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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1978年的爱国海归廖秋忠

谢盛友


 

谢盛友:1978年的爱国海归廖秋忠



廖秋忠(1946年1月14日-1991年10月27日)被“保钓”改变了命运,1978年,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海归中国大陆,成为中国社科院第一个语言学博士。廖博士是台湾嘉义人,早年曾先后就读于东海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后赴美国留学,留学期间他曾参加保钓运动。到中国大陆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1990年出任《国外语言学》杂志主编。他还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台湾同学会会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因肝硬化腹水在北京逝世。

1978年后,廖秋忠与吕叔湘先生一起培养“文革”后招收的研究生,在中国开创了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研究。为了节省时间从事专业研究,他甚至连理发等待的时间都不愿意花,一直由妻子詹志芳给他理发。

根据詹志芳大姐的回忆文章,1973年考大学时,首先要推荐,其次才是考试。詹志芳当年在农村,可能当时已经有病,腰老是痛,所以她没有其他的人能干。詹志芳真担心贫下中农不推荐她,没想到在会上,詹志芳被百分之百的举手通过。剩下的就是考试了,詹志芳的数学是满分。语文更容易,考的毛主席语录墙上就有。他们和张铁生是一届,詹志芳及其妹妹,还有谢添的女儿谢绵绵都上了大学。詹志芳同时得到了四份通知书,最后她选择了山西大学。

詹志芳的父亲规定她们,二十八岁才可以谈恋爱,等到她二十八岁再找对象已经晚了。幸亏那时的知识青年结婚都比较晚,她妈妈到处打电话请人帮忙,帮忙的人很多,可她比较难伺候。现在普遍的人相信缘份,她不相信,她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詹志芳已经成了大龄青年,给她帮忙的人很多,她见了不下几十个,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心里真正希望的是嫁一个年轻的教授,可是大学停办了好多年,教授都五六十岁了。正巧,打倒“四人帮”以后,回来了一些从台湾香港去国外留学,又很有爱国心的年轻学者,他们很多都有博士学位。可她见过几个感觉都不行。

一天,她家的一个朋友,带着她未来的丈夫到她家,还带来了他的四岁女儿。其实她早就见过他,那是在前一年政协礼堂的春节晚会上。《北京晚报》的记者还采访过这个女孩,记者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她说我叫大灰狼。”被登在第二天的晚报上。他长得不好看,所以也不出众,她也从没想过有一个女孩的男人会是单身。那天他来她一句话没说,甚至没有正眼看一眼。结婚以后他告诉她,他可是第一眼就认定她是他要娶的人了。

几天后,他打电话来说:“我找大小姐。”把詹志芳的妹妹逗得大笑。这是解放后基本上没人用的词,听来像是琼瑶电视剧里的语言。詹志芳去接电话,原来是他请詹志芳看歌剧《货郎与小姐》,詹志芳问他几点下班,他说他不上班,詹志芳从没听说过有可以不上班的工作。

歌剧《货郎与小姐》中有几句谁听了都不会忘的歌词,“有钱吗?”“有,有。”“有钱我就嫁给你。”“有孩子吗?”“没有,没有。”廖秋忠刚好相反,他没有钱可是有孩子。

第二次他约詹志芳去颐和园,他们从冰面上走过去,他背了一个大书包,不仅带了面包牛肉水果还有瓶装的汽水,这人真够憨的,玻璃瓶装的汽水多重呀,那是八一年,他不背在冬天的颐和园还真买不到汽水。他很细心,和司机说好几点在门口等他们。回到宾馆他向詹志芳说了他的第一次婚姻,那是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孩子。他得到博士学位以后要回国工作,他太太因为没有学位想去夏威夷念一个。

以后廖秋忠病了,詹志芳因为认识一些服务员,就请他们帮忙照顾,詹志芳看他举目无亲,就常去看望他。他的日子过得实在很凄凉,有时他起不来床,女儿就自己去餐厅吃饭,那时她不过五岁。他本来讲八月结婚,后来又提前到五月,最后提到四月。詹志芳答应他是因为那年他三十五岁,病得厉害没人照顾。

结婚时,詹志芳的妈妈爸爸想按当时的风气婚事从简,可他一定要大办,詹志芳想他是怕委屈詹志芳。来宾里有语言学界的几位名人,有吕叔湘,有朱德熙,还有专家局的领导,社科院的领导,大约有两三百人,在那次詹志芳领教了吕先生的口才,实在是好。

詹志芳想,对所有的人来说,结婚前把结婚后的事情想清楚都是不可能的。而詹志芳又没有好好想。他结婚前对詹志芳说:“对你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我有孩子。”

可詹志芳并没有这样想,詹志芳不想生孩子,有个孩子正好。因为通过文化革命,詹志芳知道所有的父母都无法保护他们的孩子,不能给他们最基本的权力——上学读书。詹志芳会像领养一个战争孤儿和地震孤儿一样的养她教育她,至少要让她成为中上的人材,绝不能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

廖秋忠是伯克利加大的语言学博士,曾经住在中国语言学泰斗赵元任家里。后来他当了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全国台联副会长,国外语言学的主编等职,开会出国忙得不可开交。詹志芳因形势比较稳定了,就生一个女儿,有了两个女儿,詹志芳非常地注意不要有偏心,不要给他的女儿造成心理伤害。他自己的女儿对詹志芳越来越好了,有一次,她甚至和詹志芳说:“妈妈,我怕你死了。”她的心里还是有不安全的感觉。

廖秋忠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他在八一年告诉詹志芳,李远哲会拿到诺贝尔奖,果然几年后李远哲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

相夫教子,当然很忙。但是,做为一个女人也不能太不注意修饰。工作再好,心眼再好,丈夫不在乎,也不可以邋遢。干净整洁会打扮,这是一种教养。平常詹志芳很少化妆,因为詹志芳信不过那些化妆品。可是有宴会,詹志芳还是会花一点儿工夫的。詹志芳也喜欢穿好衣服,但詹志芳也会注意不要太脱离群众。

因为廖秋忠的原因,詹志芳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央领导。胡锦涛、宋德福、刘延东都到过詹志芳家,他们每年春节都要家访,看着他们疲倦的样子,真的很心疼。詹志芳就对他们说不用来了,寄一张贺年卡就行了,可是他们还是来,在他们身上可以看见老传统还在。每年春节会有一位副总理请吃饭,使詹志芳记得最清楚的是习仲勋同志,因为下面工作人员的疏忽,使得他在接待一个刚从台湾回来的客人时说错话,他当着一百多人向这个客人道歉,真太令人感动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年过去了。廖秋忠是越来越忙,常常把家丢给詹志芳一人,别人出国都赚钱,而他出国是赔钱,他为了给国家省钱总住朋友家,礼品费又少得可怜,只能自己买。

八十年代,台湾开始有人来大陆探亲,他已经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他父母了。他们请过他的父母亲,可他大嫂写信说,他父亲怕冷,如果在香港见面还可以。詹志芳就和他的学生讲,让他办好在香港短期讲学,他的学生很快给他办好香港大学的三个月的讲学邀请,他完全不知是詹志芳安排的。到了香港,詹志芳就让他写信打电话给台湾,詹志芳知道他大哥一定会动心,会带他父母亲去的,果然不出詹志芳所料。他大哥带着他父母亲及小儿子到香港看他,他妈妈看见他哭了,问詹志芳为什么没来,他说一个孩子在上学,一个在幼儿园,詹志芳要照顾她们不能来。

回来后,詹志芳告诉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詹志芳安排的,他非常吃惊。三个月后,他去世了。

廖秋忠的身体一直不好,詹志芳经常提醒他去看病,可他却说:“医生说我没病,你怎么老多事?”九一年七月他从香港回来,去了上海杭州,又去了青海,然后是云南。那一年特别热,他回到北京已经不舒服了,还坚持开了一个专业会。詹志芳叫他赶快去看病,他去过医院医生告诉他是胃病。“十一”休息三天他都躺在床上,“十一”过后,詹志芳又叫他去看病,拿回来的还是一些胃药。

又过了两天,他要上班,詹志芳陪他坐车。走在阳光下,詹志芳突然发现,他的脸色发黄,马上叫车陪他去所里。到了所里叫他的学生请来所医生,所医生来看了说要马上送医院,他还是把下期的杂志安排完才坐车去医院。医院马上验尿,安排第二天的B超。从医院出来,他们又去了一家中医院,开了药方。他们回到家做了饭,吃了睡下,詹志芳心里七上八下,最后还是无法休息,起来去同仁堂给他抓药,回来天都快黑了。詹志芳做好饭就给他煎药,他当天晚上就吃上了药。第二天,做了B超,报告上写着肝硬化腹水。第三天,他住进了传染病医院。詹志芳每天给两个孩子做好饭就去医院陪他。

这时,统战部、人事部、社科院、台盟、台联、台湾同学会知道他病了,都来看他,希望医院皆尽全力抢救他,可他已经没法救了。詹志芳不相信任何宗教,可詹志芳在医院第一次求助于上帝,詹志芳对上帝说:“如果你存在,请救救他,他实在太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