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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戴晴历史叙事的魅力

茉莉


 

 

  
   戴晴历史叙事的魅力
   ——读《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茉莉


  戴晴年幼时,她那后被日本宪兵秘密处决的生父,常抱着她去北海看水,说小孩子要看水眼睛才亮。一个人眼睛明亮,意味着什么呢?原是理工科出身的戴晴,在改行成了作家、记者之后,就琢磨起她父亲所献身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的历史来,结果如她自己所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

  应了义父叶剑英的一句评语:“养不驯。”三十年来,戴晴背叛了她的父辈所属的政党,转而坚守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从被杀的王实味、失踪的储安平到被监禁至死的张东荪,擅长讲故事的戴晴,充满感情地诉说一个又一个“专制者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故事。她的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如澳洲教授白杰明所说:“是一部对良知在专权时代遭际的挽歌。”

  戴晴的历史叙事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魅力,在于她面对历史的求真精神和反思能力,她的社会视野和人文关怀,也在于她鲜明的个性与激情。《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的写作,具有问题意识、洞察力、比较研究、复杂性和戏剧性等特点。通过翔实史料考证张东荪的生平遭际,戴晴梳理错综复杂的时代脉络,重谱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当代史。

 
  一,问题意识


  有问题意识的史家大都是一些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他们拒绝任何一方给出的简单结论,而宁愿像用身体丈量大地的藏传佛教徒一样,千辛万苦地钻进历史的灰烬之中,寻找那些“飘荡在旧籍陈档中的杳渺魂灵”,并向他们发问:为什么?

  该书一开头,戴晴就疑惑地问:“燕京哲学系主任、年届六十四岁的张东荪,怎么卷进这赳赳武夫的游戏中?”问题带出问题,戴晴的问题越来越多:北平和平易手背后的政治交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毛泽东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1949年9月30日首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中,576名投票人,毛泽东得票575张。那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谁敢投?后果又是什么?1972年秦城监狱医院中,87岁的张东荪临终前说“还是我对”,他指什么?……

  过去对张东荪毫无所知的我们,被戴晴的问题震撼得傻了眼,只能跟着她生动而具体的描述,一步步走进疑窦丛生的当代史之中。这种叙事让我们进入政治历史事件的内部,身临其境地发现长期被人隐藏的神秘玄机。原来,真相一直就矗立在那里,只是需要勤奋而又无畏的人,拨开重重尘土蛛网去发现它。


  二,洞察力


  被人有意掩盖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像一个阴暗的山洞,只有洞口有少许阳光。要探测山洞的秘密,就需要洞察力——一种让人能根据事物的表面现象,准确认识事物本质及内部结构的综合能力。十几年前,当戴晴在澳洲遇上张东荪的孙子,面对张东荪留下的手迹残篇,她就像站在一个神秘的山洞口。此后,她必须张开思维的天线,施展十八般武艺,去探测历史黑洞之奥秘。

  在《我的间谍生涯》一文中,戴晴自供她曾一度是解放军总参情报部的“资浅间谍”,可没干一件像样的活儿就被主管参谋给卖了。虽然间谍没当好,但她的敏锐嗅觉还在。2007年,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之秘书邢俊生的回忆录在网上发表,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戴晴的警觉:徐子荣曾上报周恩来的一份绝密材料,涉及某“社会名人”的政治案件,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如来佛手掌中。”

  光有敏锐的嗅觉是不够的,历史线索需要经过拨丝抽茧的过程,用理性来分析,才能求得真相。好在戴晴是从共产党营垒内部走出来的人,她洞悉该党领袖诡秘的行事方式,因此能从这份隐去姓名的绝密材料中,通过调查取证,推论那位被毛泽东轻蔑地称为落“在如来佛手掌中”的人,就是毛曾高度赞扬并着意推重的民主派盟友张东荪。

  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充满了殖民式的暴力,御用学者只写当权者承认的那部分历史,从而侵占了另一部分历史真相。而戴晴以其洞察力打破了这种集体沉默,她搜寻历史证据,还原历史事件的全部本质。


  三,比较研究


  有人批评戴晴此书,说她并不专注于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笔下常“跑野马”。在笔者看来,这倒是戴晴叙事的独特魅力所在。一些传统学者把历史当作机械零件,去做枯燥的分类研究,而戴晴却以其开放的心态,采取了旁逸斜出、不拘一格的写法。这种写法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以广阔的背景来衬托人物的活动,通过比较研究,深入挖掘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国传统史家会运用比较方法,以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现代西方史家则运用比较研究来检视历史事件,解释各种因素造成的社会变迁,以及个人及其团体的命运。在戴晴的叙事中,处处不忘运用比较分析方法,让读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梁启超语)。

  从重大事件的比较来看,戴晴谈及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突然和共产党翻脸并开杀戒,评论说:与五十年代之后文化人集体自辱的凶险相比,国民党对中国文化传承与传承者的伤害而言,只能算是“小儿科”。再如1936年,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批评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其时尚弱小的共产党代表刘少奇报以“大度的响应”,而在中共执政后,这种态度“几可告阙如”。

  1940年,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被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当局提出书面抗议,这令戴晴联想到半个世纪后,“人民子弟兵”的坦克在北京六部口,有意碾压正在撤退的学生,北大校长的反应却是,主动将“涉嫌动乱”的助教,押送公安局。

  民盟诸君的一些生活花絮,放在一起比较看也饶有趣味。例如,向来在意仪表的著名女律师史良,在被邀进中南海时穿上了时髦的列宁装。和史良一样同属民盟“左派”(即亲共派)的章伯钧官场得意,住上了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而立场偏右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即使当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也谢绝中共为他安排的“太好”、“太大”的住宅,只是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袍之上。

  最令人震惊的比较,则是毛泽东对张东荪前后态度的变化。1949年初,为借助学术泰斗张东荪的社会信誉,毛泽东点将张东荪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谈判获得成功,毛泽东赞扬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两年之后,这个湖南人翻脸如翻书:“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


  四,复杂性


  本书的主人公只是在国共两党相持阶段,作为制衡双方的第三势力,短暂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命中注定地消失于沉寂与黑暗之中。张东荪和专制权力相碰撞终于粉身碎骨的故事,带有凄美和恐怖的强烈色彩。

  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在叙述故事时容纳复杂的关系,展示完整的过程。所谓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指场面的浩大和人物的众多,而是指作者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余英时先生评价戴晴此书:“是一部最有历史价值的‘洗冤录’。……写出来的是一部翔实的历史──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史。”

  但戴晴不仅仅是在写历史,不仅仅是要洗清他人的冤屈,她更试图在纷繁的历史中探索那一代学人的灵魂。以人文互证的方式和知人论世的眼光,作者展现了民国一代精英的人文素质和人格状况。张东荪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被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昔日盟友在他落难时纷纷落井下石,互相撕咬。各色人等的品质和灵魂成色,在戴晴笔下暴露无遗。

  书写张东荪及其一代民国学人的情感、道德、理想、困惑、抗争、希望、无奈与悲愤,戴晴窥见那些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她的感慨很深:“东荪先生以及他的同侪,曾经多么生动、有骨气地生活过——。”

 

五,戏剧性


  毛泽东曾说:“我是不看话剧的,因为我天天都在演话剧。”他那虚伪、阴险而又毒辣的话剧,类似莎士比亚创作的《理查三世》。而张东荪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下,仍然吟诵道:“已惯看剧场打诨,岂谓枭鸾从古判,只掉头一啸余何恨。”

  既然历史本身比戏剧还戏剧,戴晴就只需辛苦积累素材,运用联想开拓思路,运用背景、旁证、对比映照等手法来丰富内容,展开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该书的故事情节安排得跌宕起伏,强化了历史叙事的戏剧性。

  这是一种下大功夫、见真精神的历史写作。在一个轻浮浅薄的消费时代,戴晴坚守人文主义价值观,在孤寂中历时八年,勘探历史的废墟,凌厉地追问往昔的恩怨是非,给我们认识理解当下现实提供了视角与参照。阅读此书,我们可以听到作者内心的波涛与长啸,闻到她浓郁的自由主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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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