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了大量西方的資金，技術和管理規則，但是基本上沒有引進西方的現代社會觀念。這個狀況從老佛爺手裏就開始了。那時候搞洋務運動，也是只引進西方的資金技術管理，不引進觀念。由於根子不變，外來的東西不容易嫁接成功，壹場中日甲午戰爭，就打回原狀。現在的情形有點相似，新“洋務運動”已經讓中國崛起，憤青們躍躍欲試，要找機會和西方較量。會不會再來壹次打回原狀的甲午戰爭呢？

這不是危言聳聽。面對發展現狀，已經不斷有人在問，為什麼中國現在硬件行軟件不行？軟件就是觀念。人家是靠了觀念這個軟件，才慢慢整出了那壹套妳引進的硬件來的。可是我們舍本求末。沒有好軟件的硬件，不是好機器，像壹堆廢銅爛鐵。好在現在有很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軟件的重要性，比如開始提出建立公民意識和公民社會。公民意識就是壹種觀念，也就是軟件。

現代觀念有許多，比如人權，公開，對等，寬容，妥協等等。“權責必須相符，功過不能相抵”，也是壹種現代觀念，也就是公民意識。幾千年來中國都是朝廷當政，所以直到今天中國人的腦子裏還是把政府當朝廷，把公務員當命官。朝廷可以朝令夕改，官員可以換走馬燈。所以中國人對政府基本沒有要求，從不追究責任。前朝的官員有了罪錯，後任只要做幾件好事，就沖抵了。有的甚至不要等到後任。地震救災積極壹點，就抵銷了忽視預警的責任。

權和責是壹體不可分的，不論是何種責任。有多大權，就要負多大責。權力越大，責任越大。平時有權力的，關鍵時刻要出來負責。國外的政府要員為壹句錯話就要下臺，中國的官員下了臺還可以再換壹個上。有人問，為什麼要權力大的負責呢？誰錯誰負責不就得了唄。這是很可笑的。

連壹個鄉下的農民都知道，孩子在外面犯了錯，要家長負責。因為家長對子女有監護權，管教權。幼年子女在家庭中沒有自主權，必須聽從長輩。但是到了子女長大，自主權多起來的時候，所負責任也相應增多。

現代社會把權力交給政府，不是把他當老爺供，而是要他負責的，作為自己交出權力的某種交換。當壹屆政府行使權力的時候，同時也擔負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政府和世界主要各國不同，他高度集權，所有的權力集於壹身。當然，也必須高度負責，擔負所有的責任。想少負壹點責，可以，多交出壹點權力。否則，這個家也太容易當了。平時緊抓權力，好處壹個也不放過。關鍵時刻撂挑子，找壹個替罪羊來負責任。這樣的政府難道還是政府嗎？如果是，也是流氓政府。

四川地震有許多人要追究地震局的責任，追究建築商的責任，但是只有個別人想到追究政府的責任。壹提出追究政府責任，就引來壹片噓聲。結果，誰的責任都追究不了，政府壹道命令都蓋住了。因為地震局是政府部門，建築商是政府批準的。如果換壹種方式追究政府而不是下屬，不但下壹屆政府不敢輕心，建築商也是跑不掉要被拋出來的。

六四的責任同理。誰的權力最大，誰負的責任就最多。六四清場在世人眼裏是很不光彩的，連在世的當時領導人或領導人子女，都不敢冒風險自誇壹句英明果斷，最多也只說必要。如果說六四屠殺不是壹個值得發揚光大的事件，而是壹次責任事故，那麼，責任全部在政府。從激起民怨，到疏導失職，到反應過激，到過度使用武力，沒有壹個環節不是政府的主要責任。任何把責任推卸到他人比如民運領袖的試圖都是荒謬的。

再說功過相抵。“將功抵過”是壹個古代觀念，主要是從古代的軍事中來的。意思是說，將領犯了壹個指揮錯誤，可以再通過下壹次勝利彌補。此外還適用於罪犯。但是在基於法制的現代社會，“將功抵過”是可笑的。因為功和過之間有準確的界定，作為法固定下來，讓後人嚴格遵守。如果功過之間沒有界限，可以互換，司法怎麼建立，怎麼執行？

中國的觀念卻不同。中國的觀念不是按照事情的性質而是按照對當事人的好惡來分是非。如是壹個好人，哪怕再大的罪過也可以原諒。毛澤東雖然害死了幾千萬人，但是建立新中國有功，功過就抵銷了。因此後人就不再去防止有人被害，而是積極爭取再建壹個中國，弄得政府壹天到晚清查個別人的顛覆政府罪，卻不在意預防幾萬人死亡的大地震。

功就是功，過就是過。不論大小功過，都要客觀實在冷靜清醒地給與界定，給出準許和不準許，合法和違法的界限，記錄存檔，公布於世。否則壹百年之後的子孫，還是搞不清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壹筆糊塗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