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先生四十周歲那年，父親在電話中對我說過壹句話：之所以有四十不惑的古訓，其實正是因為四十年華最容易惑。父親點到為止，當然是希望我們夫妻年屆中年，要盡量避免和減少種種不必要的困惑，保持理性的頭腦，使夫妻關系壹如既往地和諧友愛。

昨天與朋友壹起遠足，其中壹位年過四十的朋友在邊走邊聊中，也聲稱四十之後反而大惑，很多事情象夢魔壹樣緾繞著他，令他不能安寧。他既象問我，也象自問：“難道移民加拿大，就是為了周末能在空氣清新的原野裏遠足嗎？”我回答說：“當然不是，這只是正常的周末健身娛樂，在中國也是壹樣需要的”。他不同意，覺得這裏的山水再美，也找不到親切的感覺，就象影視劇和掛歷宣傳畫裏的大明星，雖然美麗絕倫，卻與自己無關。他又問：“那麼事業發展呢？在年富力強的中年，本應如日中天順風而上，卻不得不屈就難以伸展抱負的工作，難道妳認為這種狀態不令人煩燥壓抑嗎？”我無言以對。談到融入本地社會的問題，他說：“初來的頭三五年，我是認認真真很想融入的，但實在很難，也不情願，現在我根本就不想什麼融入了”。（註：這位朋友供職西人公司，同事絕大多數都是非華人的群體。）後來，我們還談及父母的晚年心境，覺得選擇移民，某種意義對國對家可謂不忠不孝，良心永遠受著折磨。而中年後身體狀況的日益衰退，也使我們驟然發覺，死亡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它就象埋伏在身邊的地雷，每天都有觸響的危險。

到了晚上，與兒時好友閑談，我把白天的對話與他們交流。好友的太太壹針見血地說：這是中年迷思加上移民後的文化割裂所致。那些對話看上去悲觀消極怨艾，但又何嘗不是內心極度掙紮後痛苦的深思？同為天涯淪落人，壹樣的心境壹樣的困惑，我們不由得感慨：真的，人屆中年，許多的想法與過去有了很大不同，暮然回首，青春時期的種種夢幻與追求，好象都壹壹化為泡影。人生似乎從此定型，未能實現的理想此生永遠也不可能再實現了！或者，實現的機會更加渺茫無邊，余下的人生不過是等因奉此，想開放下，隨遇而安，隨緣而喜。

而移民當初“更上壹層樓”的萬丈雄心，在異國經濟生存、文化適應、思念故土親人種種磨難之下，早已漸漸湮滅，煙消雲散。新鮮的感覺，激情的向往，隨著年頭的增長，變得越來越陌生。現實狀況與夢中願景漸行漸遠，很多人實際上已經滿足於過著豬豬壹樣自足快樂的生活。麻木的神經在無夢的余生裏欲哭無淚，反而癡癡地笑著安慰自己：平平淡淡才是真！

遠足的朋友很認真地考慮靈界存在與否的問題，身後的我們是否能在第四維空間繼續我們此生未竟的夢想。為了解除此生的煩惱困惑，找尋來世安生立命的理想樂園，我們要不要依歸宗教，尋求解脫？我當時的回答是堅定的：“我心即佛，開心活好每壹天是我最現實的心態，既然自身能夠平衡，又何必假手教會？如果不能戰勝內心之惑、之懼，宗教又怎能助我自贖？”

但我知朋友之惑其實很多是我們這壹代人的共同之惑，我無法為之破解，既充當不了他的上帝，也解答不了他的種種現實難題，更承擔不起為他做決定的重大責任。回到家中，我對女兒（更象最知心的朋友）談起這些關於生與死、今生與來世的重大命題。原以為這樣的話題必定難以引起她的興趣，或者得不到任何理性的答案。沒料到女兒壹臉深思，她說她對此早有考慮，靈界或許有或許沒有，但絕不要因為相信它的存在，而影響現實的人生。如果壹個人盡到努力，在現世活得充實快樂，壹朝身亡也就不足憂傷。應該重新打點精神，到另壹個世界去體驗新的精采。她還說，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揭示了人類多思後的困境：The more we intellectualize, the more imprisoned we become （即：我們越深思，越會困住自己。）很多事是不能去深思，去探究的。

早慧的女兒讀了不少宗教、哲學、文學的著作，她還與壹些思想名家有過通信來往。聽了她的上述非典型之思，我心中的成年移民典型之惑似乎有了解方。雕塑作品“思想者”總是使我想起“我思故我在”、“行成於思毀於隨”等東西方哲學中的警句。善於並勤於思考原是人類的美德，俯視萬物、反求諸己，高學歷的我們以博學多識而又敏於思索而自豪。殊不知思考本身亦是雙刃劍，深思的過程令人難耐，而思之不得則更加痛苦。很多事原本就是沒有答案的，壹定要尋根究底，反而會使我們失去生之樂趣，忘了尋真的初衷。

人生旅程不能假設，不可重來，與其惑而不知其解，不如不惑而盡心盡力。我收回思緒，開始訂暑期回國探親的機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