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瑞典森林散步》自序
茉莉
記得那個冬天,我們壹家從溫暖的香港來到寒冷的瑞典北方。面對壹片白雪黑森林,還有因語言障礙難以溝通的瑞典人,我有了壹種“失根”的寂寥之感。
不久,這裏發生了壹個黑人小女孩失蹤的事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飛機、地上的警車包圍了失蹤地區,還有四百個瑞典誌願者手拿長棍子,在積雪的森林裏排成扇形,不分晝夜地搜索尋人。這個北歐國家就以這樣的方式,給我這個新移民上了有關“人道主義”的第壹課。
在這個具有新教背景的國家,傳統基督教所主張的博愛、平等和人道主義,已經不僅是借上帝之口宣揚的宗教信條,而是國家制訂政策所依據的價值標準,是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維系思想的重要尺度,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
在中國讀書時,我曾受歐洲現代文學中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現在,來自專制國家的我有了機會,在這塊和平的綠洲上紮下根來,仔細地觀察壹個公義與寬容並存、民主和自由實踐的社會。
就像壹個好奇的孩子,我在異鄉的山野海濱,尋找壹些美麗的石頭。我壹向不屑自詡為“愛國者”,因為那可能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別名詞,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壹句中國古訓,我卻沒有忘記。
壹篇又壹篇,我用中文寫下自己在瑞典尋而有得的感想,並把其中的壹部分匯集成書。心裏企盼著,我那故國的同胞也能夠讀到此書。我的同胞會在字裏行間發現,去國多年的我,是如何滿心誠摯地為他們寫作。
※ ※ ※
壹位德國記者在采訪我時,曾提出了壹個特別的問題:“不少中國流亡者在西方皈依了宗教,為什麼妳沒有去尋找信仰?”我想,這可能因為我從小所受到的無神論教育,也因為我自由不羈的個性。
在長期流亡的失落和寂寞之中,不信神的人怎樣承受生命的虛無呢?這是那位記者追問的本意。其實我壹直相信,在冥冥之中有著某種神聖的存在,只是我不在意它的名字叫上帝還是叫佛陀。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各大宗教教義中的壹些共同的精神,例如愛、仁慈、平等與公義。從這個角度看,我可以說是有信仰的。我信仰的可以稱為“普世宗教”,或者叫做“普世價值”。這即是我在母國沒有找到,而在我的第二祖國———瑞典尋求到了的價值。
到瑞典之前,我曾在香港的雜誌社做過編輯,接觸到壹些中國流亡者及其作品。那時“六四”過去才三年,壹些八九民運的流亡者在轟轟烈烈之後,忍受不了異國的清苦,開始向中共當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種方式回國了。至今,回國的流亡者仍駱繹不絕。
我很理解人性的脆弱。被迫的異域流亡,很難成為壹種快樂的安居,古往今來,“流亡”壹詞通常意味著與故園親友人為地隔離,意味著漂泊、流浪、仿徨、躑躅和徘徊。即使是到了壹個更好的國度,即使是離開專制走進民主,對很多人來說,流亡仍然是壹種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比較幸運的是,我在中國時只是壹個默默無聞的教師,因此不必像俄國作家布羅茨基所說的那樣:“流亡作家時時刻刻處心積慮地力圖恢復他的重要性、他的影響作用、他的權威。”在瑞典,我和因戰爭、政治迫害以及饑荒而逃來的十幾個國家的難民壹樣,從最簡單的瑞典文字母學起,從最底層的工作做起。
就是這樣的普通人的心態,令我在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中保持了心理平衡。前東歐國家的流亡知識分子是我的榜樣。他們認為:每當祖國發生了什麼,流亡者都有道德義務,去表示他們的態度。自覺或者不自覺地,他們充當了國內無法發出聲音者的代言人。
按照薩義德的看法,在許多知識分子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壹員時,“反而在去國離鄉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異端的‘業余者’、‘圈外人’中,我們方能得見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
這就說明,只要擺脫自哀自憐的情緒,甘居“邊緣人”的地位,善於學習的流亡者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我們身上帶著母國與移居國的兩種文化,有了雙重的視野。在異國吸取了新的文化營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清母國的現實。不和任何權力結成利益聯盟,這能使我們的精神更獨立,立場更超然。
當年,魯迅先生曾想在本國文化中尋找能擔當社會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戰士”,失望之余,只好“別求新聲於異邦”。今天,有機會移居他國的人,應該把傳播異邦“新聲”視為自己的責任。這就是我出版這本書的目的。
我因此常懷感恩之心。這個位於波羅的海之濱的國家——我親愛的第二祖國,不但給我提供了安全的避難之所,而且給了我新的視野、新的價值觀,使我能夠從專制和民主兩種社會的經驗對比之中,獲得寫作的動力與源泉。
和去年出版的《山麓那邊是西藏》壹樣,這本書也只能在享有民主自由的臺灣,由允晨文化出版。對於文字被中共當局查禁的我,這是不幸中的大幸。壹個中國流亡者從北歐拾起來的他山之石,臺灣人會有多大的興趣?這是我所不知道的。不管怎樣,“瑞典模式”這種人類社會歷史上的特殊發明,以及我個人用心記錄的北歐經驗,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分享。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8年11月號
流亡作家茉莉 書寫瑞典為中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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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誼/臺北報導
流亡瑞典十五年的大陸作家茉莉推出的新作《瑞典森林散步》,以知性與感性兼具的筆調,書寫她對「第二祖國」瑞典的社會與文化觀察。她尤其呈現瑞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對比,有抒情也有批判,呈現流亡知識分子心繫祖國的情懷。
成長於文革期間的茉莉,自稱是「愛吃辣椒的湖南妹子」。她在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因發表譴責政府的演說被判入獄三年,壹九九二年流亡香港,壹九九三年起定居瑞典至今。她的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都可見到她對中國人權、西藏問題的大聲疾呼,只是都被中國當局禁止出版。與她壹同流亡瑞典的先生、作家傅正明則曾編選《詩從雪域來》、《西藏流亡詩選》等書,兩人長年守著異議分子的立場。
她深信:「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捍衛歷史記憶,包括那些最痛苦最屈辱的記憶。」茉莉說:「我永遠為我的祖國而寫。」
茉莉回憶當年從廣東大鵬灣乘壹葉小舟逃往香港,在茫然之際,幸好瑞典向她伸出了庇護援手。「這裡,壹望無際的森林,星星點點的湖泊,以令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的自然之美,安慰著心靈痛楚的異鄉人。」
目前茉莉在瑞典的教育機構教中文、為中文雜誌撰稿,對瑞典懷感恩之心,並讚譽它是壹個「公義與寬容並存、民主和自由實踐的社會」。她自認新書《瑞典森林散步》對自己最大的意義,是壹反過去沈痛黑暗的批判,「轉而尋找光明,提供建設性的建言。」
這個「光明」的對照國瑞典,擁有全球排名第壹的民主指數、被聯合國評定男女平等第壹,並視人權保障為普世精神,過去曾庇護過臺灣異議人士彭明敏、孟加拉女詩人娜斯林等等。
她說,壹九九六年瑞典首相出訪中國大陸時,公開稱讚中國「政治穩定」,她忍不住在瑞典最大報發表壹篇聲討的公開信,沒想到瑞典朋友、鄰居紛紛拍手叫好。首相旋即在報上回覆壹封客氣的信,更親自接見她。「對於壹個在中國只講了壹段話就被判刑三年的難民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震撼,也令我感動不已。」
除了對人權與民主自由的保障,茉莉在書中也輕鬆談到,瑞典人為何有支薪的長假可享受森林木屋的樂趣,及瑞典女性的高度自主性等。她笑稱自己如「鄰家大姊的娓娓而談」,希望以他山之石作為祖國的借鏡。
—–中國時報《文化新聞》版2008.11.07
《瑞典森林散步》,俺有興趣購買壹本,請問哪裏可以買到?
流亡作家茉莉 新書警惕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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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趙靜瑜/臺北報導
當臺灣國旗因中國代表來臺而取下,臺灣的真正意義在哪裡?當有人以回歸中國為榮,卻有人因提倡民主被 迫離鄉十餘年,兩者為何落差之大?被中國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流亡作家茉莉,今天出版《瑞典森林散步》壹書,從流亡者的角度提醒臺灣讀者記取歷史教 訓,不要對中國過度樂觀。
出版該書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誌峰表示,像茉莉這樣的流亡者難以計數,而中國又製造新的流亡者,就是藏人。「這些流亡不曾終止,誰會是下個流亡者?臺灣過去的流亡者已經忘記何以流亡,或流亡生涯的生聚教訓。」本書是很好的提醒。
茉 莉本名莫莉花,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湖南邵陽師專科學校教師,1989年6月因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被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入獄三年;1992年流亡香港,隔年定居瑞典,現於瑞典教育機構任教師兼中文雜誌撰稿人,曾出版作品集《人權之旅》及《山麓那邊是西藏》等。
《瑞典森林散步》壹書中,有茉莉沈浸於瑞典的自然與文化情境,呈現她多元觀照的面向,其中〈故國回眸〉的篇章,她殷殷回顧中國相關事物,流露流亡後的情懷。本書洋溢著抒情和批評的雙重色彩。
—–自由時報《藝術文化》版2008.11.06
民運作家茉莉 籲中釋放異議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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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陳雲林訪臺的同時,中國流亡海外的人權作家、茉莉,也來到了臺灣,六四之後就回不了中國的她,不但長期用筆、批判中國的西藏政策,更時常在居留地瑞典,寫文章提醒西方世界,重視中國人權問題,這次來臺、剛好碰上圍城行動,茉莉帶著自己的抗議標語,也跟著、走上街 頭。 激烈的圍城行動中,出現了這麼壹個特殊的身影,拉著紅色布條、默默抗議,她是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作家、茉莉,剛好來臺出新書的她,也想來見見陳雲林,因為她要呼籲中國重視人權,釋放被關的異議份子。 茉莉長期關註西藏議題,也採訪過達賴喇嘛,更寫過這本無法在對岸出版的書,批判中國的西藏政策,儘管定居瑞典已經十多年,但茉莉依舊不改其批判的個性,曾經因為瑞典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忽視,跟瑞典首相在報紙上打筆仗,最後卻獲得首相的召見與道歉。剛完成的新書中,茉莉從華人的角度,寫下了她對瑞典社會的 觀察,要給極權的中國、壹些省思。有對中國嚴厲的批判,也有對人權的關懷,詩人作家李敏勇,讚譽茉莉表現出壹個知識份子應有的姿態,更希望透過她美好的文筆、所流露出的自由心靈,讓有更多 中國異議份子的聲音被聽見。記者蘇玲瑤、莊誌成 臺北報導
—–公視晚間新聞 2008-11-06 20:00
感恩——《瑞典森林散步》自序
茉莉
記得那個冬天,我們壹家從溫暖的香港來到寒冷的瑞典北方。面對壹片白雪黑森林,還有因語言障礙難以溝通的瑞典人,我有了壹種“失根”的寂寥之感。
不久,這裏發生了壹個黑人小女孩失蹤的事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飛機、地上的警車包圍了失蹤地區,還有四百個瑞典誌願者手拿長棍子,在積雪的森林裏排成扇形,不分晝夜地搜索尋人。這個北歐國家就以這樣的方式,給我這個新移民上了有關“人道主義”的第壹課。
在這個具有新教背景的國家,傳統基督教所主張的博愛、平等和人道主義,已經不僅是借上帝之口宣揚的宗教信條,而是國家制訂政策所依據的價值標準,是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維系思想的重要尺度,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
在中國讀書時,我曾受歐洲現代文學中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現在,來自專制國家的我有了機會,在這塊和平的綠洲上紮下根來,仔細地觀察壹個公義與寬容並存、民主和自由實踐的社會。
就像壹個好奇的孩子,我在異鄉的山野海濱,尋找壹些美麗的石頭。我壹向不屑自詡為“愛國者”,因為那可能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別名詞,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壹句中國古訓,我卻沒有忘記。
壹篇又壹篇,我用中文寫下自己在瑞典尋而有得的感想,並把其中的壹部分匯集成書。心裏企盼著,我那故國的同胞也能夠讀到此書。我的同胞會在字裏行間發現,去國多年的我,是如何滿心誠摯地為他們寫作。
※ ※ ※
壹位德國記者在采訪我時,曾提出了壹個特別的問題:“不少中國流亡者在西方皈依了宗教,為什麼妳沒有去尋找信仰?”我想,這可能因為我從小所受到的無神論教育,也因為我自由不羈的個性。
在長期流亡的失落和寂寞之中,不信神的人怎樣承受生命的虛無呢?這是那位記者追問的本意。其實我壹直相信,在冥冥之中有著某種神聖的存在,只是我不在意它的名字叫上帝還是叫佛陀。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各大宗教教義中的壹些共同的精神,例如愛、仁慈、平等與公義。從這個角度看,我可以說是有信仰的。我信仰的可以稱為“普世宗教”,或者叫做“普世價值”。這即是我在母國沒有找到,而在我的第二祖國———瑞典尋求到了的價值。
到瑞典之前,我曾在香港的雜誌社做過編輯,接觸到壹些中國流亡者及其作品。那時“六四”過去才三年,壹些八九民運的流亡者在轟轟烈烈之後,忍受不了異國的清苦,開始向中共當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種方式回國了。至今,回國的流亡者仍駱繹不絕。
我很理解人性的脆弱。被迫的異域流亡,很難成為壹種快樂的安居,古往今來,“流亡”壹詞通常意味著與故園親友人為地隔離,意味著漂泊、流浪、仿徨、躑躅和徘徊。即使是到了壹個更好的國度,即使是離開專制走進民主,對很多人來說,流亡仍然是壹種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比較幸運的是,我在中國時只是壹個默默無聞的教師,因此不必像俄國作家布羅茨基所說的那樣:“流亡作家時時刻刻處心積慮地力圖恢復他的重要性、他的影響作用、他的權威。”在瑞典,我和因戰爭、政治迫害以及饑荒而逃來的十幾個國家的難民壹樣,從最簡單的瑞典文字母學起,從最底層的工作做起。
就是這樣的普通人的心態,令我在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中保持了心理平衡。前東歐國家的流亡知識分子是我的榜樣。他們認為:每當祖國發生了什麼,流亡者都有道德義務,去表示他們的態度。自覺或者不自覺地,他們充當了國內無法發出聲音者的代言人。
※ ※ ※
按照薩義德的看法,在許多知識分子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壹員時,“反而在去國離鄉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異端的‘業余者’、‘圈外人’中,我們方能得見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
這就說明,只要擺脫自哀自憐的情緒,甘居“邊緣人”的地位,善於學習的流亡者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我們身上帶著母國與移居國的兩種文化,有了雙重的視野。在異國吸取了新的文化營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清母國的現實。不和任何權力結成利益聯盟,這能使我們的精神更獨立,立場更超然。
當年,魯迅先生曾想在本國文化中尋找能擔當社會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戰士”,失望之余,只好“別求新聲於異邦”。今天,有機會移居他國的人,應該把傳播異邦“新聲”視為自己的責任。這就是我出版這本書的目的。
我因此常懷感恩之心。這個位於波羅的海之濱的國家——我親愛的第二祖國,不但給我提供了安全的避難之所,而且給了我新的視野、新的價值觀,使我能夠從專制和民主兩種社會的經驗對比之中,獲得寫作的動力與源泉。
和去年出版的《山麓那邊是西藏》壹樣,這本書也只能在享有民主自由的臺灣,由允晨文化出版。對於文字被中共當局查禁的我,這是不幸中的大幸。壹個中國流亡者從北歐拾起來的他山之石,臺灣人會有多大的興趣?這是我所不知道的。不管怎樣,“瑞典模式”這種人類社會歷史上的特殊發明,以及我個人用心記錄的北歐經驗,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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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8年11月號
流亡作家茉莉 書寫瑞典為中國借鏡
————————————-
林欣誼/臺北報導
流亡瑞典十五年的大陸作家茉莉推出的新作《瑞典森林散步》,以知性與感性兼具的筆調,書寫她對「第二祖國」瑞典的社會與文化觀察。她尤其呈現瑞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對比,有抒情也有批判,呈現流亡知識分子心繫祖國的情懷。
成長於文革期間的茉莉,自稱是「愛吃辣椒的湖南妹子」。她在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因發表譴責政府的演說被判入獄三年,壹九九二年流亡香港,壹九九三年起定居瑞典至今。她的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都可見到她對中國人權、西藏問題的大聲疾呼,只是都被中國當局禁止出版。與她壹同流亡瑞典的先生、作家傅正明則曾編選《詩從雪域來》、《西藏流亡詩選》等書,兩人長年守著異議分子的立場。
她深信:「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捍衛歷史記憶,包括那些最痛苦最屈辱的記憶。」茉莉說:「我永遠為我的祖國而寫。」
茉莉回憶當年從廣東大鵬灣乘壹葉小舟逃往香港,在茫然之際,幸好瑞典向她伸出了庇護援手。「這裡,壹望無際的森林,星星點點的湖泊,以令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的自然之美,安慰著心靈痛楚的異鄉人。」
目前茉莉在瑞典的教育機構教中文、為中文雜誌撰稿,對瑞典懷感恩之心,並讚譽它是壹個「公義與寬容並存、民主和自由實踐的社會」。她自認新書《瑞典森林散步》對自己最大的意義,是壹反過去沈痛黑暗的批判,「轉而尋找光明,提供建設性的建言。」
這個「光明」的對照國瑞典,擁有全球排名第壹的民主指數、被聯合國評定男女平等第壹,並視人權保障為普世精神,過去曾庇護過臺灣異議人士彭明敏、孟加拉女詩人娜斯林等等。
她說,壹九九六年瑞典首相出訪中國大陸時,公開稱讚中國「政治穩定」,她忍不住在瑞典最大報發表壹篇聲討的公開信,沒想到瑞典朋友、鄰居紛紛拍手叫好。首相旋即在報上回覆壹封客氣的信,更親自接見她。「對於壹個在中國只講了壹段話就被判刑三年的難民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震撼,也令我感動不已。」
除了對人權與民主自由的保障,茉莉在書中也輕鬆談到,瑞典人為何有支薪的長假可享受森林木屋的樂趣,及瑞典女性的高度自主性等。她笑稱自己如「鄰家大姊的娓娓而談」,希望以他山之石作為祖國的借鏡。
—–中國時報《文化新聞》版2008.11.07
November 9th, 2008 at 2:28 pm
《瑞典森林散步》,俺有興趣購買壹本,請問哪裏可以買到?
November 9th, 2008 at 2:32 pm
流亡作家茉莉 新書警惕臺灣人
——————————–
記者趙靜瑜/臺北報導
當臺灣國旗因中國代表來臺而取下,臺灣的真正意義在哪裡?當有人以回歸中國為榮,卻有人因提倡民主被 迫離鄉十餘年,兩者為何落差之大?被中國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流亡作家茉莉,今天出版《瑞典森林散步》壹書,從流亡者的角度提醒臺灣讀者記取歷史教 訓,不要對中國過度樂觀。
出版該書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誌峰表示,像茉莉這樣的流亡者難以計數,而中國又製造新的流亡者,就是藏人。「這些流亡不曾終止,誰會是下個流亡者?臺灣過去的流亡者已經忘記何以流亡,或流亡生涯的生聚教訓。」本書是很好的提醒。
茉 莉本名莫莉花,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湖南邵陽師專科學校教師,1989年6月因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被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入獄三年;1992年流亡香港,隔年定居瑞典,現於瑞典教育機構任教師兼中文雜誌撰稿人,曾出版作品集《人權之旅》及《山麓那邊是西藏》等。
《瑞典森林散步》壹書中,有茉莉沈浸於瑞典的自然與文化情境,呈現她多元觀照的面向,其中〈故國回眸〉的篇章,她殷殷回顧中國相關事物,流露流亡後的情懷。本書洋溢著抒情和批評的雙重色彩。
—–自由時報《藝術文化》版2008.11.06
November 9th, 2008 at 3:11 pm
民運作家茉莉 籲中釋放異議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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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陳雲林訪臺的同時,中國流亡海外的人權作家、茉莉,也來到了臺灣,六四之後就回不了中國的她,不但長期用筆、批判中國的西藏政策,更時常在居留地瑞典,寫文章提醒西方世界,重視中國人權問題,這次來臺、剛好碰上圍城行動,茉莉帶著自己的抗議標語,也跟著、走上街 頭。 激烈的圍城行動中,出現了這麼壹個特殊的身影,拉著紅色布條、默默抗議,她是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作家、茉莉,剛好來臺出新書的她,也想來見見陳雲林,因為她要呼籲中國重視人權,釋放被關的異議份子。 茉莉長期關註西藏議題,也採訪過達賴喇嘛,更寫過這本無法在對岸出版的書,批判中國的西藏政策,儘管定居瑞典已經十多年,但茉莉依舊不改其批判的個性,曾經因為瑞典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忽視,跟瑞典首相在報紙上打筆仗,最後卻獲得首相的召見與道歉。剛完成的新書中,茉莉從華人的角度,寫下了她對瑞典社會的 觀察,要給極權的中國、壹些省思。有對中國嚴厲的批判,也有對人權的關懷,詩人作家李敏勇,讚譽茉莉表現出壹個知識份子應有的姿態,更希望透過她美好的文筆、所流露出的自由心靈,讓有更多 中國異議份子的聲音被聽見。記者蘇玲瑤、莊誌成 臺北報導
—–公視晚間新聞 2008-11-06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