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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评苏晓康的《女人一台戏》

茉莉


 

 

评苏晓康的《女人一台戏》


     茉莉


 在《女人一台戏——“六十年”评说的一个侧面》一文里,苏晓康先生愤愤不平道:“这是一个什么世道!”苏晓康先生似乎认为世道不公,与一些“历史中的女人”及其批评者有关。他说: “批评了天安门学生之后,卡玛扭头又去赞扬二十年前的红卫兵。”在这篇指责卡玛、为柴玲鸣不平的文章里,究竟有多少事实根据?有多少正常的逻辑?笔者在此和苏先生探讨。


 ◎  将人物简单分类贴上标签


 苏先生说:“据说卡玛当年也是一个‘红卫兵’,于是电影《天安门》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却竭力为宋彬彬辩护,……”

 这一句话里就有三处不实:1,以“据说”作为立论的依据,有失一个严肃作者的身份。没有人拿出确实证据证明卡玛加入过红卫兵。2,《天安门》并没有“无情鞭笞”柴玲,而只是如实引用了柴玲自己的话。3,《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有宋彬彬自己的回忆,并没有制片人为她“竭力辩护”。

除了立论基础无事实依据,苏先生的逻辑推理也是错的。 他使用了“于是”这个表因果关系的连词,来断定卡玛对柴玲和宋彬彬采取所谓不同态度的原因。但是,即使卡玛真的曾经当过红卫兵,也推不出她就必然要鞭笞柴玲的结论来,这里面没有因果关系。

 接着,苏先生给几个人物贴上简单化的标签。他说:柴玲和宋彬彬两个女学生“最大区别在于,她俩身后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八九’学生是被杀者,红卫兵则是杀戮者。”这种标签法,忽视了人的属性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不能全部都视为“杀戮者”。他们中有的在文革中施行了暴力,有的没有施行暴力甚至反对暴力。大部分红卫兵还是被中共蒙蔽利用的受害者。八九学生也不全是“被杀者”。法拉奇曾说过:“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上,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八九学运中有流血牺牲者,也有吃人血馒头的人,不能笼统地混为一谈。

 即使把柴玲视为受害者的代表,也不能说别人就不能批评她。事实上,苏先生自己曾在《六四解套说》一文中严厉批评过柴玲等人:“直到今天,谁看到那群‘广场领袖’们,有意愿为这场悲剧承担他们自身的责任?”苏先生还在接受采访中,指责“学生领袖缺乏政治智慧”,并引用邹谠教授的话,说学生是“恐惧造成的激烈,不顾后果。”

 

 ◎ 纪录历史的两种方式同具价值


批评卡玛的人往往要将王友琴拿来做对比,苏先生也不例外。他说:“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

事实却是,卡玛并没有在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赞扬备至”红卫兵。恰恰相反,影片揭露了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剖析了将革命暴力浪漫化的党文化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讲述了不同家庭出身的一代青年人,如何由盲目热衷革命转变为独立思考的心路历程。 如果说影片赞扬了什么人,那就是遇罗克,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者。影片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遇罗克的事迹,以及他被共产党的国家暴力杀害的事实。而这一点是卡玛的攻击者们从不提及的。

卡玛的解说词精炼隽永,充满了批判精神。她没有用革命大批判式的语言去谴责什么,其冷峻的反讽却比简单化的声讨更为深刻有力。

卡玛和王友琴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纪录历史的方式。王友琴搜集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而卡玛的记录片则试图从历史大背景的视角拍摄,上溯下延,时间跨度纵横数十载,发掘文革的内涵及其根源。这两种方式各有其特点和价值。


◎ 政论片不是唯一的电影手法


 纪录片制片人不是教堂里听人忏悔的牧师,他们让那些曾是红卫兵代表人物的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是为了给历史留下纪录。他们如实展现革命的场面,是通过再现过去那令后人难以想象的政治、文化氛围,来讲述个人命运的曲折,展示文革、以至更久远的中国历史的复杂轨迹。影片揭示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得以恶性膨胀。与人类历史中多次先例一样,文革中的罪恶往往是借着冠冕堂皇的词语、打着正义的旗帜而得以实行的。 尽管卡玛的作品也难免局限和不足,但她这种求真历史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笔者在欧洲看过大量的历史记录片,一些反映纳粹时代的记录片如实展现纳粹活动的场景,希特勒的演说。那样的历史摆出来就够荒谬透顶了,并不需要制片人再去口诛笔伐。从美学角度看,上乘的创作者知道如何让作品本身去说话,尊重观众的判断力,给观众留下思考的余地。作品的深度表现在它所揭示的矛盾和问题,而不在于它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势,提供简单的答案。

 当年,苏晓康等人的电视片《河殇》就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政论片典型。制片人先有“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观点,然后再寻找镜头组合史实。苏先生的影片在当时的条件下自有其特定的价值,但对卡玛等人重客观而不对观众说教的拍摄方式,苏晓康先生似乎很难理解,所以才会写出这篇冷嘲热讽、充满事实与逻辑错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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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10月号

附苏晓康原文:

女人一台戏
─「六十年」评说的一个侧面

(美国)

苏晓康

今年检点“新中国”六十年史,让我们先来检点一番这里面 的“女史”,或许别有一番风景。毛泽东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蒋介石和闹文革,只有后面这一件属于“六十年”之内,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逊色于女人;还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学生打死了她们的女校长,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后的“六四”,其象征是个“民主女神”,偏偏绝食总指挥也是一位女学生。我这么强调女性,倒不是用来讨好“女权主义”,而是,对这些“历史中的女人”的批评者们,也都是女人。你说奇不奇?

上述这些“女史”细节,你只管把它们简单地排列起来,不去做任何分析,就会发现,期间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关系。不过,我现在连排列也省了,因为美国纪录片女制作人卡马·韩丁的两部片子,恰好把这部“女史”神奇地勾连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许是无意的,则更说明某种内在联系避不开。

两部纪录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门》和《八九点钟的太阳》 ,其内容无须赘述。在时间顺序上,有点颠倒,《天安门》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说它——卡玛在这里是一个批评者,她的镜头里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动地展示绝食总指挥柴玲“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实了八九学生领袖的“激进”。但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评柴玲,我记得最早一位,是刚从秦城释放就来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里,波士顿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现,“要判柴玲重罪”,这其实是《天安门》纪录片的一个剧本草稿,那里的“法官”多数也是女人,有的后来就是纪录片里的“受访者”,其潜台辞是,政府(党)被学生逼急了,好像邓小平没有退路。


“符号”“化身”的“合成”

批评了天安门学生之后,卡玛扭头又去赞扬二十年前的红卫 兵,片名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倒还在其次;我们实在没弄懂的是,那些红卫兵不是邓小平最痛恨的吗?因为他就是把柴玲他们当作“红卫兵”,才下了狠手。可是,最早的红卫兵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红卫兵”,特别是所谓“西纠”,搞“血统论”的那一伙,“红八月”里杀人不眨眼,卡玛的电影里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着脸在镜头里说话——三十年前她那个中学里的女红卫兵们,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仲云,而邓小平有个女儿也是那里的一个女头头。

“红卫兵”与“八九”学生,前者批评后者——据说卡玛当年也是一个“红卫兵”,于是电影《天安门》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却竭力为宋彬彬辩护,说她“背黑锅”——是她上天安门亲手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箍,老毛赏赐她一句“要武嘛”,一锤定音将“红卫兵”跟暴力挂钩,也是封赏施暴的特权给高干子弟们(“西纠”“联动”)。假如卡玛同情一个女孩子,解读这段历史乃是老毛让宋彬彬背了“黑锅”,那么她会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纪和经历,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吗?她不也给柴玲扣了一口“黑锅”?

卡玛对记者说:“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com posite figure),成了一个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她身上,变成一种神话,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可是,卡玛难道不是把柴玲当作一个“符号”和“化身”来处理的吗?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两段相隔四十分钟、对两个记者讲的话,剪辑在一起。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

其实,两个女学生都是时势造成的“公众人物”,都逃不脱 “符号化”而被世人评说。但是最大区别在于,她俩身后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八九”学生是被杀者,红卫兵则是杀戮者。末了,卡玛也免不了被世人评价,因为那两部著名纪录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为毛泽东的专制和屠杀大唱赞歌,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血统论”呢?这是“文革遗产”,她所歌颂的东西,最终报复到她自己身上。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也是当年的一个女学生,但她 从来不曾是一个“红卫兵”,今天看来,这点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而卡玛又丝毫看不见“八九”学生的“理想主义”,却图解他们心怀叵测。“理想主义”无法当作一种事后的辩解,看来是批评者的一种逻辑。“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就是想给“红卫兵”涂抹一层矫情的“理想”光晕吗?自然,也是顺便给西洋人开一开“东洋荤”。

六十年横跨毛邓两代,留下的几乎只有血迹,以及年轻人的 躁动。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颠倒的不仅是时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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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