不可能为中国大陆所接受的；第三，“两国论”的“知识产权”并非只属于李登辉一个人，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许多统派人物，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两国论”的炮制过程，其中的某些人甚至比李登辉更早、更系统地抛出了“两国论”的设想或方案！──这一点说起来不无讽刺，实际上却是事出有因，即根源于统派人士对于两岸之间不切实际的定位。

早在1996年，笔者便曾著文指出，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是分裂、分治而不对等(见《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十月号)。然而，包括统派在内的台湾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却不肯如实地承认这种“不对等”，并且通过制定“国统纲领”，把关于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这一极不务实的定位予以确定化、纲领化了。

实事求是地说，“国统纲领”虽然是李登辉主持制定的，但大体看来，那时统派在国民党内还占据某种优势，李登辉的台独面目也还没有充份地暴露，因此，所谓“国统”纲领基本还算是名副其实。不过今天看来，“国统纲领”将两岸定位为“对等政治实体”，实际已经为日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埋下了伏笔。这乃是它的一个致命伤！因为事情很明显：当“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一旦超出了“国内关系”的范畴，而被推广于国际社会的时候，那它不是“两国论”、不是“独台”，又可能是什么呢？要知道，李登辉在推行台独的手法上与民进党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他并不直接地鼓吹台独，而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和手段，把“国统纲领”关于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的关系定位推广到国际社会。在这种意义上，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邦联论”一样，正是直接地来自“国统纲领”。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登辉主政的十多年里，他还以“民粹政治”的手法，竭力把在台湾老百姓当中存在着的与“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因而也与“两国论”密切相关的那种非理性的虚骄情绪，差不多煽动到了极点，以至迫使继其后上台的任何人，不论是陈、宋、连或者其他人，都不得不在这种不切实际、浮夸躁动的民情的牵制下，被套死在李登辉“独台”的战车上。台湾朝野，除了以李敖为代表的极少数清醒者而外，几乎全体一致地坚拒“一国两制”于千里之外，即与李登辉苦心营造的这种民情有很大的关系。

如所周知，香港和澳门所实行的一国两制，至少在法律上使港、澳比一般联邦国家(如美、德)之各州(STATE)享有更多的权力和权利。 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具体地确定“一国两制”的对台模式，但是从北京当局业已做出的种种承诺来看，这种模式无疑将可使台湾获得接近于邦联制下“成员邦”的地位。因此，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承认，实在想不出比“一国两制”更好的和平统一模式。问题是，“一国两制”可能给予台湾的这种“准邦联制”下的“邦国”地位，不仅根本满足不了以李登辉为代表和以民进党为基干的台独势力的胃口；同时也令以原国民党的骨干及其眷属为核心而形成的统派外省族群，感到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们在两岸定位上的期望值，已经伴随着台湾各派精英对实际并不存在的“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鼓噪而越来越膨胀起来！

那么，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想无论如何，中国大陆都绝对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它当然也不可能接受“邦联制”。因为如上所述，它如果接受了“邦联制”，不仅不可能使两岸的统一获得任何可靠的保证，反而意味着自己对“两国论”亦即对“独台”或“台独”的认可，从而必然使“独台”或“台独”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均被确定下来；而这也就在相当大程度上等于是放弃了自己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未来发展前途。事实上，如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当初都是从实现本国的政治统一开始的。中国又如何能够例外？也因之，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已经在中国大陆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共识；那种把反对台独仅仅归诸中共煽动的说法，是极其荒唐可笑的！

对比一下两岸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前两岸之间围绕统独问题而产生的尖锐矛盾，不仅存在于两岸当局之间，而且已经扩展为两岸民情的广泛对立。因此，正如笔者在三月十九日接受多维新闻网记者电话采访时所指出的，虽然我们都不愿意见到两岸中国人兵戎相见，但我们几乎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两岸终有一战！这或许也是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