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文革是什麼？

作者： 謝盛友
 
有壹天，我聽大人宣讀《中共中央通知》：“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壹點。”

赫魯曉夫是誰？“中國的赫魯曉夫”又是誰？甚至張春橋、戚本禹這樣的大紅政客都不曉得毛澤東心目中的“赫魯曉夫”是黨內何人，更何況我這毛毛小孩。

我們是“老三屆”大紅衛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學家把我們稱為“紅衛兵次生代”，更有壹些社會上的牛皮子把我們定性為第“六代半”，使我們成為“無代可循”的人。我們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臨到這個世界的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畢業就下鄉，回城就待業，在那些文學家的眼裏，竟然是“無代之人”。把我們劃歸為“六代半”者認為，紅衛兵、知青列為第六代，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是第七代，而我們這批人只能當三明治夾在中間，就連享受“四舍五入”的優惠也沒有。

歷史也的確忽略過我們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當我們的哥哥姐姐在社會上沖殺時，我們還是壹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遊行隊伍，那裏看熱鬧的肯定是我們。在“派”性上，我們也總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邊，覺得他們肯定是“左”派。他們個個伶牙俐齒，能辯善駁，常常把大人搞得啞口無言，這確實令我敬佩不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文革是壹個用票證的年代。那時候，除了水和空氣以外，什麼都憑票憑證。記憶中，我們的爺爺或奶奶出門購物時，攜帶壹堆票，油票、肉票、魚票、布票，竟然有鹽票和醬油票。盡管有票，但購物還得排隊，有時購物者的隊伍比起古時中國的龍還要長。

上課時，不知怎的，看到老師的粉筆字壹天比壹天粗，經醫院壹檢查，才知道我們缺少“維他命ABCD”。那年代，我們不但沒有肉吃，也沒有菜吃。真正的“窮過度”。

我們的哥哥姐姐們是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到廣闊的天地去。而輪到我們的時候，盡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壹”工程紀要》，但“變相勞動”的風涼話常響耳邊，揮之不去。
令我記憶深刻的毛主席語錄，當屬《“五•七”指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上學很輕松，因為沒有正規的課堂教育，而且學制也從“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讀九年書，就可以高中畢業。
學工最好玩。到工具廠去學習，盡管要接受工人 “老大哥”的訓話，但可以趁機，逢師傅不在時偷壹些鐵片回家做玩具。學農最慘。在田地裏插秧，這腰壹彎下去，從太陽當頂到太陽西斜曬屁股沒直起來過。種菜、割稻、撒農藥，樣樣都幹過。學軍最沒勁，整天聽連長講革命故事，還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陽底下操練。“壹二三四”，走路都得聽人指揮。

誰說書店裏沒賣書？書店裏賣的盡是“紅寶書”。那是壹個文化貧瘠的年代。樣板戲的唱腔和《紅太陽》的主曲，是我們唯壹聽到的旋律。我們在《地道戰》中爬滾，在阿爾巴尼亞的電影中長大，那時沒有《紅與黑》，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我們向往北京，同時也向往地拉那。我們的人生簡直是壹部黑白故事片。我們生長在壹個無知和盲從的年代，也難怪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麼偉大的政治家，盡管有七十年代的黃帥、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優，但他們的確只能瀟灑壹回，畢竟與“書本”和“知識”有壹段很長的距離。

從我們開始記事起，學校就被壹片“萬歲”和“打倒”的聲音籠罩著，我們喊了太多的“萬歲”和 “打倒”，以至於自己有時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麼。也因此常常會出現壹些“反革命標語”的冤案。那時，我們經常停課鬧革命。不懂得階級鬥爭是什麼，反正，大人講了，我們也跟著“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越是窮的地方，階級鬥爭越波瀾壯闊。反正中央說了，窮是壞分子搞成的，窮日子過多了，揪些壞分子來鬥鬥，也許會富裕起來。

文革後期的“池恒”和“梁效”，盡管筆桿有力，“點石成金”，但我笨， 沒真正弄懂幾個詞。
 
到後來，國家撥亂反正，由於哥哥姐姐們“苦大仇深”，倍受註目，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在書店裏受人青睞。總之，壹切的壹切，都屬於大哥大姐的，他們太偉大了，把我們這“六代半”人的身影全部遮住。

不過，歷史也給我們留下了叱咤風雲的機會。承蒙鄧大人的恩準，我們可以加入“世界大串聯”的隊伍。相當數量的“六代半”人，嫌棄國內的氣氛太糟蹋讀書人，有知識的都跑到海外來個大會師。據不完全統計(其實根本無法統計)，在“洋插隊”中，“六代半”人獲博士、碩士頭銜的最多。我們成為中國的海歸人才庫。

啊，文化大革命， 我不喜歡妳，我甚至恨妳，但是，妳深深地印記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


（寫於 1996年5月，本文曾發表於港臺歐美不同報刊，修改 於2010年5月16日， 德國）



延伸閱讀

王力：回憶《五•壹六通知》和中央文革產生內幕

參加起草《五• 壹六通知》

　　中國“階級鬥爭”的風聲日緊壹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雄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敲響了“文革” 的開場鑼鼓。

　　彭真力圖把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關於《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1966年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王力也出席了會議。

　　王力回憶了壹個十分重要的細節：“五人小組是在1964年就成立的，由彭真和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壹，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組成。這個小組壹直叫‘五人小組’。可是，在《二月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時，覺得‘五人小組’這個名字不明確，是姚溱臨時加上了‘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現在有些文章把‘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說成在1964年就那麼叫，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毛澤東不滿於《二月提綱》，1966年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於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當時，康生指定王力起草壹個通知，以便發給全黨。王力記得，他擬的《通知》只壹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經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同意。

　　《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

　　於是，毛澤東指定陳伯達另行起草《通知》。

　　據陳伯達告訴筆者，他領會毛澤東所說《通知》“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那是要我寫壹篇文章呀！”陳伯達當過多年的毛澤東政治秘書，頗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陳伯達找王力壹起來寫這篇“大文章”，寫出了初稿，據王力回憶，後來《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錯誤觀點”，在初稿中沒有。說《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那是康生加的。

　　康生認為光有《通知》還不夠，應該搞壹個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這麼壹來，“文章”越做越大，決定成立壹個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組長為陳伯達。

　　王力是附件的起草人之壹，據王力回憶，“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簽發的”。

　　《通知》起草的具體過程是這樣的：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與此同時，起草小組聚集在上海錦江飯店後樓，說是為政治局會議準備材料，實際上是在那裏討論、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組名義上是陳伯達、康生、江青主持，實際上因為陳伯達、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而江青在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當然留在上海，實際的領導權便落在江青手中。

　　這時，當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也第壹次在起草中共文件中顯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組寫完壹稿，即由張春橋派人急送杭州，毛澤東看後加了壹些話，派人即送張春橋，由他轉起草小組。起草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又進行討論、修改，再由張春橋派人送毛澤東，毛澤東又加了壹些話退張春橋……王力笑稱張春橋為“秘書長”。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見毛澤東對《通知》的重視。王力記得，當《通知》即將定稿，毛澤東還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上海，說是要再加壹段話，電話是王力接的，王力聽不清楚，讓吳冷西接，壹邊接，壹邊記下毛澤東的話，補入《通知》。

　　緊鑼密鼓，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壹”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長、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每逢“五壹”、“國慶”，原本是必定上天安門城樓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王力列席了會議。這個會議壹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壹六通知》，其實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五•壹六通知》果真是“理論性的”，是壹篇“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壹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從《五•壹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壹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壹天。

　　王力說，《五•壹六通知》中不少措詞尖銳的話，是毛澤東加上去的。最初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的《五•壹六通知》是用同壹種字體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話是毛澤東加的，後來，《五•壹六通知》在報上公開發表，毛澤東加上去的話用黑體字標出來了——那就是毛澤東當時在杭州壹次次添加的話，其中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這樣壹段話：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壹點。”

　　這裏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是“壹批”（後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意識到打擊面太大才改為“壹小撮”）。這樣的“綱領性文件”，是毛澤東晚年 “左”傾錯誤的集中體現。王力參與起草這樣的“綱領性文件”，作為“秀才”，筆不由己，不能不聽命於最高領袖、況且他的思想也相當“左”，與最高領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誠如他對筆者所言：“當然‘左’的時候，我也‘左’。”

　　壹年之後——1967年5月16日，毛澤東突然打電話給王力和陳伯達，說是公開發表《五•壹六通知》，這是毛澤東臨時想到的主意。

　　毛澤東的壹句話，把王力和陳伯達忙得團團轉，壹面斟酌《五•壹六通知》公開發表要不要作文字上的改動，壹面考慮配發壹篇社論。

　　壹切均由毛澤東拍板：《五•壹六通知》照原文公開發表，只把原文中“彭真同誌”的“同誌”兩字刪去；至於社論，毛澤東也意識到臨時已趕不上，說“社論是來不及了，可以晚壹天發表”。

　　江青建議附件不要公開發表，毛澤東同意了。

　　就這樣，1967年5月17日，《五•壹六通知》公開發表於《人民日報》。1967年5月18日，《紅旗》、《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發表。此文由四個“秀才”——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連夜趕寫，經毛澤東修改、審定見報。

　　“中央文革”的成立經過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出世是“文革”中的壹件大事。

　　作為“中央文革”成員，王力是這樣談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通知》，在通知中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壹天，《通知》剛通過，尚未印發，大會還沒開完，文革小組名單還沒確定。

　　“到了5月26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才決定了文革小組成員名單。這有檔案可查，這個名單還是不完全的，因為要每個大區有壹個人參加，有的大區還沒有提出人選。”

　　王力說，名單是陳伯達提名，經過常委批準後，報毛澤東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組長只有三個，即江青、王任重、劉誌堅。是江青提名張春橋為副組長。

　　據關鋒告訴筆者，“中央文革”成員名單上，最初沒有姚文元。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飯店開成立會。因為當時毛澤東、江青都在上海，陳伯達、康生、關鋒、戚本禹、尹達、謝鏜忠、劉誌堅等都從北京去上海開會。王力沒有接到開會的通知，留在北京。據關鋒回憶，剛開始時，姚文元沒有參加會議。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陳伯達當即表示反對，說道：“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江青不悅道：“我請示壹下主席。”翌日，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於是，姚文元增加為中央文革成員。

　　王力說，上海會議結束之後，在6月20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央文革成員。

　　在組員之中，唯王力長期在釣魚臺工作，參加中央壹系列文件的起草，是個“老人”。

　　據說，在老的釣魚臺“秀才班子”吳冷西、王力、姚溱、範若愚之中，曾考慮過在吳冷西、王力兩人裏選壹個，最後選定了王力，排除了吳冷西。

　　“中央文革”進入“全盛時期”時，共18人：
　　組長——陳伯達。
　　顧問——陶鑄、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他們四人因不在北京，不經常參加 “中央文革”的工作。據王力回憶，郭影秋後來換成了吳德。最初的名單上曾有陳亞丁，後來換成謝鏜忠。王任重、張春橋分別代表中共中央華南局和華東局。

　　“中央文革”設立了辦公室，第壹任辦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為戚本禹、穆欣、曹軼歐。曹軼歐即康生之妻。王力當辦公室主任沒多久，到1966年11 月，改由《解放軍報》的宋瓊當主任。又過兩個月，宋瓊被打倒，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王光宇負責。後來，改由肖力（即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納）負責。

　　“中央文革”在釣魚臺“安營紮寨”：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釣魚臺八號樓，這時仍住那裏。康生也是“老釣魚臺”，壹直住8號樓。

　　陳伯達、尹達、關鋒在十四號樓，那裏成為“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後來，改在十六號樓開碰頭會，“中央文革”的會議室、辦公室設在那裏。

　　江青住在十壹號樓，由此得了個代號叫“十壹樓”，那時壹說“十壹樓”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隨著“文革”壹步步推進，在壹片打倒聲中，陶鑄倒了，王任重倒了，劉誌堅倒了……“中央文革”的成員不斷減少，權力也越來越集中：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後來，當王力、關鋒、戚本禹倒臺，組員只剩姚文元壹人，全組只剩五人。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進入政治局，曾經被江青稱為“過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結束了“歷史使命”。“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

　　摘自：葉永烈著《文革名人風雲錄》，青海人民出版社

來源:摘自《文革名人風雲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