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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插队的零散回忆(十二):苦中作乐

水井


在东北插队的几年,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干活儿起早贪黑,有时下工回到户里,大伙儿齐齐往炕上一倒,喘着粗气,又累又乏,连饭都不想吃。然而,毕竟是年轻人,活力十足,生活虽苦,却并非整天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

唱歌,给插队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和色彩。一位同学有一本《外国名歌二百首》,被大家拱为镇户之宝,不可一日无此君。这本《二百首》本来就破破烂烂,每天翻,每天看,便更是日渐其烂。书页虽破损不堪,内容则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歌声里了。除了《二百首》,还有《战地新歌》和几本手抄的歌本。记得《歌唱动荡的青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孙维世按《滔滔的德涅伯尔汹涌澎湃》曲调填词),都是从手抄歌本上学来的。户里几个男生是装半导体收音机的高手,用自制的收音机,可以收听到美国之音、莫斯科灯塔广播站、日本NHK,还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德里广播电台的“国语时代歌曲”节目,听会了《夜来香》、《四个愿望》、《小小羊儿要回家》、《月儿像柠檬》之类的一些歌。在我们知青听来,这些靡靡之音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这群知青从唱歌中得到了极大的愉快、享受和慰藉。通常是一人先哼起一只歌,随后大家“起而和之”,嗓门儿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是嘶喊了。户里的几位都没有太丰富的音乐细胞,有的五音不全,有的天生公鸭嗓。几个同学会吹一点儿口琴,充做伴奏,技巧也实在不敢恭维。然而,这毕竟是唱给自己听的,在呕哑嘲哳之中,只要能抒发、宣泄自己的感情就好,至于音色、音准,则可以忽略不计。集体户不是音乐厅,唱得再好,唱得再差,其作用和价值完全相等。在东北农村的集体户草房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的雄壮,“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的缱绻,“妈妈她到林子去了”的俏皮,“快乐的风啊你给我们唱个歌吧”的活泼,“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的昂扬,“田野静悄悄,四周没有声响”的悠长,“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的沉郁,都得到了饱含激情的演绎。一天晚上,大伙儿坐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唱起《歌唱动荡的青春》。唱着“哪怕灾殃接着灾殃,也不能叫我们颓唐……听风雪喧嚷,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在明暗不定的摇曳灯光映照下,大家的眼睛似乎都有些潮润。在那一刻,粗砺的饭菜,繁重的农活儿,跳蚤虱子,茫茫前路,都不存在了。只要还提得起唱歌的兴致,生活就不能算是太苦。有歌声,生活就有希望。

记得一个男生,下工回户,靠在被窝卷儿上,半坐半躺,唱起《航标兵之歌》:“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歌声沙哑低沉,充溢着向往之情。他动情地唱着,神情肃穆,眼中闪动着一种光彩。大伙儿都被打动了,停下来,静静听他唱完。几年前,我遇到这位同学,他家境不好,健康也有问题。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在户里唱《航标兵之歌》。他沉默片刻,低声说:“记得。” 我又问他,现在还唱不唱歌。他苦笑了:“日子挺难的,还唱什么歌。” 我想说:日子再难,还能难过咱们插队那年月?话到了嘴边,终于还是选择了沉默。插队的日子,虽然苦,虽然难,但我们年轻,前面的路还长,足供期待和憧憬,所以都有唱歌的心情。如今不同了,人生的路已经走过大半,依稀可以看到尽头,于是,有人还能唱歌,有人不再想唱,也就不再能唱。

有一年,秋收过后,我奉派放羊一个月。放羊是俏活儿,不累,而且自由自在。每天清早,把几十只羊赶到北大梁吃草,日落时分把羊群送入队里羊圈,一天的任务就算功德圆满。说是“北大梁”,其实无山无岭,就是一片荒草岗子,不知什么缘故,没有辟做农田。孤零零一人站在北大岗上,天苍苍,野茫茫,不劳风吹,不用草低,眼皮底下就是一群脏兮兮的羊。百无聊赖之余,振作精神,鼓起不太足的底气,亮开并不嘹亮的嗓音,把自己知道的歌儿,逐一唱来。蓝天白云之下,有几十只羊做忠实听众,不管我怎么荒腔走板,总是不时“咩咩”几声捧场,于是油然而生几分陶醉之感。几天后,碰到邻屯的羊倌。 他提醒说,这旮有张三儿(),留点儿神。我陡然一惊,赶紧问:“你亲眼见过?” 他回答说:“我没见过,别人可见过。那张三儿老大个儿,贼精,专叼羊羔子。” 听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听了不由心里发毛。再来到北大岗,总觉得有只张三儿在左近潜伏窥测。壮起胆子,扬声高唱“在那遥远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微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 眼前没有麦浪,扬鞭四顾,只有一片半黄不绿的稀疏野草,一群只顾吃、不知死的羊,似乎还有一只老奸巨猾的张三儿的影子。歌还在唱,只是底气愈发不足,跑调也跑得愈发不着边际了。一个月过后,交卸了羊倌职责。 那只张三儿始终没有现身,或许是被我的歌声吓跑了吧。

闲暇时候,除了唱歌,还下棋、打扑克。围棋、象棋,大家都能走两步,只是棋艺稀松平常,从不讲究什么定式套路,只要消遣解闷儿,不求走出精妙步数。下围棋,从无细棋,几乎每盘都是以一条大龙的死活定胜负,一方追杀不放,一方满盘奔逃,一旦大龙成活,反咬一口,追杀的一方漏洞百出,咬不胜咬。杀死一块棋,死子儿一大把,赢得痛快,输得利索。有位男生对自己的象棋水平估价甚高,自我感觉极好,每次下棋,把棋子摆好之后,照例不动声色,以极其夸张的动作伸出右手,姿态优雅地拈起自己这边的一个马,轻轻放在棋盘一边,然后清清嗓子,示意一切就绪,可以开局。这种作獐作智的公然藐视,令众弟兄深恶痛绝,不免高声抗议:“没有马,出车快!甭想唬人!”可他丝毫不为所动。被他让一个马,对方心绪大乱,往往稀里糊涂败下阵来。于是,他便愈发张狂,常常面对摆好的棋盘,以确保能让人听到的音量喃喃自语:“没有对手!可悲啊可叹!” 为此,他几乎成了男生公敌。另一个男生自称对象棋残局颇有心得,时常摆出一个残局,声称出自古谱《橘中秘》。只见他面对棋盘,双眉紧锁,单手托腮,做冥思苦索状。这位老兄花架子摆得十足,却是中看不中用,下棋输多赢少。输了棋,他照例摇头叹息:“奇了怪了! 这棋它怎么不入谱儿呢?” 偶尔赢下一盘,马上忘乎所以:“《橘中秘》! 这叫古谱儿! 您当是闹着玩儿的哪!”

逢到下雨天,不能出工,打扑克就是户里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有位同学粗通桥牌,曾一度尝试把大伙儿的扑克情趣提高一个层次,从通俗引向高雅。大家耐着性子,“两个红桃”、“三个梅花”了几次,终于不耐烦了,鼓噪起来:“没劲没劲! 打升级!” 劈里啪拉,把手里的牌往中间一甩,加上大鬼小鬼,重新洗牌,从2打起。顷刻之间,下里巴人就完成了对阳春白雪的颠覆。盘腿儿围坐在炕上,听着窗外沙沙的雨声,心安理得地打上一天升级,那种感觉,实在妙不可言。

大队部有一张长桌子,尺寸比乒乓球台小一些。大队团书记是年轻人,喜欢打乒乓,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付破球网,支在桌子中间。桌子已很破旧,大大小小的裂缝纵横交错,不过在上面打球,也能过瘾。时时碰到地雷(球落到不平的地方,不规则地弹跳),很练反应,动作要在瞬间做出奇形怪状的改变,比赛结局也常常因地雷而定,生出某种戏剧效果。一年夏天,镇里组织乒乓球比赛,我和户里另一个男生被选中,代表大队出战。比赛场地设在公社的会议室,三张球台,一字排开,对阵名单贴在墙上的布告栏里。本来以为我们球艺虽然不高,但毕竟从小打球,多少有点儿童子功,在镇这一级打比赛,无论如何也能招呼一气。几场比赛下来,就明白我们是自视过高了。乒乓球到底是国球,全国遍地开花,高手如云,即便在镇里,也是藏龙卧虎。单论姿势,我们正手、反手,抽拉搓削,都还看得过去,但跟镇里那帮球油子一过招儿,我们这两下子就成了花拳绣腿,根本敌不过刁钻古怪的野路子。勉勉强强打到第三轮,我们两个都惨遭淘汰。大队团书记本来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一时头脑发热,也放出了不知天高地厚的豪言壮语,什么“不拿冠军,提头来见”之类,结果空手而归,不免有些灰溜溜的。团书记倒是爽气得很,鼓励我们说:“这有啥! 咱好好练,看明年槌不扁他们! 小样儿!”

一年后,大队部翻修,剩下不少木料。团书记作主,准备让队里木匠打一个乒乓球台。我专门写信到北京,要来球台长、宽、高的尺寸,请团书记务必向木匠交代清楚。想到很快就能在标准球台上打球,着实让我兴奋不已。十几天后,团书记碰到我,发出邀请:“咱那球台子打好了,玩玩去呗?” 我兴冲冲走进大队部,一看球台,立刻目瞪口呆:球台做得倒真结实,木板有两寸来厚,可长、宽都多出足足半尺。极度吃惊、失望之下,我说话都不利落了:“这,这,这球台,太大了!” 团书记得意了,笑眯眯地说:“过去咱那桌子小,打着憋屈! 这次咱有的是木料,还不整个大个儿的! 你瞅咋样儿?” 我就像饭吃得太急,噎在那儿半天没倒过气儿来。

每隔几个月,大队请放映队来放一场电影,犒劳社员们。我们那里不过“五一”、“十一”,可每次放电影就像过节,是全屯的一桩盛事。放映队来到屯子,熟门熟路,直奔三队场院,那里宽敞,而且电话线杆子正好挂银幕。银幕用绳子拴在木杆上,捆得再结实,每有轻风吹过,银幕便会起伏。风吹幕动,银幕上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形像起了变化,少了几分庄严,添了几分滑稽,这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们因此而显得亲切了许多。电影以样板戏居多,《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如此等等。社员们对这些故事早已耳熟能详,但还是看不腻。《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之类,嘻嘻哈哈,热热闹闹,社员们也能接受。有一次放《第八个是铜像》,老乡们看着非我族类的高鼻深目,听着配音演员们的洋腔洋调,不习惯,腻歪,从头骂到尾。骂归骂,可是没有一个提前走的。银幕前面通常都是人头攒动,小孩儿哭大人叫,我们图安静,就到银幕背面去看。虽然影片中的人物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左撇子,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看不出什么破绽。放映员只带一部放映机,每盘胶片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从19的阿拉伯数字飞速闪过。到了结尾,数字闪过,胶片劈啪作响之后,还常常冒出胶片烧焦的糊味儿。有时候,一盘胶片放完,下盘还在邻屯,大伙儿最烦的就是这一手,因此不免怨声大作。每逢此刻,大队干部就在黑暗里高声抚慰大家:“已经派小嘎儿骑马取片子去了,一颗烟功夫,准到!”

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和队里一伙青年冒着大雨,走十来里路,到邻屯看《侦察兵》。王心刚是当年中国电影界第一小生,面相俊朗而不失英武之气,少男少女,阿公阿婆,人人为之倾倒,那种全国上下惊人统一的“万千宠爱在一身”,绝非当下这几位男女巨星所能望其项背。下雨地湿,大夥儿都站着看,黑压压一片,足有七、八百号人。每当王心刚扮演的我军郭参谋出现在银幕上,总会引起一片啧啧赞叹。回屯的路上,听着青年们为郭参谋是否会因立了大功而升官争得不亦乐乎,觉得淋一场雨,遛一趟腿儿,值得。现在看好莱坞大片,场景豪华,演技超绝,却没有当年看电影时的那种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