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淮生：農民的自我表述

 
       茉莉

  多年前我就在網上註意到淮生，壹個以關註底層農民為己任的網絡作家。最初他在新華網發文，曾有壹個叫《農夫的呼號》的系列。這位出身於湖北嘉魚的年輕人，壹邊忍受生活的壓力，在城市漂泊打工謀生，壹邊深刻地思考研究，執著地書寫農民問題，對當今中國的農民政策進行批判。他的寫作最重要的主題是：譴責歧視，譴責奴役。

  閱讀淮生總是令我慚愧，令我心情沈重。淮生曾批評壹些老右派和知青，說那些人曾在農村長期生活過，了解農民的困苦，但他們回到城市之後就忘記了農民。而我，就是那些冷漠自私的知青中的壹個。我在擺脫農村那煉獄般的生活之後，就把那壹切拋在腦後。

  最近北京兩會前夕，有13家中國媒體發表呼籲改革戶籍制度的共同社論，呼籲廢除造成城鄉居民地位不平等的戶籍政策，表達了新聞界的良心，引起國內外的巨大反響。而淮生，早在2003年就在“關天茶舍”發表《呼籲取消戶籍管制》的文章。這位農民是呼籲改革這壹惡法的勇敢的先驅者之壹。

       ◎ 他者的研究和草根的自我表述

  農民問題壹直引不起城市知識分子的興趣。幾十年來，中國作家們到鄉村尋根尋找寫作靈感，撰寫鄉村題材的文學作品，但他們大都如羅素評論那些浪漫主義者所說：“善感的人看見壹個困窘的小農家庭會動心落淚，可是對精心擘劃的改善小農階級生活狀況的方案倒很冷淡。”

  2000年，湖北壹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國務院總理，反映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於這壹聲悲哀而真實的呼叫，城市人才開始有所震動。自那之後，關心農民問題的學者多了起來。專家們開始研究如何讓九億中國農民擺脫生存危機。

  遺憾的是，這些研究大都是享有話語權的強勢者，對弱勢的農民處境進行他者的詮釋，作為主體的農民卻集體缺席，處於被他者表述的地位。專家們往往根據高層的指示，去展開某個方面的研究，而不是根據農民自身的需要。不管他們的研究多麼認真，但大都是用數字和材料，以他者的眼光和思路來講述農民的故事。農民含著血淚的生存困境，在他人的敘述中往往會被帶有偏見地打折扣。

  十年來，淮生在網絡上開創了壹個農民自我表述的先例，發出獨壹無二的呼聲。淮生說：“我壹直想：大陸農民悲慘的處境，不能完全指望鴻儒、學者來書寫，很多時候，他們不明白農民的悲傷，不明白農民的絕望。”淮生的文章告訴我們，當今農村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農民怎樣看待自己的生活，怎樣看待這個劇變的時代。與專家學者們從山頂高處往下看的視角相比，淮生提供的是山腳下草根的視角。

       ◎ 從無奈悲憤到勇敢申張權利

 最初，淮生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妳知道我在這兒過得有多苦——壹個外地打工者的辛酸》，訴說他在北京打工所遭受到的各種歧視。此時他與許多農民工寫作者壹樣，只是傾訴自己的痛楚，表達自己的悲憤，無奈而被動地承受社會不公的現實。

 但淮生畢竟是淮生，是海涅和普希金們的詩歌滋育成長的淮生。除了知道底層人民在“織機下詛咒”、在“皮鞭下拉犁”之外，他認識到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農民的權利是其利益的集中體現。由於廣大中國農民的權利意識尚未覺醒，他們在被欺壓、被剝奪時，往往無法保護自己，因此如淮生在《爭取農民平等的民權》所說：“中國四分之三的國民——農民，依然還沒有擺脫賤民處境。”

 不願處在壹種被憐憫、被拯救的賤民地位，淮生立誌要做壹個自覺、自立、自為的公民。面對巨大的黑暗，他不認命，不氣餒，不讓自己的心靈被黑暗吞噬，而是去尋找化解黑暗的方法，即以豐富的知識、激情和理性為底層農民寫作。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淮生的言說始終強調：“改變農民的赤貧，關鍵是還人權於農民。”

 在2003年的《呼籲取消戶籍管制》壹文中，淮生以草履蟲實驗為例，指出最簡單的單細胞原生動物也有遷徙自由的天性，而幾千萬農民餓死於大躍進，是因為他們沒有流動的權利，不能去異地找到糧食。淮生因此向中國總理呼籲：“總理先生，我的要求非常卑微：請歸還我們農村父老兄弟的‘草履蟲權利’！”

 2004年，淮生發表《向聯合國投訴：中國政府踐踏九億農民的人權》壹文。在這篇讓他遇到很大麻煩的文章中，淮生舉報中國政府在50多年間施行壹種類似於種族隔離的隔離政策，即“城鄉隔離”。他例舉中國農民的政治、經濟、教育和醫療等各項權利的喪失，呼籲聯合國把中國農民的苦難納入人權觀察、人道關懷的視野。

 
      ◎ 從感性到理性客觀的學術覺悟 

 中國農民沒有話語權，也由於他們自身表達能力的缺乏。而淮生不幸中的幸運是，他擁有寫作的天賦。十年來，淮生的文章從激憤感性走向理性深沈，展示他非同壹般的學術覺悟。他既有底層生活經驗，能敏銳發現和農民疾苦有關的問題，又能運用紮實的數據、官方資料和中西方的歷史法律制度，進行思辨、比較和闡述。

 學術研究包括“是什麼”和“應該怎樣”兩個問題。在指出當今農村狀況“是什麼”方面，淮生的貢獻良多。他以第壹手資料表述農村現實，在博客上撰寫了《北京“農民工”的就業、生存與社會保障調查》、《中國農民的醫療衛生現狀掃描》、《外地兒童高考權利的缺失正在中國釀造人道主義災難》、《中國有多窮？中國為什麼窮？》、《全國人代會，農民占幾許》、《中國農民個個都是難民》、《回鄉觀感：我縣、我村與新農村》、……。

 思考“應該怎樣”，則牽涉到對當今農村政策的剖析和研究。淮生歷數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錯誤國策，例如，強行以“剪刀差”方式對農民進行掠奪，隔離性的國策葬送了幾代農民的幸福。淮生的文章《中國農民越來越窮，問題堪憂政府何為？》，以年收入和私有財富擁有量兩個參數，判斷國民之間的貧富差距，要求政府拿出紮實的努力來解決農民脫貧的問題。《政府應該向遊商致敬，而不是動用城管力量剿滅他們的謀生努力》壹文，對城管制度進行批判。

 在探討農村政策時，淮生“不隱惡”，“不虛美”，既嚴厲批判政府，也如實回顧八十年代，政府允許農民辦企業所帶來的好處，並客觀地指出，胡錦濤治下實施的涉農政策比以往寬松。近年來胡溫政府取消了農業稅，這與包括淮生在內的研究者的呼籲聲浪有關。

  ◎ 憧憬壹個以選票說話的國家 

  
 有網友評論說，淮生的文章有著“低沈的憤怒和不可漠視的尊嚴”、“文字飽含深情”。最令淮生耿耿入懷的，是中國的農民幫助共產黨打下江山，他們期待把舊秩序砸爛以後，能有機會獲得好壹點的生活，但這個農民用生命換來的國家，卻長期欺侮淩辱農民。

 無獨有偶，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做研究的謝幼田先生，近年來寫了壹部《鄉村社會的毀滅》，用豐富的資料，展示毛澤東及其政黨如何以“分田分地”的口號，引誘農民為他們賣命打仗，然後將中國農民全部農奴化，最後徹底地完成了鄉村社會的毀滅。在中共心目中，農民只有工具價值。

 那麼，怎麼能改變這種被人當作工具使用、用完就棄之如敝屣的悲慘命運？淮生很明白地說：“如果是在壹個可以用選票來說話的國家，那麼基於農民人數，上面所提到的農民所有麻煩將統統不會出現；就是出現了，也犯不著今天這種企盼高官出政策的途徑。”淮生的話令我想起瑞典的歷史。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為換取農民對其綱領的支持，曾和農民達成“奶牛交易”，對農民發放補助金。

 歷史的非人性的變遷，導致壹顆敏感的心靈在進行嚴肅思考的時候，免不了要和荒謬感和憂郁抗爭。在堅持不懈地為中國農民呼籲的同時，淮生還得承受作為農民通常會遭遇到的煩惱。閱讀淮生的思想和情感，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位農民兄弟對這個時代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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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爭鳴》雜誌2010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