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文革是什么？

作者： 谢盛友
 
有一天，我听大人宣读《中共中央通知》：“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是谁？“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是谁？甚至张春桥、戚本禹这样的大红政客都不晓得毛泽东心目中的“赫鲁晓夫”是党内何人，更何况我这毛毛小孩。

我们是“老三届”大红卫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学家把我们称为“红卫兵次生代”，更有一些社会上的牛皮子把我们定性为第“六代半”，使我们成为“无代可循”的人。我们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在那些文学家的眼里，竟然是“无代之人”。把我们划归为“六代半”者认为，红卫兵、知青列为第六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第七代，而我们这批人只能当三明治夹在中间，就连享受“四舍五入”的优惠也没有。

历史也的确忽略过我们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当我们的哥哥姐姐在社会上冲杀时，我们还是一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游行队伍，那里看热闹的肯定是我们。在“派”性上，我们也总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边，觉得他们肯定是“左”派。他们个个伶牙俐齿，能辩善驳，常常把大人搞得哑口无言，这确实令我敬佩不已。

我至今仍然清楚，文革是一个用票证的年代。那时候，除了水和空气以外，什么都凭票凭证。记忆中，我们的爷爷或奶奶出门购物时，携带一堆票，油票、肉票、鱼票、布票，竟然有盐票和酱油票。尽管有票，但购物还得排队，有时购物者的队伍比起古时中国的龙还要长。

上课时，不知怎的，看到老师的粉笔字一天比一天粗，经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们缺少“维他命ABCD”。那年代，我们不但没有肉吃，也没有菜吃。真正的“穷过度”。

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广阔的天地去。而轮到我们的时候，尽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但“变相劳动”的风凉话常响耳边，挥之不去。
令我记忆深刻的毛主席语录，当属《“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上学很轻松，因为没有正规的课堂教育，而且学制也从“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读九年书，就可以高中毕业。
学工最好玩。到工具厂去学习，尽管要接受工人 “老大哥”的训话，但可以趁机，逢师傅不在时偷一些铁片回家做玩具。学农最惨。在田地里插秧，这腰一弯下去，从太阳当顶到太阳西斜晒屁股没直起来过。种菜、割稻、撒农药，样样都干过。学军最没劲，整天听连长讲革命故事，还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阳底下操练。“一二三四”，走路都得听人指挥。

谁说书店里没卖书？书店里卖的尽是“红宝书”。那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样板戏的唱腔和《红太阳》的主曲，是我们唯一听到的旋律。我们在《地道战》中爬滚，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那时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向往北京，同时也向往地拉那。我们的人生简直是一部黑白故事片。我们生长在一个无知和盲从的年代，也难怪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么伟大的政治家，尽管有七十年代的黄帅、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优，但他们的确只能潇洒一回，毕竟与“书本”和“知识”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从我们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 “打倒”，以至于自己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也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反革命标语”的冤案。那时，我们经常停课闹革命。不懂得阶级斗争是什么，反正，大人讲了，我们也跟着“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越是穷的地方，阶级斗争越波澜壮阔。反正中央说了，穷是坏分子搞成的，穷日子过多了，揪些坏分子来斗斗，也许会富裕起来。

文革后期的“池恒”和“梁效”，尽管笔杆有力，“点石成金”，但我笨， 没真正弄懂几个词。
 
到后来，国家拨乱反正，由于哥哥姐姐们“苦大仇深”，倍受注目，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在书店里受人青睐。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属于大哥大姐的，他们太伟大了，把我们这“六代半”人的身影全部遮住。

不过，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叱咤风云的机会。承蒙邓大人的恩准，我们可以加入“世界大串联”的队伍。相当数量的“六代半”人，嫌弃国内的气氛太糟蹋读书人，有知识的都跑到海外来个大会师。据不完全统计(其实根本无法统计)，在“洋插队”中，“六代半”人获博士、硕士头衔的最多。我们成为中国的海归人才库。

啊，文化大革命， 我不喜欢你，我甚至恨你，但是，你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写于 1996年5月，本文曾发表于港台欧美不同报刊，修改 于2010年5月16日， 德国）



延伸阅读

王力：回忆《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革产生内幕

参加起草《五• 一六通知》

　　中国“阶级斗争”的风声日紧一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文革” 的开场锣鼓。

　　彭真力图把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1966年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王力也出席了会议。

　　王力回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就成立的，由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五人组成。这个小组一直叫‘五人小组’。可是，在《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时，觉得‘五人小组’这个名字不明确，是姚溱临时加上了‘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现在有些文章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说成在1964年就那么叫，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于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毛泽东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当时，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以便发给全党。王力记得，他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找王力一起来写这篇“大文章”，写出了初稿，据王力回忆，后来《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初稿中没有。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那是康生加的。

　　康生认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个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这么一来，“文章”越做越大，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

　　王力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据王力回忆，“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签发的”。

　　《通知》起草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组名义上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实际上因为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江青在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当然留在上海，实际的领导权便落在江青手中。

　　这时，当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共文件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了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笑称张春桥为“秘书长”。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王力记得，当《通知》即将定稿，毛泽东还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说是要再加一段话，电话是王力接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冷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的话，补入《通知》。

　　紧锣密鼓，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本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力列席了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王力说，《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词尖锐的话，是毛泽东加上去的。最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种字体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话是毛泽东加的，后来，《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加上去的话用黑体字标出来了——那就是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话，其中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意识到打击面太大才改为“一小撮”）。这样的“纲领性文件”，是毛泽东晚年 “左”倾错误的集中体现。王力参与起草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作为“秀才”，笔不由己，不能不听命于最高领袖、况且他的思想也相当“左”，与最高领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诚如他对笔者所言：“当然‘左’的时候，我也‘左’。”

　　一年之后——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打电话给王力和陈伯达，说是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临时想到的主意。

　　毛泽东的一句话，把王力和陈伯达忙得团团转，一面斟酌《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要不要作文字上的改动，一面考虑配发一篇社论。

　　一切均由毛泽东拍板：《五•一六通知》照原文公开发表，只把原文中“彭真同志”的“同志”两字删去；至于社论，毛泽东也意识到临时已赶不上，说“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江青建议附件不要公开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就这样，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发表。此文由四个“秀才”——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连夜赶写，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见报。

　　“中央文革”的成立经过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出世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

　　作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是这样谈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在通知中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天，《通知》刚通过，尚未印发，大会还没开完，文革小组名单还没确定。

　　“到了5月26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才决定了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这有档案可查，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要每个大区有一个人参加，有的大区还没有提出人选。”

　　王力说，名单是陈伯达提名，经过常委批准后，报毛泽东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组长只有三个，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是江青提名张春桥为副组长。

　　据关锋告诉笔者，“中央文革”成员名单上，最初没有姚文元。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江青都在上海，陈伯达、康生、关锋、戚本禹、尹达、谢镗忠、刘志坚等都从北京去上海开会。王力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留在北京。据关锋回忆，刚开始时，姚文元没有参加会议。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不悦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于是，姚文元增加为中央文革成员。

　　王力说，上海会议结束之后，在6月20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在组员之中，唯王力长期在钓鱼台工作，参加中央一系列文件的起草，是个“老人”。

　　据说，在老的钓鱼台“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之中，曾考虑过在吴冷西、王力两人里选一个，最后选定了王力，排除了吴冷西。

　　“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时，共18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他们四人因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 “中央文革”的工作。据王力回忆，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最初的名单上曾有陈亚丁，后来换成谢镗忠。王任重、张春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华南局和华东局。

　　“中央文革”设立了办公室，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为戚本禹、穆欣、曹轶欧。曹轶欧即康生之妻。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没多久，到1966年11 月，改由《解放军报》的宋琼当主任。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王光宇负责。后来，改由肖力（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纳）负责。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钓鱼台八号楼，这时仍住那里。康生也是“老钓鱼台”，一直住8号楼。

　　陈伯达、尹达、关锋在十四号楼，那里成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改在十六号楼开碰头会，“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办公室设在那里。

　　江青住在十一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十一楼”，那时一说“十一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在一片打倒声中，陶铸倒了，王任重倒了，刘志坚倒了……“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后来，当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组员只剩姚文元一人，全组只剩五人。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进入政治局，曾经被江青称为“过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中央文革”虽然以陈伯达为组长，实际上江青说话算数。

　　摘自：叶永烈著《文革名人风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

来源:摘自《文革名人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