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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遗产

施化


 

妈妈离开我已经十二年了,时间一点也没有消磨掉我对她的怀念和记忆。相反,由于爸爸提议为妈妈出一本书以为纪念,因而整理了她生前的日记,很多往事历历再现,使我对妈妈的思念越来越深。

妈妈没有给我个人留下任何遗产。她一生没有什么积蓄,仅有的三千多元人民币的退职费,存了许多年银行以后,全部用来买了一座青金石雕,记得造型是八仙之一的何仙姑,送给了加拿大的三姨妈。其实用意是报答她对自己的大儿子、我的哥哥只身在外的关照。她也没有金银首饰,除了几件可数的旧衣物,还有一只普通的手表,比较新而已。按遗愿,都送给了她的国内的姐妹们。她们最后收没收,我也不知道。

但是妈妈给我,给她的亲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后人,留下了另一笔丰厚沉重的遗产,这笔遗产是无形的,其价值我几乎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这笔遗产是她用自己极其平凡无华的一生刻写的。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多数人用来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尺是人民币或美元,我不相信他们对这一类财产感兴趣。但我还要试着用我笨拙的笔把它记述下来,留给后人,或者后人的后人,直到他们有兴趣的那一天。

妈妈的一生经历象绝大多数的华夏子孙那样平常。1926年,她出身于一个靠打苦工为生的加拿大华侨家庭。加拿大当时的歧视华人的环境逼迫她的全家迁回上海,不久后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她家的生计和她的学业,于是她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奔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解放区。她的天性象她的名字:月琼,月光一般的柔和,玉石一般的纯净。可惜我是一个男孩,不似女孩那样容易接近她的心灵。但我毕竟是她的骨肉,她的每一寸哀和乐,都牵动我的神经。记忆中的妈妈始终是家庭主妇,她做得一手好菜,但从来都不敢杀鸡。她知道该怎样杀,怎样握住鸡的翅膀,怎样下刀,甚至可以教会我去做,但自己无论怎样都下不了手。她从不与人争锋。有时候遇到蛮不讲理的人,哪怕气得自己满脸通红,也骂不出一句象样的脏话来。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句俗语,是从妈妈口里传下来的,这句话几乎又是她一生的写照。她的与人为善的天性,差不多从她走入社会的最开始,就给她带来厄运。她的坦荡的心怀,就象新鲜伤口上粉红的肉芽,毫无保护地被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粗盐和砂砾狂虐地反复揉搓。而这些伟大一时的政治运动,如今回忆起来竟都儿戏般荒唐。我不敢想象年轻时候的妈妈,在无辜地被好大喜功的积极分子们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时候,吞食火柴头自尽的场面。我的心会为此止不住地流血,我的哽咽会让自己窒息。她当时没有了断,因此就有了我们下一代,也因此开始了她自己一生的恶梦。

1944年她十八岁的时候,被抢救失足者运动莫名其妙定为失足者,次年又莫名其妙地被纠正以后,档案里未被清理的材料便恶魇般地纠缠着她。反右运动对她的折磨时间最长。即使在1962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她还是摘帽右派,意为还是右派。甚至在文革结束,她的右派案子彻底纠正之后,一心想在有生之年再为社会做一些工作,可仍然继续受到歧视。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她的工作申请,让她尝尝扬眉吐气做正常人的滋味。直到身患绝症,回首一生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这一生是多么扭曲畸形。她生性把个人得失看得很淡,但却为丈夫和四个子女由于她的原因,受到长期不公正的对待而不断地自我责备。在得病前不久的日记里,她还写到:因为我背上的黑锅,儿女们不能和同阶层同时代的青年一样享受到较为合理、优惠的读书、就业等出路……虽然呕心沥血,操心操劳,仍免不了常常备受困扰。妈妈,这不是你的责任呵!生性善良的你,为什么还要在黑锅上给自己再背一口黑锅呢?经年累月,积郁成疾,1988年,才年仅六十二岁的她,就患上癌症。由发现时的晚期乳腺癌,治疗无效,转移为肺癌。次年1012日晚8时,死于缺氧性的脑水肿。终年六十三岁。

妈妈的骨灰根据她的遗愿,葬在温哥华一块宁静的墓园里,和她深爱的父母的墓穴相距大约二百米。她此生的另一大憾事,就是无法一尽对身生父母的孝敬和爱心。今天争先恐后地出国的年轻人再也不会理解,仅仅三十年前,海外关系四个字,可以把一个人压死,况且她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父亲身份是资本家。尽管这个资本家临终前靠养老金过活,全部遗产不过是温哥华穷人区的一幢旧房子。定为资本家就是资本家,就是革命和防范的对象,你没有申辩和澄清的余地。妈妈和她的老父母相互朝朝暮暮、天涯海隔地思念,但她一点也不敢流露出来,生怕罪上加罪。现在我理解,为什么妈妈的遗嘱要求把她的骨灰不远万里地运回加拿大,葬在父母身边,这是生不能尽孝,死也尽孝呵!

妈妈的一生,没有功名和荣耀,只有屈辱和悲伤。这样的一生,有什么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后人的呢?

有。

妈妈的遗产是一份无言的控诉。冤有头,债有主,妈妈最有权利站到历史的法庭上去控诉。并不是控诉迫害她的某些个人,对这些人,妈妈在生前已经宽恕他们了。她要控诉的是一个时代,一种理念,一套价值观。那个时代今天已经被多数人否定,造成的原因据说是失误。但有没有人问一句,是什么造成这样巨大这样长期的失误?最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和最聪明的头脑,可惜至今没有人回答过。妈妈的经历回答了,那就是:因为没有把人当成人。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从古到今,没有一种文化或理念,把普通的个人当成优先尊重的价值和对象。古代伦理是以帝王为牧,百姓为羊的,皇族以外的人,最高的地位不过是家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人被当作生产力,地位与牛马也差不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把一部分人当成武器,另一部分人当成被武器消灭的对象,为世界革命的胜利,他不在乎牺牲三亿人。三个代表理论,仍然指人为生产力,而且只限于先进的生产力。当今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之贱,恐怕已成世界之最。中国人在领袖眼里是数字,在将军眼里是炮灰,在老板眼里是生财的工具,在警察眼里是贱货但多少还带点油水。就是飞机失事死人赔偿,中国人也是最便宜的。小学里我们被教导要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但从未被教育过要热爱人。人民不同于人。人民是极权统治者最经常偷换的一个概念,完全根据他们当时的需要而予夺。直到今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仅仅在于另一个比他地位更高的人认为对自己有用。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不重要的“无用”的个人,他或她的被歧视,被污辱,被虐待,被冤屈,被诬陷,被诋毁,被摧残,被消灭,跟我们的“伟大事业”相比,实在是太不重要、太微不足道了!旁观的另一个同样的人,往往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鲁迅《看客》中的一个看客。因为同情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挤眼泪也是回家关起门挤为妥。中国的伦理价值观念就是以此为准则建立起来,并看来将无休无止地衍续下去。

以贬低人、糟贱人、挤榨人为立国之本的中国,能走进世界之强的行列吗?回答是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不是机器,不是动物。人有理智,有思维,有情感。当一个人受到不公正对待以至伤害,不会象植物那样默默地自行痊愈。怨愤、憎恶、仇恨将如同无数绢绢细流,终将在一日汇集成洪水。社会心理学证明,向人群中投射一个爱,将会得到爱的反馈;投射一个恨,同样会得到恨的反馈。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当权者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保护个人,可谓洒向人间都是怨,象妈妈这样,甚至惨烈几十倍,几百倍的个案,已经汇集为海,堆积如山。播种仇恨而想收获爱,可能吗?一个不再有爱的社会,哪来的活力?哪来的创造性?受伤的人们只想躲避,只想逃匿。最坏的结果,是官逼民反。然而历史上那么多的折腾已经把中国人吓怕了,于是,在爆发之前,他们选择消沉。试问,当今哪一个世界强国是由消沉的国民建造出来的?

妈妈的遗产是一纸无字的呼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不应当一代又一代重复同样的错误,他们应当变得智慧起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不衰,为了子孙万代的福祉无边,每一个自认是炎黄子孙的人,都应该想一点、做一点什么事,来避免类似妈妈那样的命运永无止尽地轮回。也许我不该提人权两个字,它已经被政治家们搞得太敏感太复杂了。不在文字上做游戏,只实实在在做事情。妈妈的经历建议:立法和建立一个与最高权利机关有同等权威的机构,保护每一个具体的善良的人,让他们受到公正的对待。

不可能指望渺小的个人自己可以保护他们自己。事实证明,每一个冤案的产生,都是因为冤案受害者的对手比自己强大几百上千倍,因为所有行政的、法律的、舆论的、暴力的手段全部集中在对方手里。如果仅仅责问受害者,你为什么不申诉呵?那将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同样聪明的美国人,在立国初期就发明了一个民权保护法即《权利法案》。两百多年来,非常行之有效。对于他们来说,所谓人民的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权利,而对于这种权利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政权力量。因此,如果能立法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权利,那么,政府和人民就时时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比中国稳定的原因:政府时时处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一旦失误,就不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人民的权利受到保护,也就不容易积怨至深而产生爆发性的破坏力。中国人也能发明出什么同样或者更好的东西来吗?

如果一时发明不出来也不要紧,先借人家现成的东西来用一用。如果用得不好,还可以不断加以修改。万一用好了呢?那不就造福子孙后代,功德无量了吗?如果妈妈的一生苦难,给后人启发了寻求幸福的思路,那她就没有白活,也没有白白受难,她的在天之灵就会得到安慰。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年思考,写下这篇《妈妈的遗产》的原因。

200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