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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基督教与政治之间

俞力工


            

            

            基督教与政治之间

 

早见端倪的英、俄两霸格局

 

  启蒙主义毫无疑问标志着欧洲步入现代文明的里程碑。当前普遍实施的三权分立,广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人权、自由、民主思想,早在十七、十八世纪便已系统提出。然而就实践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堪称达到了既维护自由经济,又兼顾社会正义的高度。

 

  于此之前,国际社会长期为霸权横行、抢掠资源、殖民扩张、种族灭绝所笼罩,丝毫反映不了启蒙时代思想家所展现的理性主义精神。尤其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俄二强主导大局的迹象已见端倪。此际,只消在世界地图上,从中国长江至希腊拉起一条横线,便展现出北上的英国与南下的俄罗斯这两大政治板块互相冲撞的势态。至于其它国家,绝大多数或为了巩固传统利益,或为摆脱逆境而寻求突破,其中,纳粹德国即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

 

德国,整军精武的典范

 

  德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时机固然落后于其邻国,但文化领域却并非处于边缘地带。以人文科学为例,德国的文史哲于十八世纪便可与英、法相比拟。甚至作为长期受基督教世界欺压的犹太人,也随着德国政治世俗化的进展,在各个社会领域逐步解放。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面对着西方资本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双重压力。为了把社会各对立阶级拧成一个战斗团体,一方面把司法、行政、立法结为一体,对人民加强思想控制,一方面自诩为“贯彻上帝的意旨”(见希特勒《我的奋斗》),推出种族主义理论。其中,既把日耳曼德意志民族置于至高无上地位,又可诉诸一切超越道德、法律规范的暴力手段,实现其振兴国家、扩大生存空间、消灭异己的战略目标。

 

  至于二、三十年代之交,突然把犹太人问题无限上纲,不过是作为杀鸡儆猴和巧取豪夺、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而并非真以为人数寥寥的犹太人有何危害国防安全或阻挠经济发展的能耐。

 

德国的反犹特质

 

  1996年,年仅35岁的哈佛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丹尼.哥德哈根先生利用发表新书的机会《希特勒的自觉自愿刽子手》,应邀前往德国,并转战各大都市,与德国传媒、学术界进行辩论。

 

  当时,他曾一针见血指出,排犹、灭犹不只是在集中营里进行,同时也发生在全国的大街小巷。一般老百姓既是知情、赞同,又积极配合。除此之外,希特勒的恶行与斯大林的暴政有所不同,前者受到人民的拥护,后者则是对全体人民施加暴力。

 

  那么,作为一个基督教国都的德国,其广大基督徒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又是如何自处呢?2000年初,笔者曾就天主教教宗保禄二世对两千年来教会儿女所犯下的一切罪行表示歉意作了一些报导。教宗所指的罪行包括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滥杀无辜;声讨异教、异端时期的大量惨案、冤案;以及,基督教反犹太文化对纳粹主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等等。当时,记得有几位台湾新教传教士为维护新教的“清白”,一股脑把所有责任推诿在天主教身上。

 

纳粹时代的德国天主教会

 

  经过60多年的探讨、挖掘,尤其是通过纳粹政府内部档的整理,揭示天主教会起码在教宗皮吾十一世时代,或至少从1926年开始,即对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理论和反犹行为进行过尖锐批判与抵制。

 

  例如,皮吾十一世领导下的天主教会,即本着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强调人类系由上帝创造,生来自由平等,更何况耶稣之救世,普及全人类。因此任何个人、群体、民族不得把人类分为等级,甚至赋予自己主宰他人生命、命运的权利。他着重指出,就宗教意义而言,所有基督徒与犹太人无异,基督教至多是反对犹太教教义(anti-judaism),而不是反对犹太人(anti-semitism)。

 

  1933年德国政府通过“种族法”后,天主教教会为加以抵制,甚至把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思想归纳为8个教条,并传达所有下属教会加以批驳。

 

  然而,19381110的琉璃夜排犹惨剧发生后,天主教会对犹太人的遭遇保持了沉默。原因之一是皮吾十一世于1939年过世;二是意大利也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法西斯主义,天主教会本身的处境岌岌可危;三是皮吾十二世继任后,坚持天主教会“非革命组织”、“不具备监督国家的职责”、“不向国家权柄挑战”的立场。在此主导思想影响下,广大天主教徒在最激烈的八年反犹过程中,保持了沉默。这也难怪,犹太人世界会议曾经于1939年给予皮吾十一世高度的评价,而对其后继人,则颇有微词。至于纳粹政府,其内部调查资料屡屡提及“民间最不合作的社团便是天主教会”。因此不难理解,纳粹时代也有大批的天主教神父与教会领导人受到迫害。

 

德国的新教教会

 

  与之对比,新教在反犹问题上甚是激烈。例如,当“种族法”一通过时,最具权威性的德国新教教会委员会(DEK)即认为1700年来犹太人不受法律保障属于“常态”,以及“不能把启蒙主义的进步思想与新教的规范(按:反犹传统)混淆起来”。193944,新教领袖又集体发表反犹宣言,其中,除了表示效忠希特勒之外,还视纳粹政府的反犹行动为“贯彻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的事业”。会议上,他们还决定成立研究所,以调查犹太人对德国宗教生活所造成之影响,而成立该研究所的宗旨则定为“根除犹太人影响为维护基督教未来存在的前提”。1941年德国政府为限制犹太人的行动、规定其佩戴犹太人的“大卫星”标志时,新教教会又再次集体肯定马丁路德所建议的激烈反犹措施(如不保证其人身安全,往其身上投掷猪秽等等),并建议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与资格。至于其它攻击犹太人的言论则不胜枚举。反倒是新教教会代表人中,为犹太人仗义辩护的人士凤毛麟角(如H. Ehrenberg,V. Gschloessel, Bonhoeffer, M. Meusel, 在德传教的瑞士牧师K. Barth

 

  新教之激烈反犹除了传统的基督教反犹文化作祟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新教是个于十六世纪为摆脱罗马天主教领导而成立的派系其独立地位符合各地纷纷建立民族国家的潮流。因此,纳粹德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不受外国宗教组织支配的德国新教更有顺势抬高自己地位、成为德国国教、甚至在国际上与梵蒂冈一争长短的可能。鉴于此,虽然大部分新教徒对排犹活动也保持了沉默,但此沉默却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强者、胜利者的顾左右而言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很快地把一切责任、集体责任推诿给纳粹政府。但是,宗教之争并没就此结束。基督教会要求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皈依基督教的冲动,直到1965年的天主教梵蒂冈会议与1980年的新教教会代表会议才正式放弃。就连这点,新教也落后于天主教!

 

  笔者提及德国基督教两大派系的区别,目的不在于甄别其优劣或挑拨离间。毕竟,基督教世界反犹文化已延续了1700年。在此历史长河中,德国基督徒间的局部差异只不过是汹涌激荡时刻的两朵不同浪花。

 

 

冷战时期的时代特征

 

  如前所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俄二强主导大局的迹象已见端倪”。该现象随着俄罗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削弱,引起了全球性深刻变化。一方面,俄罗斯打着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对外宣誓他的职业革命家具有像纳粹分子一样的解放人类、主宰世界的神圣使命;对内它除了在全盘控制所有权的领域,与纳粹德国充分利用资本、为国家服务上,略有区别外,其它领域,如法西斯专政、军事扩张等等,与德国仲伯难分。另一方面,在战后苏联综合力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英国被迫将领导白种人盎格罗萨克森基督教集团的头羊地位,让与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至于夹杂在两者之间的主要国家(如欧洲联盟),则形成发展社会民主政治的第三势力。严格说来,整个冷战时期尽管表面上进行了冗长的意识形态斗争,实质上仍旧是两霸格局的延续。该状况,又如何对基督教世界造成影响呢?

 

冷战与基督教

 

  总地说来,整个冷战时期是个“冷政治”时期,换言之,也是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时期。苏联原就属于东正教文化圈,其教会于历史上一向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因此不具有教会预政治的文化传统。中西欧为了促进区域整合、发展社会市场经济道路,也潜心投入社会体制的完善化,因此宗教活动不仅退出政治舞台,甚至逐渐排斥于日常生活之外。

 

  全球性“冷政治化”的过程中,唯一例外即是基督教势力不断壮大的美国,而其主要原因,不外是该国已俨然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自认为承担着推广美国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的神圣使命。至于独立自主的新教,就自然而然地顺势扩展,目前不只是已争取到60%的民众皈依新教(加上其它基督徒则占人口的86%在国外获得迅速发展,甚至在政治领域,也使得一个素有“最世俗化”称誉的超级大国蜕变为一个借“反恐”名义,推行十字军东征的“热政治”新(教)超级大国。这当头,我们不只是看到英国、美国的易位,也看到德国、美国的易位,更是看到犹太受害人与伊斯兰教徒的易位。

 

后冷战与宗教战争

 

冷战的结束大体是俄罗斯再度削弱、国际领域靠边站的结果。照理,此际应当是个美式“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和平竞争、为全世界探索一条最稳健发展道路的时代。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美国引导之下,全世界再度把大量资源投入于军工体系,甚至采取“零伤亡”的办法,采用高科技武器对外进行肆意的军事预和破坏。至于首当其冲的伊斯兰教世界,在不断刺激下,也不可能产生有别于伊斯兰教“热政治”死灰复燃的运动。于是乎,一方面是有美国近30%人口的新教福音派为“无可避免”的“末日决战”有所准备和积极鼓吹(如与布什关系极为密切的“维护诺言运动”的主张,Promise Keepers Movement);另一方面却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赤膊上阵和背水一战。恐怖主义?就像纳粹德国时代的犹太人一样的脆弱,即便是布什总统,也不会误以为他们具有威胁美国安全的能耐。

 

 

这个时代,从思想界高层观察,相继推出的是既鼓吹全球化又加强专利保护和限制移民的矛盾论;又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终结”,又抬出“基督教优越论”的二律背反主张;或高举西方价值普世化、文明冲突论,或把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法西斯混为一谈;一方面借单边主义与频频召开峰会以突出强国地位,同时又刻意矮化联合国与国际法;又主张先发制人、人道干预,又期待在伊斯兰教世界造成骨牌效应;既呼吁加强竞争、削减社会福利,却又不敢具体指出其目的何在?或符合哪个集团的利益?从社会层面观察,这个时代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基本上是由一个个阴暗、光怪陆离的狂热组织、军工、情报、跨国集团编制成一个无形的网,幕后加以操纵、摆布的乱局。冷战的终结,旋踵而来的绝不是八十年代末所期待的理性、发展与和平,而是霸权的赤裸裸扩张和全球性的动乱。

 

前景

 

  鉴于实力对比的悬殊,伊斯兰教世界的不断分化、削弱、倒退,似乎已呈无逆转之势。值此关键时刻,不见多少基督教宗教界头面人物振臂一呼:上帝不曾赋予“文明人”消灭“野蛮人”的权利!如今,我们见到的是一片胜利者振聋发聩的沉默,甚至也偶尔听到天主教会与中西欧国家的低频率边鼓声。当然,也难免夹杂一些华夏文化圈不明就里的摇旗呐喊。至于俄罗斯,其东山再起之势虽然已是显而易见,但今后究竟是与基督教世界一道就地分赃,或是中流砥柱,为启蒙主义时代所提出的人权精神讨回公道,还得拭目以待。如果,前景不是美俄的互相制衡,而是携手合作,那时应当就是华夏文明终结的序幕开端。2007/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