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索爾孟的《經濟不說謊》
茉莉
金融危機好像是壹個速成學習班,讓本人這樣不懂經濟學的人,也被迫惡補壹下經濟學知識,以計算自己的錢包與前景,了解我們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壹般經濟學書籍比較專業,不太容易讀得進去,而法國學者索爾孟這本《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巡禮》卻很好讀。讀者不需要懂得高深的數理模型,就能在作者生動豐富的比較與分析之中,認識各國經濟發展成敗的原因。
索爾孟(Guy Sorman)是法國“百科全書派”知識分子的當代傳人。18世紀以盧梭為代表的“百科全書派”,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試圖將人類世界的知識,建構成壹個具有連貫性的整體有機的體系與秩序。這幾年,索爾孟在臺灣允晨文化出版了《印度制造》、《美國制造》、《謊言帝國》、《伊斯蘭制造》等書,展示了他所具有的現實關懷、淵博的知識和雄厚的學術功力。
◎ 跑遍世界訪問經濟大師
無論索爾孟怎樣學富五車,對於世界經濟這個無比復雜的巨大課題,他仍然覺得力有不逮。但這位法國學者的腿比較勤快,為了求索金融海嘯發生的原因,他跑遍世界去會見各位經濟大師。雖然這些大師有自己的專著可供人參考,但那些著作大都比較深奧,而大師們壹般不太擅長直接與公眾對話。於是,執著求知的索爾孟就在他的新書裏,通俗地傳達各位經濟大師的觀點。
在本書中,和索爾孟討論經濟問題的大師有:法裔產業經濟學大師狄候樂談新經濟,土耳其裔哈佛大學教授羅德裏克談“民主與經濟發展”, 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談“貨幣政治化的危害、穩定貨幣的重要性與IMF的角色”,印度裔哥倫比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者巴格瓦蒂談全球化的機會與焦慮,經濟成長理論大師羅默談創新以及美國大學教育的優越性,西班牙裔美籍經濟學者薩拉伊馬丁談經濟整合與成長,……。
盡管中國有很多豪華酒店,但索爾孟訴苦說,自己想要在中國找到可靠的對話窗口真是難如登天,“因為絕大多數的重要經濟學家都替政府工作。所有受到爭議的知識分子不是被捕入獄就是流亡海外,而且在流亡期間,壹個經濟學家很快就會因為情勢瞬息萬變而失去原本的地下連絡管道。”最後,索爾孟總算找到了仍在國內的獨立經濟學家茅於軾。茅於軾熱愛追求真相,而且他的年紀已經大到不在乎政治迫害了。
◎ 有趣而獨特的觀點俯拾皆是
此書就如同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作者娓娓敘說各個國家經濟成功或失敗的有趣故事。他從壹個個經濟現象中,找出最佳的模式,表達其自由主義價值理念。此書中很有意思的壹點,是索爾孟分析社會主義經濟成果慘不忍睹的原因,因為那是“用法律強制規定的秩序”,它本身沒有任何能夠引起改革的誘因。
索爾孟介紹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壹貝克創造的“理性行為”理論,被壹批新生代經濟學家套用在日常生活行為上,他們針對外來移民、罪犯、娼妓、吸毒等社會問題提出了經濟學的解決方案。有人說日本、韓國以及臺灣等“亞洲小龍”的起飛,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索爾孟認為更應該感謝貧窮和順從的農民,說人們端出儒家,只是在壹塊偽文化土地上冒險。
超級的通貨膨脹如何拖垮社會,從而改變政治?索爾孟分析說:“脫序現象變得令人難以忍受,以致於人民尋求獨裁者的救贖:拿破侖、希特勒、毛澤東以及拉丁美洲諸位獨裁軍事將領,無壹不是誕生於超級通膨。”索爾孟還談到臺灣經濟發展的壹個特點,臺灣人大都是離開中國大陸的外來移民,企業主只把臺灣當作世界地圖上的壹塊土地,臺灣商人常以“轉換跑道,甚至變換國籍”來因應經營環境惡化。
最近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世界各國就氣候問題產生分歧,而索爾孟早就在他的書中指出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經濟因素,解釋為什麼歐洲人會更優先考量自然環境。他說:“自從羅馬時代以來,歐洲人便開始崇拜大自然景象。至於美國人,他們和大自然的關系則是充滿了理想主義,在美國,所謂的自然景觀通常被規劃成觀光勝地。”而中國人呢?“他們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重生。在中國,改善個人此地此時的生活遠比西方人那種對於失樂園的眷戀更為重要。”
◎ 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有無必然關聯?
在中國發生的壹個吊詭的現象是,經濟增長不但沒有導致政治民主,反而成了中共當局抵制民主改革的借口。這和西方的歷史完全不同。西方在經濟不發達的時候往往比較穩定,人民可以忍受非民主,但工業革命之後,為了反抗經濟發展中的社會不公,獲取自己的利益,人民強烈地要求民主。這種我們覺得奇怪的現象,也正是索爾孟想要追問的問題: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是否有必然關聯?
索爾孟引用羅德裏克的話說:“大家都期望民主和經濟發展是相互依存的,但是要證實二者之間的關聯卻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例舉的事實有:在皮諾切獨裁統治之下的智利,發展遠比采取民主制度的鄰國快得多;日本曾在專制體制下快速成長;十九世紀末采取帝制的德意誌,和采取共和體制的法國以及采取議政體制的英國壹樣進步迅速。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專制更能促進經濟發展呢?羅德裏克也駁斥了這種說法,他說許多專制國家讓人民陷於悲慘狀態,例如北韓與剛果。這樣看起來,經濟成長率和民主進程似乎是在兩個涇渭分明的托盤上各自演變,他們之間到底有無瓜葛呢?
索爾孟的新書分析民主在各個方面所產生的影響。例如在財富重新分配問題上,民主體制比非民主體制更為平等,而專制的中國盡管經濟發展了,卻沒有平等地分配財富。又如,民主有助於讓相關各方進行協商,令所有的危機更容易克服。壹般而言,民主政體能夠在經濟危機中存活,而專制體制卻很少能夠全身而退。索爾孟總結說:“民主也許無助於經濟成長,卻能夠幫助克服重重障礙;就像是種種不確定性之減壓閥壹般運作著。”總之,民主對於經濟是較為有利的體制。
◎ “敲詐體制”與“中國模式”
把中國目前的體制稱為“敲詐體制”,這是索爾孟與茅於軾先生討論中國問題後所得出的結論。其根據是,中國的有錢人大部分都是共產黨人,他們和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具有親戚關系或是合作關系,其財產並非辛勤工作得來,而是透過其所占據的戰略位置以及敲詐體制而來。茅於軾證明這個體制已經敲詐成性。
這次金融海嘯,使英美放任式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遭到質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經濟模式獲得更多的肯定,但索爾孟的經濟觀仍然傾向於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但和壹般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的學者不同,索爾孟對經濟大潮中弱勢者的命運充滿了人道關懷。在《第十五章:中國令我憂心》中,專門有壹節談“受壓榨的農民”。
根據在中國的親眼觀察,索爾孟肯定地說:“中國新經濟裏頭的相對輸家實際上是農民。”他例舉了背井離鄉的低薪農民工,被迫賣血維生的河南農民等等,並回顧西方在工業革命時期,壓榨勞工的行為曾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制約,因而不那麼嚴酷。但西方的優良傳統完全不適合中國。
對於中國的中產階級,索爾孟所采訪的茅於軾先生有很精彩的評論。茅先生認為,這些中產階級並非真正的中產階級,給他們更貼切的稱呼應是“暴發戶社群”。茅於軾並告誡西方學者,不要期待這個假中產階級會去要求進行民主改革。
“中國模式”是當今世界討論的熱點,索爾孟對此也充滿了探究的興趣,他在新書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中國經驗是否推翻了科奈的二元分析,是壹種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的模式?這種所謂的中國模式能夠長久存在嗎?通過與茅於軾先生的深入探討,索爾孟得出結論說:“中國經驗是暫時的,只是中國歷史的壹個短暫時刻,而不是能夠替代自由民主的模式。”
關於中國模式不能持久的結論,肯定令那些熱衷於向世界推廣“中國模式”的智囊精英們不高興。但這個結論是兩位專家以廣博的知識經驗做底蘊,經過合乎邏輯的思想程序推論出來的,因此很難被人駁倒。好在經濟學是壹門重視結果的科學,如索爾孟所說,是“不說謊”的學問。索爾孟和他所采訪的經濟學家們所做出來的預測,都將受到現實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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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爭鳴》雜誌2010年1月號,發表時有刪節,此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