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讀到壹份老年期刊今年第8期上刊登的壹篇周X寫的《撥開迷霧，看美國“優待老人”政策》壹文，頗有感慨。

　　此文先是羅列了許多福利優惠，然後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小標題下，話鋒壹轉說：“美國政府每年每月花這麼多錢在老人身上，這筆錢從何而來？深究下去，不禁令人啞然失笑。原來這些錢都是從老百姓身上(刮)來的。美國從業人員每月從工資收入中要扣除名目繁多的錢，……”

　　琢磨作者這種“論點”的來源倒是挺有趣的。在個人所得稅建立之前的那些年代，我們每個公職人員都屬於壹個單位，住房是單位分配的，醫療是公費的，生活補助也是組織上照顧的……好像那時候我國的公職人員，除了每月從所在單位各領壹份工資以報償其所完成組織上分配的勞動/工作任務之外,其余壹切“福利”都是國家“免費”施予似的。可見那時我們的國產“羊毛”從來都不是長在“羊”身上，而是從政府的“倉庫”那個取之不盡，掏之不竭的“萬寶瓶”，像變戲法似的自己溢冒出來的。這不禁使我想起，壹次，有個小孩要求她媽給買件什麼東西，她媽說沒錢，小孩便不假思索地說：“媽！妳到取款機那裏把卡片壹插，不就有錢了嗎?”我看那位作者和那位責任編輯和那個小孩頗具壹般的見識。

　　真正令人啞然失笑的恐怕還是那位作者的壹得“高論”。不過也難怪作者本人。我們周圍的許多人許多年來也不見得已經意識到，我們的公職人員過去壹直在向政府繳納壹種“無形的高稅”，而給自己留下的還不就是那麼壹份“低薪”?至於如果世間真有那麼壹種政府不要求國民納稅,而自己卻能源源不斷地從國庫裏掏出錢來給國民搞福利，那早就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了，而壹定是壹種什麼“超級人間天堂”國了，因為“理論上”遙遠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只能做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嘛。

　　現今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實行福利政策。比如，十多年前我到澳大利亞出訪時，那裏的人對我說：“We*are*a*mixture*of*capitalism*and*socialism(我們的社會是壹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體)。”那時乍壹聽有點新鮮。其實，許多國家難道不是如此？這其實也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學習的成績，只是不同的是人家敢於做在明處：從妳身上收繳多少稅金，然後返回給妳若幹福利，這本應是壹個負責任的政府的正常調節和保護功能。更不要說是那些西、北歐的國家了。倘若哪屆政府弄得福利萎縮，人民還要示威抗議呢！更何況，人民還可以使出他們的“殺手鐧”——選票，因為他們自認為是在維護自己作為納稅人的權益。他們完全不像我們自家的“純樸”老百姓，對生活得到些微改善或者受到了救濟什麼的，總是不忘感恩戴德壹番，可是感恩者並不知道，他的褲兜裏本來就還有壹塊“無形的稅”，早已經不知不覺地交給了被感恩者。

　　我讀過出訪資本主義國家歸來者的文章。它們都是按照“很好，但是……”的公式搞寫作。

　　最為令人“啞然失笑”的莫過於80年代新華社壹位記者在壹家大報上刊登他的美國之行的文章。我記得他是這樣描述的。他搭過三個美國朋友給他開的車，故事大概都發生在紐約哈萊姆區的斑馬道前。第壹個司機是個資本家，當他的車停在紅燈前時，資本家說，那些過路的人中許多是窮鬼，嗨！讓他們先走吧！第二個司機是壹個中產階級份子，他說，他們都是匆匆趕著上班的，讓他們先過去吧！第三個司機是個下層的黑人，他說，妳看！這些過路的人都是我們的窮哥們兒啊！充滿著多麼深厚的階級感情！幸虧那時我已經從美國回來了幾年，否則說不定也會跟著那位記者的階級說教無限感慨壹番呢！

　　有壹年，我校派了個考察組到法國考察大學教育。隨行有位筆桿子。回來後,他寫了壹篇“考察記”，先是敘說了法國大學有許多可以借鑒學習之處，在文章結尾,他專門描述了壹個夜晚，那是東道主派車讓他們遊覽巴黎夜景,最後他以“在那些陰暗的角落裏，晃動著妓女們的身影……”收尾。

　　給文章安上壹條“陰暗的尾巴”，算得上是某些人在寫記述外國的文章中發明創造的經典寫作模式。那樣對作者確定地十分保險，起碼作者不用冒崇洋媚外，劃不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界限的風險而遭受指責，而且總能博得另壹些人的喝彩。

　　想起過去，我們之中許多人確實經歷過“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宣傳年代。文革結束後，我所在的大學為外交部選派翻譯到聯合國駐意大利的糧農組織(FAO)任職。當時的政審當然十分嚴格,被派去的壹位教師是“三代貧農”家庭出身。壹年後，他回來度假，私下裏罵道：“什麼水深火熱，騙人……”我當時聽了便覺得好笑，笑的是，誰叫妳專派壹些“苦大仇深”的“根紅苗正”者出去，這樣的人，腦子裏被灌輸的“概念”必然與看到的現實之間的反差要比另外壹些人不知大多少倍，難怪他那麼驚訝，那麼如夢初醒般的！那不是成心叫資本主義把他給“洗腦”了嗎?!

　　像上面所列的那類文章在過去被刊登出來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現在已經到了21世紀，還刊登像《撥開迷霧，看美國“優待老人”政策》這樣的“很好，但是……”的公式化文章。

　　半個世紀以來，許多人已經太習以為常了，人們不用也不會太多思維了。說不會思維，也許有點冤枉。改個說法也許會好些，人們已經習慣了按照灌輸給他們的公式去思維，即早已養成壹種思維定勢，不必考慮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壹切思維所產生的結論必然大體雷同，必然與灌輸者保持高度壹致，且大家都視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不容絲毫的懷疑。

　　幾天前，我們的TV忽然出人意料地、正面地提及毛澤東1945年和黃炎培幾位民主人士講的壹段“名言”：“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今年6月間《同舟共進》恰好發表了李普先生(原新華總社副社長)的壹篇文章：《還要走很長的路》。作者說：“毛澤東這段話強調民主，強調人民監督，強調人人起來負責，看來很對很好。但是，第壹，這是他上臺以前說的話；上臺以後，情況變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變了，這些話就不做數。第二，他預先肯定當權者的所作所為必定是正確的，必定是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好事，人民監督的目的僅僅在於叫當權者不敢懈怠，以及不至於人亡政息而已……古代的‘明君’表示鼓勵臣民進諫，也可以說出大致類似的話來。而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民主和民主監督的意思首先是和主要是約束掌權者，限制他們的權力，使他們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侵犯人民的權利，不可能做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民主憲政時代的這個真諦，他腦子裏完全沒有概念。”

　　作者接著寫道：“近年來稍稍接觸壹點美國和英國的歷史，才知道那是由於我自己太缺乏常識，對西方近代史和現代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實踐壹無所知。改革開放以前，我認為除了馬克思主義，世界上在沒有什麼社會科學。這種迷信把自己封閉起來，是自己由於愚昧而陷入了更深的愚昧。我今年吃了八十三歲的飯，我相信現在七八十歲的我們這壹代人中，像我這樣的不會只是我壹個。”

　　李普先生顯然已經不再是用傳統灌輸的思維定勢，而是用實事求是的精神去審視世界，所以能夠得出不同於媒體宣傳的慣用口徑的解釋，而是深刻地剖析了那段領袖“名言”的實質，而且其坦誠的自我剖析感人至深。

　　在我們的生活中總還流行著許多陳詞套話。比如說“發揚民主”。誰也不認為不該發揚民主。但那只是把民主當作壹種手段或個人作風，而不是壹種制度和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實質上，“發揚”本身多少就帶有“施予”的意味。在當今中國，又有多少人真的會想到了這點呢？又比如說“聯系群眾”，也是被當作壹種手段或個人作風，那是許多“父母官”也能夠做到的事，可惜“父母官”總是上頭任命的，所以現今只有“怕官的群眾”，而極少有“怕群眾的官”。

　　倘若我們這個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絕大多數人民還只會是按照幾十年來安裝在腦子裏的“程序”或者灌輸到腦子裏的思維定勢去思考問題，那麼我們的開放改革將會走向何處呢？

　　不久前，幾個年青教師奉派前往北方某地給壹個國際科技講習班授課。回來他們對我說，我們的某個北方鄰國也派來了兩個“學員”，壹個老的不懂英語，而總是陪著(實為盯著)那個能講英語的年青人，整天形影不離，而且每句對話都要立即翻譯成“國語”。他們這壹老壹少顯然還肩負著神聖的政治宣傳任務。他們告訴我們的年青人說,他們對待國家領袖就像把領袖當作God壹樣崇敬。可見人民對領袖之頂禮膜拜和我們“十年浩劫”那時壹模壹樣。聽後，我壹則憂，壹則喜。憂者，當今世上確還有如此國度，看來只要死勁地把國界封閉起來和把傳媒隔絕開來，任憑外面風吹浪打，都可以讓其子民始終渾渾噩噩；喜者，我們自家現在所幸畢竟還不至於蠻荒到那個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