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清明節，說來也巧，每年都和基督教的復活節前後銜接，兩個節可以當壹個過。今年的清明是星期四，而星期五就是Good Friday，耶穌受難日。難道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過節有了時間就找書讀，這回找到的是顧準。互聯網有很多讀書網站，平時有空就去瀏覽書目，看到有興趣的，壹時又無暇顧及，就保存為書簽，以備某日回頭再開卷有益。最初被吸引的是壹段顧準友人的回憶文字，描寫他在落魄的年代，身為幹校改造對象時的神形：“他的身材鶴立雞群，長得像堂·吉訶德騎士壹樣伶仃瘦長，在大家唯恐不夠革命，人人壹身破衣爛衫充作‘運動服’為時尚保護色時，他卻是身著我國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士紳間頗為流行的背帶西裝褲。西裝背心，再加上那壹副玳瑁眼鏡，壹副愛理不理人的神態。來窗口打飯，總是姍姍來遲，高視闊步，眉宇間顯然有些戚容，雖不是因戒備而拒人於千裏之外，但仍給人以視對方為無物之感。”這個形象壹下子就把我捉住了。

中國是禮儀之邦，不乏文人。顧準雖是眾文人其中的壹個，但如他孤立不羈的外形，是壹個與眾不同的文人，或許是百年文人當中壹個真正稱得上知識分子的文人。顧準（1915—1974），沒有上過大學甚至高中。他在中華職業學校商科初中畢業以後就進入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任練習生。在十九歲時就寫成了壹部會計學專著《大眾會計》。他的學術研究涉及到會計學、經濟學、數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等許多學科領域。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壹再聲稱，自己經濟理論的價值規律學說受啟發於顧準。

天資過人和自學力強這兩項，很多文人也許都不缺乏，但是極少有人具有顧準這樣的獨立思想。顧準半生命運坎坷，兩次被打成右派，長年被管制監督勞動，家庭破碎，妻兒背離，體弱多病，心力交瘁，留下的主要著作《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和《希臘城邦制度》，還是胞弟陳敏之在他身後整理編輯，見諸於世的。但只要是他筆下形成的文字，就是反叛傳統和與眾不同的。他不善無病呻吟或嘩眾取寵。

贊同壹位讀者的評論：顧準屬於“五四”傳統的那壹代人，屬於西方人眼中介乎於學者和思想家之間的那類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指僅僅會識文斷字的“秀才”，也不是指只會重復他人思想的“學者”，而是具有獨立人格和獨立見解、會思考、有原則的人。顧準就是壹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壹個把真理之火盜給人間的“普羅米修斯”。

想著重壹提的，是顧準的兩個清晰思想。壹個是在近四十年前對於直接民主，也就是群眾民主運動的評判。他說道，希臘式民主，即由全體公民直接參與的民主方式，在現代大國（不僅中國）中不可能照搬：“廣土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民主。在這樣的大國裏，直接民主，到頭來只能成為實施‘儀仗壯麗、深宮隱居和神秘莫測’的君王權術的偽善借口。”另壹個是對資本主義的研究，“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壹種經濟現象，它也是壹種法權體系。”在歷史地分析了支撐現代化生產方式的思想價值體系、科學技術、合理的經營知識、宗教動力（資本主義精神）以後，他得出了中國不能自發走向資本主義的結論。

相見恨晚，顧準先生。

附錄：

遲到的理解　
作者:朱學勤

顧準遺篇──《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海內外產
生相當影響。人們痛惜顧準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這樣的思想史悲劇過去有，
現在有，將來卻不該再發生了。為此，本文作者走訪了顧準六弟、《從理想主義
到經驗主義》壹書編輯者──陳敏之先生。現根據陳敏之先生回憶，介紹顧準先
生蒙冤受難以及晚年臨終的情況，以回應知識界、思想界對這位已故思想家的懷
念。

　　顧準早期在中共黨內命運多蹇。抗戰前後，他在上海領導職委工作，因與領
導意見相左，即遭批判。１９４９年後任華東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政局局長
兼稅務局局長。終因剛直不阿，言行殊異，連遭厄運，而且壹次比壹次深重，再
也沒有擡起頭來。

　　第壹次冤案發生在１９５２年。當時，黨內在稅收具體作法上發生分歧。來
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發動工商聯成員民主評議。顧準則認為，這壹作法可能引
起很不公平的後果，應該利用上海民族資本企業帳冊俱全這壹現代條件，通過"查
賬征稅"的辦法，完成稅收任務。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８日，《解放日報》在頭版
頭條赫然刊出顧準"錯誤"──目無組織，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
之後，顧準即被撤銷壹切職務，調離上海。

　　第二次冤案發生在１９５７年。當時，顧準隨中國科學院組團赴黑龍江，勘
察中蘇邊境水利資源。顧準為維護中方主權，抵制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觸犯時
忌。人未返京，壹份反動言論集已整理在案。公開見報的罪名是這樣壹句話："現
在，讓老和尚出來認錯已晚了。"顧準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賬、老賬
壹起算，反復批鬥。

　　第三次冤案發生在１９６５年。顧準有壹外甥，時在清華大學念水利，在同
學中組織了壹個"馬列主義研究會"。在學校清理思想運動中，這個研究會的頭
頭主動坦白交待，引起康生註意。康生意欲從顧準下手，順藤摸瓜，把同在中國
科學院經濟所的孫冶方、張聞天編織在壹起，打成有組織的反黨集團。隔離四個
多月的嚴厲審查，證明在組織上毫無瓜葛，顧準卻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
全國範圍內，如此兩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實屬罕見。

　　六十年代的政治氣候下，顧準上述遭遇，勢必禍及妻子兒女。子女出於對父
親的不理解，與之疏遠，乃至斷絕關系，不難理解。１９６６年，顧準被迫與妻
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籍衣物，久喚門不開，後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
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簽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系的聲明。從此，顧準蜇
居中科院壹鬥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也就是在這段日子裏，顧準開始了他憂憤滿懷的十年研究計劃。但是，他內
心卻割不斷對家庭子女的鐘情。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苦熬心力，譯述兩大本著
作，部分原因即為了掙點稿費，借以改善家庭經濟。１９６９年那麼艱困的條件
下，他還是買了壹只表，準備送給長女；同是在這壹時期，他另外準備了壹套被
褥，打算有壹天孩子們會去看他時能用上。離家分居時，他什麼也沒帶出，後來
思念心切，從陳敏之處收集子女的照片，壹壹粘貼在照相簿中。１９７２年從河
南幹校回北京，他探詢到子女地址，曾寫信要求會見，信中說，"現在還談不上
我對妳們盡什麼責任，不過，我積存了壹些錢（補發的生活費）和糧票，可以資
助妳們。"信中所附，是他剛回北京後拍的八張半身照片，並特別說明，如果子
女和親屬中誰看到了想要，可以給他。此外，還有壹張他在艱難歲月中節省下來
的油票。

　　１９７４年９月，陳敏之赴京，與顧準相處了半個月。顧準勸陳敏之，勿為
時勢所動，從頭研究西方史、中國史，並商定了京滬兩地的通信討論方式。《從
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壹書輯錄的顧準思想，就是後來兩地通信答疑的結果。在
那次會見中，顧準不止壹次地提到他對子女的思念之情。陳敏之勸他，這實在是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這個結論。有壹次，他們壹起坐在紫竹院湖
畔的長椅上，周圍異常寂靜。顧準情緒激動，長嘆壹聲說："這個問題，在我總
算解決了。"其實，這個問題只不過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蘊藏舔犢之情，
隨時都會迸發出來。後來病危臨終，他對七弟反復說："我想他們，想得好苦呵，
想得好苦呵！"

　　另壹方面，顧準又是個孝子。他雖年屆六十，卻始終經常牽記九十高齡的老
母。從幾個弟妹的童年時代起，顧準即肩負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擔，幾十年來壹
直和母親生活在壹起，可以說相依為命。１９６５年，顧準處境惡化，不得不將
母親遷至太原三妹處。１９６６年，母親隨三妹壹家遷來北京，住處與顧準相去
不遠。終因形勢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終未能見面。

　　不能見面的原因並不復雜。顧準妹夫當時正任部級官員，為避免對他有所影
響，顧準和母親只能回避。１９７２年前後，母親曾提出想見見顧準，遭委婉拒
絕。年底，陳敏之赴京，也曾設想安排母子見面，亦未如願。離京前，陳敏之與
其妹只能達成這樣的協議：將來母親病危進醫院，立即通知顧準，讓母子在醫院
見面。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初，顧準咯血不止，先於母親住進了醫院。１１月１６日，
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壹致同意給顧準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達病床，顧
準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時間了。母親聞訊後提出，要到醫院去："已經十年不見，
想去見見。我本來想在我病倒的時候，讓老五（指顧準）來服侍我，想不到他現
在竟要先我而去了。"老人是噙著淚水說這番話的。噙忍十年的淚水，再也忍不
住，默默流淌下來。

　　老人態度很堅決。路遠，可以找出租汽車；樓高，有電梯、手推車。最後還
是陳敏之勸阻了母親，不料卻因此造成陳敏之的終生悔恨──母子十年生離，臨
終死別，顧準走在了母親前面，還是未能相見！陳敏之當時深慮母子見面壹慟，
會產生更大的悲劇，故而加以勸阻。事後證明，他由此造成的愧疚卻再也不能彌
補了。

　　顧準臨終前，欲見子女亦不得。陳敏之為疏通其子女對父親壹生的理解，１
９７４年１１月９日，曾給顧準長女、長子寫有壹信。此信在當時顧準尚未摘帽，
政治氣候尚未解凍的氛圍中，需要壹些膽識。即使在今天，亦可壹讀：

　　"歷史上有許多先驅者（社會、政治、哲學、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不被當
代的人們所理解，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妳們的爸爸雖然還不能說是
這樣的先驅者，但是據我所了解，我敢斷言，妳們對妳們的爸爸實際上壹點不理
解。他比我和妳們的目光要遠大得多。許多年來，他不過是在探索著當代和未來
的許多根本問題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認為作這樣的探索就是壹種該死的異端，
那他決不是壹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有他為辱，我卻以有他這樣的
哥哥為榮。

　　在家庭關系上，他深深地愛著妳們的媽媽。自從妳們的媽媽不幸去世以後，
他又把全部愛情傾註在妳們身上。我相信，這壹點，妳們是會感覺到的。這壹次，
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妳們兄妹五人都見見面。他還問我：如果他這次不幸死去
的話，妳們會不會去看他？對於這個問題，我當然無法代妳們答復，這只能由妳
們自己答復。

　　〖--顧準用鉛筆在此處加註：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妳們。壹
是請妳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害了妳們），二是祝福妳們。〗

　　關於妳們爸爸所說的'害了妳們'，我想作壹個註解。壹個忠實於自己的信
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兩全──既忠實於自己的信念，又顧及家庭，這就是演
成目前的悲劇所在。"

　　陳敏之後來將這壹悲劇稱為"兩代人的悲劇"。然而，有道者不孤，即使是
在那個黑暗年代，顧準的精神與思想在青年壹代中也不是沒有感召者、敬仰者。
與陳敏之上述信件相隔八天，臨終前顧準收到了壹個年青姑娘來信。這封信更可
壹讀："獲悉妳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萬分！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此時此
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妳，妳是我的啟萌（蒙）老師，是妳教給我怎樣做壹個高
尚的人，純潔的人，壹個對人類有所供（貢）獻的人。

　　幾年來我們在壹起的那些日子（指經濟所壹鍋端到河南息縣勞動）象電影壹
樣在我眼前出現。東嶽（河南息縣所屬）的月光下妳告訴我要像小孩撿石子壹樣
為自己收集知識財富，從那時起我才下了活壹生學習壹生的決心。妳對我講壹個
人在任何時候都要為自己尋找壹個目標，即使明知這個目標是自欺其（欺）人的，
也要向著這個目標去奮鬥，否則妳生活就沒有中心。在這壹點上妳就是這樣做的，
妳對我起了以身做（作）則的作用。

　　聽說妳的孩子還是不懇（肯）來看妳。我想妳也不必過於為此傷心，我就是
妳的親女兒。盡管不是親生的，難道我還不能代替他們嗎？

　　我知道淚水是救不了妳的，只有用我今後的努力和實際行動來實現妳在我身
上寄托的希望，這樣才是對妳最大的安慰。"

　　這封信寫於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每壹個中國人都會記得，這是個什麼
年月。顧準當時讀信，即在病榻上流下了眼淚。

　　此信作者叫徐方，小名咪咪，是經濟所張純音女士（已故）之女。１９６９
年１１月，經濟所遷離北京時，咪咪十五歲，隨母南遷。在幹校期間，咪咪給予
顧準最難得的關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地送壹些奶粉給顧準補養身體。她對顧準
的同情隨著理解加深與時俱增，以至顧準成了她年幼心靈最敬仰的人。她與顧準
的忘年之交，後來在顧準的遺囑中得到了反映。

　　遺囑立於１１月１５日。當時，陳敏之根據顧準病中口述，整理出壹份如下
初稿：

　　我與學問、政治已無能為力，這是我唯壹的遺憾。
　　我熱愛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間的日子已經有限，我將勇敢地迎接死亡來臨。
　　對於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和同誌，尤其是於裏夫、耕漠兩位老友對我真摯的關
註，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生前所用全部遺物交給重之（註：顧準幼子）；在京存款（補發的生活費，
現由六弟交給母親保存）交給淑林，並入媽媽的遺存；在上海現由六弟保存的存
款伍百元贈於裏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書籍交給六弟並由他全權處理。遺稿（壹）有關希臘史部分交
給吳敬璉同誌；（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權處理。請六弟選擇壹些紀念物品代
我送給張純音同誌和她的女兒咪咪。
　　醫院認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遺體願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
裏河中國科學院大樓（前經委大樓）前面的小河裏。
　　祝福我的孩子們。

　　顧準看完初稿，認為前面兩段是空話，刪掉。關於遺體供醫院解剖，是他囑
咐陳敏之後添進去的。１１月１７日修改稿抄錄了兩份，由他過目以後簽了字。

　　令人感慨的是，顧準遺囑的最後壹句話，還是"祝福孩子們"。當時陪伴他
的壹位老友為之黯然，稱之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使人欣慰的是，顧準這
份"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終於在他去世之後得到了理解。

　　顧準於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日淩晨去世。彌留時，經濟所吳敬璉在身邊。這
個當時還年輕的經濟學家，遵囑接過顧準有關希臘史研究遺稿，以後協助《希臘
城邦制度》壹書出版。那本書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學校園內廣泛流傳，教育了包括
本文作者在內的整整壹代人。

　　１９８２年前後，顧準子女獲悉陳敏之處保存有壹份父親的通信筆記，向他
索要去傳閱。這份筆記就是後來陳敏之整理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１９８４年２月，大女兒寄來了壹份"讀者附記"。"附記" 說：

　　"我逐年追蹤著父親壹生，壹九五七年以後，他是壹步壹步從地獄中淌過來
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鬥、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
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
生只有壹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附記"引用了愛因斯坦悼念居裏夫人時說過的話：

　　第壹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
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
樣。

　　知父莫如女，盡管這是壹份遲到的理解。然而，遲遲不解顧準者，又何止他
壹個女兒？我們整個社會都是在十年之後驀然回首，驚訝顧準之先知、顧準之預
見！而這個社會最需要思想的時候，這個社會卻已經把它所產生的思想家悄悄扼
殺了。

　　"附記"隨之提出了壹個嚴肅的問題。這壹問題之意義遠遠超越了顧準及其
親人的家庭悲劇：

　　"真正嚴峻地擺在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的壹個悖論──為什麼我們和父
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
途？強調分離時間太久，搞技術工作理論水平低等等，都僅僅是外部的原因；問
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壹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
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壹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
做蠢事？對於壹個願意嚴肅生活的人，必須有勇氣正視、解答這些問題，並且承
受代價。"

　　不愧是顧準的女兒，她理解父親，遲到了十年，卻提出了壹個十年後的今天
也未必已解決的問題。遺憾的是，顧準已聽不到這壹追問了。他把追問留給了活
著的每壹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