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再见陕北

　　Ｙ大学座落在宛延曲折的延河岸边。沿河岸有一条林荫道，两旁耸立着挺拔的大叶杨树，不远处有一座朴素的钢筋水泥桥，那是和著名的宝塔山下的延河桥遥遥相对的另一座桥梁，它通往远处一些领袖旧居景点。这所大学的诞生多半首先是为了点缀这个革命圣地，实际上它只是一所中小型简陋的多科学校。当上头决定将它和从首都迁来的一所大学合并时，这一决定至少不会受到校方的反对和抵制,也许是因这将意味着更多得多的经费来源和更大得多的名气。更重要的是，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作出的决定，谁也不敢违抗。

　　我和若桦把家迁来Ｙ大学,被指定安在多层窑洞式校舍第二层的一间窑洞里。这些窑洞式房子是顺着山坡成排地修建的，外墙用灰色砖块砌了起来，嵌有带拱顶的门和窗，房顶上填上厚厚的一层土，因为年久上面长了野草和小灌木。

　　老戴和我们一起迁来Y大学，住在一座两层楼的空教室里,老邹则被特许回上海治病去了。旁边就是中文系所在地，时不时传来工农兵学员们用纯正的陕北腔朗诵毛主席诗词的朗朗声，听起来甚是滑稽。老戴来后不久便回京探亲两周。他刚走不久，走廊墙上忽然贴满了批判大字报，矛头对着一个不知名的B大学教师，谴责他是个“抗拒改造的臭知识分子”。那是 Y校“语文班”学生贴出来的。他们从字篓里拾到一页残稿，上面写着一首文言诗：

　　“插柳成荫倚山立，窑洞顶端绕长廊。面对圣地杨家岭，南邻中央大礼堂。门前绝似“西北望”(1)，工余小立顿思乡。三餐调味盐、椒、醋,如厕须防顶心凉(2)。吾虽居此仅月半,酸咸苦辣尽得尝”。[注](1)老校附近风景；(2)水箱滴漏头上。

　　我赶紧往他家发信，告诫他回来时要小心。但他回来后装着若无其事，居然对我也只字不提此事。几年前，他把这首玩世不恭的歪诗收入他的《不自惭集》寄来送我。老戴虽从事体育，古文功底甚厚，擅长诗词，且写得一手好字。

　　我在沟里染上了肝炎，所以到市医院去检查化验。医院门诊部里，墙上污迹斑斑，显然多年来都没粉刷过,走廊里停放着一辆人力板车,上面铺着脏兮兮的被褥，那是当地农民送病人来这里就诊的。这样的医院使人感到一走进来就好像添了几分病似的。检验结果虽已正常，可是症状依然很明显：没胃口和肝区隐隐作痛。

　　食堂卖的酸馍馍很倒胃口，我们只好在煤油炉上用油锅煎来吃。好在当地的鸡蛋很便宜，我和若桦两人常站在桥头上，等待上午从桥那边走过来的乡下姑娘，她们有时胳膊上挽着小篮子，里面装满了新鲜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十二、三个。那里的居民极少会吃鱼，也不大吃猪内脏，所以猪肝、猪心都很便宜，牛肉也比北京便宜得多。居民不吃鱼是我总结的延安地区“三怪”之一。那“三怪”就是：(1)猫不认鱼(主人不食,猫焉知鱼为何物)；(2)狗吃“棒子”(田里的玉米成熟时，饿狗成群抢吃,生产队规定见之格杀勿论)；(3)男人打毛衣(延安市街边随处可见男人蹲着打毛衣)。

　　由于在沟里一年多的日子里严重缺乏营养，劳动又重，我们都消瘦了许多，加上我染上肝炎，更需要补充营养，所以把心思都放在吃食上头，那时不懂得也管不了什么胆固醇了。

　　我俩开始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骑着自行车到处游逛，把圣地的各处景点都游遍了。市内只有一间电影院，规模还不小，但秩序和卫生太差了。虽然文革中整个国家没有生产什么电影片，在观看片子上没有选择余地，但我们很高兴地欣赏了殷诚忠演的《黄河钢琴协奏曲》，那在当时可说是精神生活上的最高尚享受了。

　　学校一座楼的大房间里摆着工会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可能是校内极少数几台电视机之一。电视节目从北京转播到这里,据说要经过二十一个差转台,所以只要有哪一个差转台出了点小差错，荧屏上不是没声音就是没图像，或者图像被扭曲得无法观看。可一到晚间，这台电视机便成了从教师到炊事员和家属小孩们最热门的文娱工具。到场的人中有老有少，热闹非常。大家端坐在大大小小的板凳、马札上引颈以待。

　　我发现众人不仅是从电视节目中取乐，而且常常从济济一堂的观众的笑谈声中获取乐趣，以消磨排遣单调无比的晚间。人们习惯把看电视叫做“看花花布”，那是因为开演前屏幕上出现的，为了调校荧屏而显示的国际象棋样的黑白方格。观众们总是焦急地等待着“花花布”的消失和节目的开始。

　　有一次大家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着《智取威虎山》时,突然声音消失只剩图像。这时候一个七、八岁小男孩突然大声喊道：“是押把(样板)戏,还是哑巴戏?”。陕北话发不出“ang”的音,只能发成“aa”长音。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没想到,那无聊苦闷日子里的这类诙谐趣事居然成了我们后半生的愉快回忆。

　　我们到Ｙ大学才知道李银柱被调到那里管后勤。我常见他在校园里转悠，和车辆、货物、砂石打交道。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怀里抱着一大摞书。他竟然尾随我到了我的住处。

　　“腻(你)现在又(有)啥子事敢(干)？”他莫名其妙地问我。

　　“我负责每天到投递组取邮件分发给各单位的人。”我回答。这件事是系核心组交给我的。我每天下午都要去门口传达室拿一次邮件，而且常常看见有从北京寄来的章纬丞的邮包。这位“第一把手”也已经撤离清水沟第一线，在延安休养生息。

　　“腻(你)自己应该菊东造(主动找)点事情去做嘛！”李银柱真想得起来趁机来过把教训我的瘾。

　　我把身子转了过去，背对着他，面向窗子，从口袋里掏出卷烟，用打火机点着，默不作声。过了一分钟，他悻悻地走了。

　　一年多来，李银柱的一系列丑闻在校园里不胫而走。

　　早在东山头上时，他一开始总在大伙儿面前装得像个正人君子。有一回放假回家前夕，系里分给教工每户人家一份食品：一小瓶菜籽油、几斤大米，还有一些其它食物。管生活的单玉莲献媚地拿了一份送到他的窑洞。他先是不敢要，怕人家说解放军违反“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纪律。可是放假回来后便去找单玉莲。

　　“我贼此(这次)回家和我烙笸(老婆)雪气(说起)系里分东西我没敢要时，烙笸骂我傻瓜。”他说得真坦率。

　　这位丁一敏前处长的老婆单玉莲，正好巴不得找个机会去逢迎巴结这位“首长”，所以马上拿了一份给他。

　　这位老李曾以军宣队的身份到北京老校部去过，说是去动员那里留守的人员来清水沟。去了之后，程训华给了他不少“工业券”。他凭券买了缝纫机、女短大衣等东西回来送给“烙笸”，并批准程训华调离学校，结果一个人也没动员到陕北来。

　　延安有个航空站，站里有个小商店，店里有特供商品，是只供应军区首长们的。李银柱早就打主意想去买特供品，但是他的级别不够高，没资格享受特供。我国已于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军官不管级别多高都是一身绿，既没肩章，领口也都是一色小红旗。若要装扮成高级军官，唯一办法是坐着军用吉普车大摇大摆地开到站里去，以此显示“身份”。老李几个月前不知从哪个部队搞来了一辆吉普车，连带把司机搞过来在校后勤处工作。一天，他要司机开车载他上航空站去，遭到那位正派司机的拒绝。他火冒三丈，大骂司机忘恩负义。这回他忘了使用“毛泽东思想”去吓唬人，只记得使用低级语言。

　　Ｙ大学隔壁是旧居之一的“杨家岭”。一进旧居院门左边就有一间简陋的小卖部，专卖些纪念品给来访者。老李时不时转悠到里面找那个女售货员瞎聊天。那些年，大陆的文化革命震动了全世界，各国许多极左派人士把中国看成“革命圣地”，热切希望到这个革命圣国中的圣地延安来参观学习。一天，来了个单身的中年女台胞，由外事部门派了个“陪同”。这位女台胞的入时衣着打扮，在我们当时这个“高度革命化”的国度里显得异常耀眼夺目。当女台胞走进小卖部时，碰巧老李正在和那女售货员聊天。

　　老李的眼帘里突然闯进了一位他看来像是“天仙般的”女人时，他禁不住对女售货员说：“贼(这)个女忍(人)是从拉戈鬼夹(哪个国家)来的哦？葬呆号票凉(长得好漂亮)哦！”。

　　不意，女台胞听了顿时面起愠色，一转身便出了小卖部，向“陪同”告发这位军人的挑逗性语言。据说后来外事部门十分重视此事，特意派人到军区调查，终于查到了李银柱的大名。事情后来如何发展，就不得而知了。但我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位老李居然蠢到一点儿也没去想那位黄皮肤的外宾兴许不是侨胞便是台胞，她完全有可能听得懂自己的国语。实在太丢人现眼的是，一个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当年如此称谓林彪教育领导的部队)出来，平时满口“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也居然喜欢在女人面前说些无聊下作的粗鄙话。

　　陕北的初冬虽然不很冷，但窑洞里还没安上炉子，冷冰冰的，很是难受。若要在此过冬，就得买煤，我们人生地不熟，办事很难。许多人都走了，为何偏要我们留下来？心里越想越气恼。

　　恰好这时收到南方家里寄来的一封信说，南洋的一个姑丈和姑母已经来华探亲旅游。我持此信去找当时校党组负责人之一王毓宣，希望准假让我去与国外的亲戚会面。王毓宣原是王国蓝上任时带来的干部，原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文革中王国蓝挨批，他当然也少不了受冲击。但他也是个典型的官僚式干部，凡事唯顶头上司的旨意办事，所以找不到他多少罪过。王国蓝后来病重住院，被中央保了起来，他则靠边站了好一段时间，来陕北前被部里起用。我到他住处时，见他头上裹着纱布，模样甚是滑稽。原来不久前他和校军宣队蔺队长不知为哪桩子事发生争执，被蔺队长用烟袋锅给敲开了一个口子，这真是咄咄怪事一桩。如所预料，王不肯对我的请假表态，要我直接找章“第一把手”。

　　我找到了章“第一把手”。他已经被沟里全体教工“投亲靠友”落得个众叛亲离，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他很不耐烦，没等我说完便挥手，说这类事他一概不管，要我请示系里。一个往上推，另一个往下卸。

　　我只好回系找张挺卫工宣队长，因为当时系核心组都跑克山病去了，连个鬼也没在Ｙ大学里。延安市区也是克山病区，但属低发区。张挺卫和另一位工宣队员住在我们下面一层的窑洞里，终日无所事事，但上头又没叫撤，只好在那里耗着。我讲情况和要求时他们听得很耐心，但一听说校领导们把这事推来推去，最后推给了他们，当然更不敢表态。

　　我们下决心不再等待。我们到航空站买了第三天飞往北京的机票，并给系工宣队留下一封长信，好让他们有个交代。信中说明如果我们不去会见回国的海外亲人，政治影响会很坏，有损我国声誉。现在既然各级领导没人反对我们离开这里，只是推来推去，也许他们确有不便之处。最后强调我们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

　　航空站离Y大学有十华里远，有一辆公共汽车走这条线路,但是一个钟头也来不了一趟，而且要挤上那辆常常满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破烂汽车实在太难了。我们有一只二十来公斤重的大皮箱，大概只能雇毛驴车拉了。听说有教工回京时就是这样做的。这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两条腿走路”――现代化的飞机和原始的毛驴车两者的奇妙结合。

　　幸得炊事班的张师傅帮忙，当天午后，他用自行车载了我们的大皮箱，我们三人一齐步行了一个钟头到达航空站。

　　不巧得很，航空站宣布下午有雾，改为明晨八时起飞。延安平地很少，只好把小小的跑道修建在干河床上。因为机场上空空气湿度大，下午一刮南风，便形成大雾。

　　回校去是不行的。一是行李无法运来运去，二是回去见到工宣队不但费口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岔子呢，万一不让走咋办？终于幸亏航空站同意存放行李。我俩步行到市里时已经黄昏了，旅店找不着，心里开始发急，难道今夜露宿街头？信步走到一间工厂门口，只见几个男女青年在说话打闹，讲的是道地的北京腔。我们想，他们许是北京知青，上前一问果然是。他们听说我们也来自北京，非常热情，异口同声地说没问题，说何必去住招待所呢，让若桦在女生宿舍里和她们一起过一宿,而我住到男生宿舍里不就行啦。他们还到食堂里为我们打来了晚饭。真是他乡遇“老乡”了。这些孩子们当初响应号召来革命圣地插队或当工人，应该说比到别地方去有更大得多的荣誉感。不过他们都很想念在北京的家和亲人，所以见到我们显得格外亲切。

　　次日清晨他(她)们热情地端来早餐。我们想补还一些钱，他们执意不收，只好表示感谢，告别后向机场步行而去。

　　飞机延至九时起飞，那是一架苏联“安－24”双引擎螺旋桨客机。

　　再见了陕北！我们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两年，其中我失去自由十五个半月。这段岁月是我们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我们的心情十分复杂，尽管在那里落难，经历种种折磨，体会人情冷暖、善良和邪恶，我们对此地却产生了眷恋之情。我们毕竟在此地生活了两年，而且它是如此多娇的祖国山河的一部份。我一直想把当年清水沟的景致笔绘下来，好给自己留下一份形象的回忆。多年后的一个元旦，我因腰病在家休养，凭着追忆把它画了下来,复印后分别寄送给病中的申知韵教授、骆光华和童玉璇。虽是一张蹩脚钢笔画，却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赞赏。骆光华还寄来一幅对联：

　　“望窑洞山坡忆沟内诸般热闹场景；　　思迁校文革叹域中多少糊涂往事”。

　　…………

　　飞机在白云上面翱翔，我们心里很不平静，想得最多的还是雪梅和晓云两姐妹。雪梅和我们在那里一起落难，相信这段经历必定给她一生留下极其深刻的回忆。她如今和妹妹晓云在一起。你们好罢？我们现在就是去看望你们的，我们一家很快就会重新团圆。

　　上午11时我们飞抵首都机场，回到了我们青年时代成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