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先生四十周岁那年，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过一句话：之所以有四十不惑的古训，其实正是因为四十年华最容易惑。父亲点到为止，当然是希望我们夫妻年届中年，要尽量避免和减少种种不必要的困惑，保持理性的头脑，使夫妻关系一如既往地和谐友爱。

昨天与朋友一起远足，其中一位年过四十的朋友在边走边聊中，也声称四十之后反而大惑，很多事情象梦魔一样緾绕着他，令他不能安宁。他既象问我，也象自问：“难道移民加拿大，就是为了周末能在空气清新的原野里远足吗？”我回答说：“当然不是，这只是正常的周末健身娱乐，在中国也是一样需要的”。他不同意，觉得这里的山水再美，也找不到亲切的感觉，就象影视剧和挂历宣传画里的大明星，虽然美丽绝伦，却与自己无关。他又问：“那么事业发展呢？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本应如日中天顺风而上，却不得不屈就难以伸展抱负的工作，难道你认为这种状态不令人烦燥压抑吗？”我无言以对。谈到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他说：“初来的头三五年，我是认认真真很想融入的，但实在很难，也不情愿，现在我根本就不想什么融入了”。（注：这位朋友供职西人公司，同事绝大多数都是非华人的群体。）后来，我们还谈及父母的晚年心境，觉得选择移民，某种意义对国对家可谓不忠不孝，良心永远受着折磨。而中年后身体状况的日益衰退，也使我们骤然发觉，死亡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象埋伏在身边的地雷，每天都有触响的危险。

到了晚上，与儿时好友闲谈，我把白天的对话与他们交流。好友的太太一针见血地说：这是中年迷思加上移民后的文化割裂所致。那些对话看上去悲观消极怨艾，但又何尝不是内心极度挣扎后痛苦的深思？同为天涯沦落人，一样的心境一样的困惑，我们不由得感慨：真的，人届中年，许多的想法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暮然回首，青春时期的种种梦幻与追求，好象都一一化为泡影。人生似乎从此定型，未能实现的理想此生永远也不可能再实现了！或者，实现的机会更加渺茫无边，余下的人生不过是等因奉此，想开放下，随遇而安，随缘而喜。

而移民当初“更上一层楼”的万丈雄心，在异国经济生存、文化适应、思念故土亲人种种磨难之下，早已渐渐湮灭，烟消云散。新鲜的感觉，激情的向往，随着年头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陌生。现实状况与梦中愿景渐行渐远，很多人实际上已经满足于过着猪猪一样自足快乐的生活。麻木的神经在无梦的余生里欲哭无泪，反而痴痴地笑着安慰自己：平平淡淡才是真！

远足的朋友很认真地考虑灵界存在与否的问题，身后的我们是否能在第四维空间继续我们此生未竟的梦想。为了解除此生的烦恼困惑，找寻来世安生立命的理想乐园，我们要不要依归宗教，寻求解脱？我当时的回答是坚定的：“我心即佛，开心活好每一天是我最现实的心态，既然自身能够平衡，又何必假手教会？如果不能战胜内心之惑、之惧，宗教又怎能助我自赎？”

但我知朋友之惑其实很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之惑，我无法为之破解，既充当不了他的上帝，也解答不了他的种种现实难题，更承担不起为他做决定的重大责任。回到家中，我对女儿（更象最知心的朋友）谈起这些关于生与死、今生与来世的重大命题。原以为这样的话题必定难以引起她的兴趣，或者得不到任何理性的答案。没料到女儿一脸深思，她说她对此早有考虑，灵界或许有或许没有，但绝不要因为相信它的存在，而影响现实的人生。如果一个人尽到努力，在现世活得充实快乐，一朝身亡也就不足忧伤。应该重新打点精神，到另一个世界去体验新的精采。她还说，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揭示了人类多思后的困境：The more we intellectualize, the more imprisoned we become （即：我们越深思，越会困住自己。）很多事是不能去深思，去探究的。

早慧的女儿读了不少宗教、哲学、文学的著作，她还与一些思想名家有过通信来往。听了她的上述非典型之思，我心中的成年移民典型之惑似乎有了解方。雕塑作品“思想者”总是使我想起“我思故我在”、“行成于思毁于随”等东西方哲学中的警句。善于并勤于思考原是人类的美德，俯视万物、反求诸己，高学历的我们以博学多识而又敏于思索而自豪。殊不知思考本身亦是双刃剑，深思的过程令人难耐，而思之不得则更加痛苦。很多事原本就是没有答案的，一定要寻根究底，反而会使我们失去生之乐趣，忘了寻真的初衷。

人生旅程不能假设，不可重来，与其惑而不知其解，不如不惑而尽心尽力。我收回思绪，开始订暑期回国探亲的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