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读到一份老年期刊今年第8期上刊登的一篇周X写的《拨开迷雾，看美国“优待老人”政策》一文，颇有感慨。

　　此文先是罗列了许多福利优惠，然后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小标题下，话锋一转说：“美国政府每年每月花这么多钱在老人身上，这笔钱从何而来？深究下去，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原来这些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美国从业人员每月从工资收入中要扣除名目繁多的钱，……”

　　琢磨作者这种“论点”的来源倒是挺有趣的。在个人所得税建立之前的那些年代，我们每个公职人员都属于一个单位，住房是单位分配的，医疗是公费的，生活补助也是组织上照顾的……好像那时候我国的公职人员，除了每月从所在单位各领一份工资以报偿其所完成组织上分配的劳动/工作任务之外,其余一切“福利”都是国家“免费”施予似的。可见那时我们的国产“羊毛”从来都不是长在“羊”身上，而是从政府的“仓库”那个取之不尽，掏之不竭的“万宝瓶”，像变戏法似的自己溢冒出来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一次，有个小孩要求她妈给买件什么东西，她妈说没钱，小孩便不假思索地说：“妈！你到取款机那里把卡片一插，不就有钱了吗?”我看那位作者和那位责任编辑和那个小孩颇具一般的见识。

　　真正令人哑然失笑的恐怕还是那位作者的一得“高论”。不过也难怪作者本人。我们周围的许多人许多年来也不见得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公职人员过去一直在向政府缴纳一种“无形的高税”，而给自己留下的还不就是那么一份“低薪”?至于如果世间真有那么一种政府不要求国民纳税,而自己却能源源不断地从国库里掏出钱来给国民搞福利，那早就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而一定是一种什么“超级人间天堂”国了，因为“理论上”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只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嘛。

　　现今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实行福利政策。比如，十多年前我到澳大利亚出访时，那里的人对我说：“We*are*a*mixture*of*capitalism*and*socialism(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那时乍一听有点新鲜。其实，许多国家难道不是如此？这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学习的成绩，只是不同的是人家敢于做在明处：从你身上收缴多少税金，然后返回给你若干福利，这本应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正常调节和保护功能。更不要说是那些西、北欧的国家了。倘若哪届政府弄得福利萎缩，人民还要示威抗议呢！更何况，人民还可以使出他们的“杀手锏”——选票，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在维护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益。他们完全不像我们自家的“纯朴”老百姓，对生活得到些微改善或者受到了救济什么的，总是不忘感恩戴德一番，可是感恩者并不知道，他的裤兜里本来就还有一块“无形的税”，早已经不知不觉地交给了被感恩者。

　　我读过出访资本主义国家归来者的文章。它们都是按照“很好，但是……”的公式搞写作。

　　最为令人“哑然失笑”的莫过于80年代新华社一位记者在一家大报上刊登他的美国之行的文章。我记得他是这样描述的。他搭过三个美国朋友给他开的车，故事大概都发生在纽约哈莱姆区的斑马道前。第一个司机是个资本家，当他的车停在红灯前时，资本家说，那些过路的人中许多是穷鬼，嗨！让他们先走吧！第二个司机是一个中产阶级份子，他说，他们都是匆匆赶着上班的，让他们先过去吧！第三个司机是个下层的黑人，他说，你看！这些过路的人都是我们的穷哥们儿啊！充满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幸亏那时我已经从美国回来了几年，否则说不定也会跟着那位记者的阶级说教无限感慨一番呢！

　　有一年，我校派了个考察组到法国考察大学教育。随行有位笔杆子。回来后,他写了一篇“考察记”，先是叙说了法国大学有许多可以借鉴学习之处，在文章结尾,他专门描述了一个夜晚，那是东道主派车让他们游览巴黎夜景,最后他以“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晃动着妓女们的身影……”收尾。

　　给文章安上一条“阴暗的尾巴”，算得上是某些人在写记述外国的文章中发明创造的经典写作模式。那样对作者确定地十分保险，起码作者不用冒崇洋媚外，划不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的风险而遭受指责，而且总能博得另一些人的喝彩。

　　想起过去，我们之中许多人确实经历过“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宣传年代。文革结束后，我所在的大学为外交部选派翻译到联合国驻意大利的粮农组织(FAO)任职。当时的政审当然十分严格,被派去的一位教师是“三代贫农”家庭出身。一年后，他回来度假，私下里骂道：“什么水深火热，骗人……”我当时听了便觉得好笑，笑的是，谁叫你专派一些“苦大仇深”的“根红苗正”者出去，这样的人，脑子里被灌输的“概念”必然与看到的现实之间的反差要比另外一些人不知大多少倍，难怪他那么惊讶，那么如梦初醒般的！那不是成心叫资本主义把他给“洗脑”了吗?!

　　像上面所列的那类文章在过去被刊登出来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还刊登像《拨开迷雾，看美国“优待老人”政策》这样的“很好，但是……”的公式化文章。

　　半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已经太习以为常了，人们不用也不会太多思维了。说不会思维，也许有点冤枉。改个说法也许会好些，人们已经习惯了按照灌输给他们的公式去思维，即早已养成一种思维定势，不必考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一切思维所产生的结论必然大体雷同，必然与灌输者保持高度一致，且大家都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不容丝毫的怀疑。

　　几天前，我们的TV忽然出人意料地、正面地提及毛泽东1945年和黄炎培几位民主人士讲的一段“名言”：“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今年6月间《同舟共进》恰好发表了李普先生(原新华总社副社长)的一篇文章：《还要走很长的路》。作者说：“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来很对很好。但是，第一，这是他上台以前说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做数。第二，他预先肯定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必定是正确的，必定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人民监督的目的仅仅在于叫当权者不敢懈怠，以及不至于人亡政息而已……古代的‘明君’表示鼓励臣民进谏，也可以说出大致类似的话来。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民主和民主监督的意思首先是和主要是约束掌权者，限制他们的权力，使他们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人民的权利，不可能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民主宪政时代的这个真谛，他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

　　作者接着写道：“近年来稍稍接触一点美国和英国的历史，才知道那是由于我自己太缺乏常识，对西方近代史和现代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一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前，我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在没有什么社会科学。这种迷信把自己封闭起来，是自己由于愚昧而陷入了更深的愚昧。我今年吃了八十三岁的饭，我相信现在七八十岁的我们这一代人中，像我这样的不会只是我一个。”

　　李普先生显然已经不再是用传统灌输的思维定势，而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审视世界，所以能够得出不同于媒体宣传的惯用口径的解释，而是深刻地剖析了那段领袖“名言”的实质，而且其坦诚的自我剖析感人至深。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还流行着许多陈词套话。比如说“发扬民主”。谁也不认为不该发扬民主。但那只是把民主当作一种手段或个人作风，而不是一种制度和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实质上，“发扬”本身多少就带有“施予”的意味。在当今中国，又有多少人真的会想到了这点呢？又比如说“联系群众”，也是被当作一种手段或个人作风，那是许多“父母官”也能够做到的事，可惜“父母官”总是上头任命的，所以现今只有“怕官的群众”，而极少有“怕群众的官”。

　　倘若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绝大多数人民还只会是按照几十年来安装在脑子里的“程序”或者灌输到脑子里的思维定势去思考问题，那么我们的开放改革将会走向何处呢？

　　不久前，几个年青教师奉派前往北方某地给一个国际科技讲习班授课。回来他们对我说，我们的某个北方邻国也派来了两个“学员”，一个老的不懂英语，而总是陪着(实为盯着)那个能讲英语的年青人，整天形影不离，而且每句对话都要立即翻译成“国语”。他们这一老一少显然还肩负着神圣的政治宣传任务。他们告诉我们的年青人说,他们对待国家领袖就像把领袖当作God一样崇敬。可见人民对领袖之顶礼膜拜和我们“十年浩劫”那时一模一样。听后，我一则忧，一则喜。忧者，当今世上确还有如此国度，看来只要死劲地把国界封闭起来和把传媒隔绝开来，任凭外面风吹浪打，都可以让其子民始终浑浑噩噩；喜者，我们自家现在所幸毕竟还不至于蛮荒到那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