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極權制度帶來的恐怖
   ———諾貝爾獎得主米勒的寫作主題

       茉莉

  在諾貝爾家族裏，有壹串各國政治流亡者的名單。今年，瑞典文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壹位來自羅馬尼亞的德國作家——赫塔·米勒，在流亡作家的獲獎名單上增加了壹位女性。

  盡管流亡對作家來說是壹種復雜而痛苦的處境，但比較起仍然留在祖國的作家，流亡者享有寫作的自由，帶著故土文化和苦難經歷進入異邦，他們跨國界的作品往往更豐富更具活力。就如壹位哲人所說，植物的根往往奇形怪狀，面目可憎，但有信心的智者可以引導他們長出美麗的花朵和果實。

  筆者認為，這次頒獎是近年來瑞典文學院最好的選擇，因為它很符合諾貝爾設立此獎時的期望──給予人們反抗極權的勇氣。壹百多年前，諾貝爾就預言說：“壹種來自社會深層的新的恐怖政體正在開展活動，以求從黑暗中狂暴地崛起。人們早已從遙遠的方向，聽到了這種空洞的噪音。”果然，極權主義在壹百年間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以壹支纖筆，不停地書寫極權主義帶來的恐怖，還有誰比赫塔·米勒更配獲得諾貝爾的這份獎賞呢？

   ◎ 她揭開歐洲的另壹傷口

  齊奧賽斯庫政權的共產專制，是米勒筆下三十年如壹日的不變的主題。對此，米勒解釋說：“不是我選擇題材，而是題材尋找我。”那些主動尋找米勒的題材，是她本人和家庭的身世，也是他們那壹代羅馬尼亞人及其少數族裔的命運。

  壹般認為，歐洲上個世紀的傷口就是納粹大屠殺，但在米勒的描述中，戰勝納粹的東歐共產黨所施行的政治暴力也同樣可怕，他們以新的壓迫代替了希特勒。米勒的父母都是羅馬尼亞的德裔農民，在二戰期間，她的父親曾在德國黨衛軍服役，後來成為壹個酒鬼。母親在二戰後被羅馬尼亞共產黨關進蘇聯勞改營五年。和她母親壹起遭到驅逐的，有大批17至45歲的德裔羅馬尼亞人。

  勞改營歸來的母親於1953年生了米勒，這位女兒後來成了德裔羅馬尼亞人悲慘受難史的記錄者。米勒的最新作品《呼吸秋千》寫的是二戰結束後，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民族被送到斯大林勞改營的故事，將共產黨極權下的恐怖描繪得淋漓盡致。以細致入微的刻畫，對專制社會的非人性進行了控訴，這部紀實文學被認為是米勒的巔峰之作。

  米勒揭開這壹歷史傷口，對東歐的民主化具有意義。盡管羅馬尼亞在共產黨垮臺後實行民主制度，但很多政治精英仍然出身於共產黨，他們不太願意推動全面的轉型正義。而米勒卻執著地用文學作證，並嚴厲批評那些曾與安全警察合作的東歐作家，指責他們既不道歉，也不對過去的行為做出解釋。兩德統壹後，為抗議西德筆會要與前東德筆會合並，米勒退出了德國筆會。

   ◎ “我寫作是因為我恐懼”

  
  在壹篇散文裏，米勒說壹些德國評論家希望她與羅馬尼亞的過去告別，轉而撰寫今天的德國。但是米勒仍然沈浸在自己的過去裏，因為巨大的傷口未曾愈合。她還說，至少有幾百個作家可以描寫今天的德國，但她從羅馬尼亞帶來的經歷，仍然在腦海裏揮之不去。人們必須繼續追問：為什麼會發生那壹切？“我從未因為想要成為作家而寫作，我寫作是為了使世界變得容易理解壹些。”

  早在七十年代，年輕的米勒就在大學加入了壹個文學青年組織——巴納特行動小組，反對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追求言論自由。畢業後米勒成為壹家工廠的翻譯，由於拒絕充當秘密警察的線人，她被解雇，經常受到秘密警察的騷擾。1982年，米勒出版了第壹部短篇小說集《低地》，描述了壹個說德語的小鎮所遭受到的殘酷鎮壓，該書很快招致羅馬尼亞共產黨政府的查禁，她被視為國家的敵人。

  我們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米勒散文的壹個重復的主題是恐懼。“當我開始思考，對恐懼的興趣是我最大的收益。”在獲獎之後，米勒對媒體說：極權統治的主題壹直貫穿在她的文學創作之中。對某些人來說，獨裁已是過去，但在她的腦海中，清晨醒來時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存活到晚上的滋味，還是那麼記憶猶新。

  離開羅馬尼亞時，米勒才34歲，但無休止的政治迫害令她的神經被撕裂，她覺得自己已經像壹個老女人了。她曾做代課教師謀生，常常被學校解雇。安全警察要求她定時報到，威脅說要監禁她，或者制造車禍消滅她。

  即使在德國安全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米勒回憶當年在羅馬尼亞的恐怖生活，仍然會很神經質。例如有壹次，她在柏林家中看見壹張搬家公司的廣告：“我們可以給妳的家具安上腳。”這就勾起了她可怕的回憶，當年羅馬尼亞的秘密警察光臨她家，常常留下痕跡，例如搬動她的家具，或把另壹個房間的椅子移到廚房裏。

   ◎ 展示極權下人們的日常生活

  作為作家，米勒在文學上的壹個貢獻是：通過她那些反思故國生活的作品，生動地展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如何被專制政治所控制、所影響。她讓讀者註意到，在專制制度下，恐懼是怎樣影響人們的心理，並在人們的未來生活中留下痕跡。

  那裏的日常生活是灰暗而恥辱的。在羅馬尼亞的學校裏，米勒看見共產黨統治者是怎樣給孩子們灌輸謊言。她代課的壹個郊區學校，孩子們來自貧窮家庭，穿著破爛的衣服，帶著骯臟的書本。但是，課本裏卻充滿荒謬可笑的內容給孩子們洗腦，例如社會主義如何進步，人民如何幸福。在辦公室，同事們不敢接觸米勒，無人和她說話，孤獨而憂傷的她每天到洗手間去偷偷哭泣。

  米勒的故事總是發生在齊奧塞斯庫的專制時代，往往是壹個灰色的、破損的角落，壹個被監視的地獄，深夜有人被抓走或被謀殺。在那裏，甚至隔壁無辜的鄰居，隨時可以轉變為敵人或潛在的告密者。在小說《約會》中，壹名年輕的羅馬尼亞女工在生產出口西裝的工廠中工作，她往衣服裏子中塞進壹張紙條，上面寫著“娶我”，並寫上她的名字和地址。這位女工因此被秘密警察逮捕。

  迫害像氣味壹樣彌漫，到處都存在危險。米勒天生有壹種描寫具體細節的才能，沒有什麼能夠逃脫她銳利的眼光。那些很輕微很奇怪的細節，卻是權力侵犯人權的見證。《紐約時報》在評價米勒的壹部作品時贊揚說：“作者在羅共的專制下，在形神皆醜的生活中，以栩栩如生的細節創造了某種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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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