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重返故地

　　由北京转道南方的时候才知道姑丈和姑母已经出境回南洋去了。我们和老人以及雪梅、晓云一起愉快地生活了三个多月。

　　一天,接到同事来信要我们火速回京,说是从沟里出走“投亲靠友”的同事们，多数已先后回到了老校址。老校址的大部分校舍已被某部队占用，回来的同事们只好住进了还没被占用的几座空置的办公楼，现在差不多住满了人。有的同事只好住到仓库、工棚、甚至温室、实验室等等凡是有屋顶能栖身的建筑屋里去。来信又说，部里重新任命了“学校临时领导小组”,由王国蓝任第一把手(仍在养病,实际是挂名)，原来的两位副校长高斌和汪鸣韵分别担任第二、三把手,统管全校大事。

　　临时领导班子的出现与当时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全国大气候,以及邓小平1973年复出任副总理密切相关。

　　校临时领导小组要求回到老校址的教工们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互相照顾，互相谦让，同舟共济，同时号召还未回校的教工早日回校参加复校工作。据说国务院已经决定让我校归属河北省，指定将来在Ｚ县办学，教职工暂时可以在北京老校址居住和办公。后来才知道，国务院当时没允许我们这所大学马上搬回北京办学，原因仍涉及到当时高层的复杂斗争。

　　我们匆匆北上赶回学校。我们发现，在逃离劫难之后，全校多数人和衷共济，出现了空前融洽的局面。比我们先回校的Ｍ系的伍崇先老教授，在原某系办公楼三楼上找到并占用了一间30平方米的大办公室，他和夫人朱曦霞很乐意分一小半大约10平方米给我们住。朱曦霞知道我们的为人而且家庭组成简单，身边没有小孩，所以她宁要我们这样的邻居。

　　学校的木工师傅很快就来用木条和苇席把办公室一分为二，其效率之高前所未见，充分显示了遭难之后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们和伍家不说话时是两家，隔着苇席一聊起天就成一家了。

　　伍老早年留学英伦，回国几十年,在学界很有声望。他精通英语,有文学根底，能用英文写小说。多年来，我只听到对他的流言蜚语，不是说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就是说他的“思想反动”。后者主要是指称他曾经说过，毛主席之所以英明伟大是因为他的遗传基因好。这本是百分之百的学究式语言,也被安上了“思想反动”的帽子,为此他在文革中没少挨批挨斗。我们和他作为邻居,竟一住就是六个半年头。从日常观察接触中，我才发现伍老有个最大优点,也是最令人敬佩之处,就是特别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时不时有年轻教师到他的斗室里来请教，他总是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倘若没有这段相处，先进入我脑海里的一些针对他的谗言，也就很难洗刷掉，从中更体会到人言之可畏和所谓“阶级斗争”的偏见。

　　我们住在这座“筒子楼”的三楼上。楼道南北两排办公室改住“难友”, 总共24户人家,分属不同的系或部门。每户门口有一只做饭的蜂窝煤炉,楼道里还堆满了暂时无法摊开来使用的家俱和杂物，甚至成箱成箱的书籍。一到煮饭时间这条楼道如同闹市，大家嘻嘻哈哈，有说有笑，随时交换着新闻信息和交流着烹调经验。大伙儿逃过了劫难之后得以恢复生机,显示出达观情操。不过到了夏天,这24座炉子散发出来的热量，使楼道气温上升到了35度以上，真像是一个锅炉间，加上那弥漫在空气中呛人含硫煤气烟味和炒菜时散发出来的五香八味，令人窒息和头晕。

　　我们戏称这条楼道为“赤道”。楼道的尽头是洗手间，其中只有三个厕位，二十几家人挤在里面洗衣、掏米、洗菜、洗锅刷碗、涮洗便盆、墩布和“方便”，其杂沓境况可想而知。大伙儿自嘲为“高级难民”。

　　然而在这种平和友爱的气氛中, 校园里却仍然有一些人在暗中进行着权力的争斗。

　　不久,公布了系一级“临时领导小组”的名单。出乎大家意料, H系的第一把手是洪怀安, 此外还有袁博增、王大桁、华新明、叙越等数人。袁博增又从校部调回H系加强领导。

　　这是王大桁们万万没能料到的事态新发展。他们这伙人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一心想把系党总支书记打倒,然后自己取而代之。他们张牙舞爪、搞“顺藤摸瓜”,在打击异己、排除障碍上，始终没有放慢步伐，如今几乎一笔勾销,他们又怎会甘心让洪怀安这个最大的对手顺顺当当地官复原职呢？

　　于是在领导小组中,王大桁采取“不合作”的策略，事无论巨细,都推给“第一把手”洪怀安去解决。正当大家从陕北回到这个满目疮痍的老校址时，住房、生活、子女上学各种问题成山成堆,更重要的是整个学校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前途命运未卜, 上下无不忧心忡忡。王大桁采取的“不合作主义”无疑是给刚上台挑重担的洪怀安雪上加霜。

　　调回H系的袁博增,在文革中处於靠边站状态, 他那少惹是非和少结冤仇的哲学使他少受了许多灾难,但是现在他的软弱性格和习惯于抹稀泥的作风,没能使他回H系后得力地协助洪怀安收拾这个烂摊子，为他排忧解难。

　　叙越可是另一种人物。在陕北时,他藉口负责所谓“教育革命小分队”,和几个青年教师躲在延安郊区的桑树村大队，从不参与校系的斗争。他虽出身农村贫困家庭,却是五十年代末期全盘苏化时期的正牌大学生,所以没有染上那种空头的“贫农贵族心态”，只是内心充满了“特殊材料制成”的政治优越感和决不屈居人下的高傲自大。他和妻子薛媛都雄心勃勃地想凭着自认为的聪明才智和本事，使自己成为既有党票, 又有学术地位的“红透专深”、鹤立鸡群的超人。难怪他们夫妻俩在文革前,就已经顺理成章地和教研室主任金士昂搞不来,成了多年的冤家对头。更有甚者，叙越常以毫不掩饰的鄙夷不屑神情谈论几乎所有同教研室的教师。叙越毕业留校工作没几年就扬言过，如果自己不是因兼职总支副书记耽误了他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他在业务上早就出头了；文革中对原来是他“部下”而后来变成他的“上司”的阎久胜，气不打一处出来。他对于处心积虑，妄想取“旧系总支”而代之的“两王”们，则视为愚蠢而又狂妄的等闲之辈。

　　叙越虽然在文革初期也许部分地由于判断不清，采取出了某些不当的举措，但到了文革后期，逐渐悟出这场“革命”的愚蠢和疯狂，开始大幅度地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和取向。当他被指定为系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后，和一般挨整的教师的来往变得相当随和。他兼任系里几个政治学习小组之一的组长工作，把本组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搞的生动活泼，让大家畅所欲言，从而得到大家拥护。

　　自从回京后，大家开始逐渐意识到已经有了条件，而且也应当从此重新抓好业务。叙越又开始和申知韵过从甚密，有说有笑，还让申知韵牵头组织包括薛媛和我在内的几个人翻译国际学术会议文献，全然不是文革初期那种恨不得“把申知韵扫倒”那种嫉恶如仇的心态。聪明过人的这对夫妇，当然懂得利用申知韵的扶持来最终达到业务上出人头地的目标。然而叙越的行为表现，使他受到长着花岗岩脑袋的王大桁们的指责，说他作为一个党员“竟和资产阶级教授勾勾搭搭”、“丧失立场”。据说叙越还曾议论过江青的一些“坏话”被王大桁们逮住。很可能这些危险观点和材料来源于某些政治消息灵通人士。他因此被王大桁抓住了把柄，在党内狠狠整了一通。从此他对王大桁们更是恨之入骨。文革后期大气候的变迁使叙越除了狠抓业务之外，政治上并没丝毫放松。一次聊天时，他直认不讳地对我说他在政治上有“东山再起”的意欲。这对夫妇正在加快步伐, 积蓄着业务和政治的资本，准备在未来的角逐场中再次成为“又红又专”的优胜者。

　　洪怀安经常感到胃痛。他看了不少医书,自以为深谙病情。一天晚上,从山西省来了一对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夫妇，特意到家里探望他和温丽光。温丽光来叫我和若桦到她家与这对夫妇聚会，还吃了一顿晚餐。洪怀安向众人谈起自己的病时，满怀信心地说只不过是十二指肠溃疡，没事儿！当时我们都劝他到医院诊治，他却表现不在乎，没想到他的自作聪明竟把他自己耽误了。

　　无疑，工作上的不愉快情绪加速了洪怀安的病情发展。下面一件事更是对他的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是他始料不及的。

　　洪怀安当上系第一把手一年多之后，校领导突然通知他，河北省要向我校借调一个“得力”干部去省评剧团当党书记，学校考虑派他去，并安慰他说只去一年就回来。洪怀安向来是组织纪律性强和脑袋瓜灵而被上面欣赏重用的中层党干部，这回他尽管内心不乐意，却是默默地服从了。他不知其中有诈。当他到了评剧团时才意识到他再也回不来了，他的组织关系和其它关系都已经转到了那里。后来有人认为洪怀安“肯定是受到了某些人的排斥”，只是其内情许多人都讲不清楚。

　　半年后他被护送了回来。他已病入膏肓，患的是晚期胃癌！

　　他被安置在学校大食堂旁边，原是膳食科卖学生饭票的一间独立的小房子里，已经形容枯槁，原来肥胖的大脸庞已经瘦削得教人认不出来了。Ｈ系安排青年男教师们轮流去护理他。洪怀安大口大口地从肚里呕吐出腐臭的黑水。那时他什么话也懒得说了，好像对一切都已经十分淡漠。一个来月之后他软食不进，终被送进医院，靠温丽光一口一口地喂他人参和龟肉汤，居然又维持了一个月的生命，于初冬的一个夜晚与世长辞，时年四十有四岁。

　　洪怀安过世时留下一子一女，温丽光自然无法不十分悲痛。

　　那时，刘青云已被吸收到校临时领导小组中去。对于洪怀安死后的抚恤和家属生活补贴问题，分工管此事的刘青云一点也不热心，他认为温丽光够不上“困难户”，因为以她的一百元挂零的月薪，一家三口平均每人每月已经超出了三十元人民币，所以不给补贴，只给几百元的治丧费而已。这时才使我醒悟到，我们的双职工家庭在经济上有多么的脆弱，只要哪一天其中一个人倒下了，这个家庭马上就会从本来的清贫跌落到赤贫之中。之后的十来年中，温丽光一个人苦苦地撑着三口之家，抚养大了两个孩子，到她退休时自己已经百病缠身，面容苍老憔悴，一些老同学有机会和她见面时，也不想和她谈可能引起她伤心不快的事。

　　疾病的摧残和权力争斗中的明枪暗箭使洪怀安没能活到文化革命结束。他离开人世之前中国的一切还处在混沌之中。他可能想不出来我们这所大学和我们这个Ｈ系再过一年半载会朝什么方向变化，中国会朝什么方向变化，也许他在这方面已经什么问题也不再去思索了。

　　虽作为他的几十年的老同学、老同事，我们也无能于对他的内心世界作准确猜测，因为如同大多数党的干部一样，他的内心世界的隐秘极少向外界曝露。唯一能够猜测到的大概是，他一定对他十分疼爱的小儿子最放心不下。基于此，他是不会放心撒手而去的。相信他在临终之前已从一个内心复杂充满矛盾的党干部回归到了一个普通的人，他的思维活动大概超不出一个普通人父和丈夫的心灵世界罢。

　　Ｂ大学在这一年之中因各种癌症死了十三名教师，平均每月一个人还多点。人们说，几年来的坎坷折磨和几乎绝望的生涯使许多人的精神普遍受到强烈的压抑，甚至频临崩溃。这种情况下机体的免疫力严重减弱，癌细胞得以乘虚发展。这说法颇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