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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倾听淮生:农民的自我表述

茉莉


 

 


   倾听淮生:农民的自我表述

 
       茉莉


  多年前我就在网上注意到淮生,一个以关注底层农民为己任的网络作家。最初他在新华网发文,曾有一个叫《农夫的呼号》的系列。这位出身于湖北嘉鱼的年轻人,一边忍受生活的压力,在城市漂泊打工谋生,一边深刻地思考研究,执着地书写农民问题,对当今中国的农民政策进行批判。他的写作最重要的主题是:谴责歧视,谴责奴役。

  阅读淮生总是令我惭愧,令我心情沉重。淮生曾批评一些老右派和知青,说那些人曾在农村长期生活过,了解农民的困苦,但他们回到城市之后就忘记了农民。而我,就是那些冷漠自私的知青中的一个。我在摆脱农村那炼狱般的生活之后,就把那一切抛在脑后。

  最近北京两会前夕,有13家中国媒体发表呼吁改革户籍制度的共同社论,呼吁废除造成城乡居民地位不平等的户籍政策,表达了新闻界的良心,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而淮生,早在2003年就在“关天茶舍”发表《呼吁取消户籍管制》的文章。这位农民是呼吁改革这一恶法的勇敢的先驱者之一。


       ◎ 他者的研究和草根的自我表述


  农民问题一直引不起城市知识分子的兴趣。几十年来,中国作家们到乡村寻根寻找写作灵感,撰写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但他们大都如罗素评论那些浪漫主义者所说:“善感的人看见一个困窘的小农家庭会动心落泪,可是对精心擘划的改善小农阶级生活状况的方案倒很冷淡。”

  2000年,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于这一声悲哀而真实的呼叫,城市人才开始有所震动。自那之后,关心农民问题的学者多了起来。专家们开始研究如何让九亿中国农民摆脱生存危机。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都是享有话语权的强势者,对弱势的农民处境进行他者的诠释,作为主体的农民却集体缺席,处于被他者表述的地位。专家们往往根据高层的指示,去展开某个方面的研究,而不是根据农民自身的需要。不管他们的研究多么认真,但大都是用数字和材料,以他者的眼光和思路来讲述农民的故事。农民含着血泪的生存困境,在他人的叙述中往往会被带有偏见地打折扣。

  十年来,淮生在网络上开创了一个农民自我表述的先例,发出独一无二的呼声。淮生说:“我一直想:大陆农民悲惨的处境,不能完全指望鸿儒、学者来书写,很多时候,他们不明白农民的悲伤,不明白农民的绝望。”淮生的文章告诉我们,当今农村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农民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怎样看待这个剧变的时代。与专家学者们从山顶高处往下看的视角相比,淮生提供的是山脚下草根的视角。


       ◎ 从无奈悲愤到勇敢申张权利


 最初,淮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你知道我在这儿过得有多苦——一个外地打工者的辛酸》,诉说他在北京打工所遭受到的各种歧视。此时他与许多农民工写作者一样,只是倾诉自己的痛楚,表达自己的悲愤,无奈而被动地承受社会不公的现实。

 但淮生毕竟是淮生,是海涅和普希金们的诗歌滋育成长的淮生。除了知道底层人民在“织机下诅咒”、在“皮鞭下拉犁”之外,他认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农民的权利是其利益的集中体现。由于广大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尚未觉醒,他们在被欺压、被剥夺时,往往无法保护自己,因此如淮生在《争取农民平等的民权》所说:“中国四分之三的国民——农民,依然还没有摆脱贱民处境。”

 不愿处在一种被怜悯、被拯救的贱民地位,淮生立志要做一个自觉、自立、自为的公民。面对巨大的黑暗,他不认命,不气馁,不让自己的心灵被黑暗吞噬,而是去寻找化解黑暗的方法,即以丰富的知识、激情和理性为底层农民写作。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淮生的言说始终强调:“改变农民的赤贫,关键是还人权于农民。”

 在2003年的《呼吁取消户籍管制》一文中,淮生以草履虫实验为例,指出最简单的单细胞原生动物也有迁徙自由的天性,而几千万农民饿死于大跃进,是因为他们没有流动的权利,不能去异地找到粮食。淮生因此向中国总理呼吁:“总理先生,我的要求非常卑微:请归还我们农村父老兄弟的‘草履虫权利’!”

 2004年,淮生发表《向联合国投诉:中国政府践踏九亿农民的人权》一文。在这篇让他遇到很大麻烦的文章中,淮生举报中国政府在50多年间施行一种类似于种族隔离的隔离政策,即“城乡隔离”。他例举中国农民的政治、经济、教育和医疗等各项权利的丧失,呼吁联合国把中国农民的苦难纳入人权观察、人道关怀的视野。


 
      ◎ 从感性到理性客观的学术觉悟 


 中国农民没有话语权,也由于他们自身表达能力的缺乏。而淮生不幸中的幸运是,他拥有写作的天赋。十年来,淮生的文章从激愤感性走向理性深沉,展示他非同一般的学术觉悟。他既有底层生活经验,能敏锐发现和农民疾苦有关的问题,又能运用扎实的数据、官方资料和中西方的历史法律制度,进行思辨、比较和阐述。

 学术研究包括“是什么”和“应该怎样”两个问题。在指出当今农村状况“是什么”方面,淮生的贡献良多。他以第一手资料表述农村现实,在博客上撰写了《北京“农民工”的就业、生存与社会保障调查》、《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现状扫描》、《外地儿童高考权利的缺失正在中国酿造人道主义灾难》、《中国有多穷?中国为什么穷?》、《全国人代会,农民占几许》、《中国农民个个都是难民》、《回乡观感:我县、我村与新农村》、……。

 思考“应该怎样”,则牵涉到对当今农村政策的剖析和研究。淮生历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错误国策,例如,强行以“剪刀差”方式对农民进行掠夺,隔离性的国策葬送了几代农民的幸福。淮生的文章《中国农民越来越穷,问题堪忧政府何为?》,以年收入和私有财富拥有量两个参数,判断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要求政府拿出扎实的努力来解决农民脱贫的问题。《政府应该向游商致敬,而不是动用城管力量剿灭他们的谋生努力》一文,对城管制度进行批判。

 在探讨农村政策时,淮生“不隐恶”,“不虚美”,既严厉批判政府,也如实回顾八十年代,政府允许农民办企业所带来的好处,并客观地指出,胡锦涛治下实施的涉农政策比以往宽松。近年来胡温政府取消了农业税,这与包括淮生在内的研究者的呼吁声浪有关。

 

  ◎ 憧憬一个以选票说话的国家 

  
 有网友评论说,淮生的文章有着“低沉的愤怒和不可漠视的尊严”、“文字饱含深情”。最令淮生耿耿入怀的,是中国的农民帮助共产党打下江山,他们期待把旧秩序砸烂以后,能有机会获得好一点的生活,但这个农民用生命换来的国家,却长期欺侮凌辱农民。

 无独有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研究的谢幼田先生,近年来写了一部《乡村社会的毁灭》,用丰富的资料,展示毛泽东及其政党如何以“分田分地”的口号,引诱农民为他们卖命打仗,然后将中国农民全部农奴化,最后彻底地完成了乡村社会的毁灭。在中共心目中,农民只有工具价值。

 那么,怎么能改变这种被人当作工具使用、用完就弃之如敝屣的悲惨命运?淮生很明白地说:“如果是在一个可以用选票来说话的国家,那么基于农民人数,上面所提到的农民所有麻烦将统统不会出现;就是出现了,也犯不着今天这种企盼高官出政策的途径。”淮生的话令我想起瑞典的历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为换取农民对其纲领的支持,曾和农民达成“奶牛交易”,对农民发放补助金。

 历史的非人性的变迁,导致一颗敏感的心灵在进行严肃思考的时候,免不了要和荒谬感和忧郁抗争。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农民呼吁的同时,淮生还得承受作为农民通常会遭遇到的烦恼。阅读淮生的思想和情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农民兄弟对这个时代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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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四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