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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化:富人和穷人的对立

施化


 

 

 

刚刚被推选出来的第十七届中共新领导班子,面对的是一个贫富两极极端分化的人口大国。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在亚洲排行第一。不是说穷人比尼泊尔孟加拉阿富汗更穷,而是说富的那部分人太富,总体水平已经在世界领先。除了美国之外,现在中国的亿万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根据定期统计数字的福布斯杂志,美国有300多名亿万富翁,印度有36名,日本有24名,中国则有108名。而基尼指数已经达到0.45,逼近0.5的警戒线。不少研究中国现状的分析家已经开始说,中国当今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小部分精英和广大社会底层的矛盾。意思也就是指富人和穷人的矛盾。这又回到了解放前。

 

好像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进行过阶级分析,确定了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富人和穷人的矛盾。富人代表压迫阶级,穷人代表被压迫阶级。为什么付出了千百万烈士的鲜血,革命到今天,一点进步都没有呢?这里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不把错误的地方找出来,就没有办法解决贫富对立问题。就不得不考虑,是不是还要再付出下一次千百万人命的惊天代价?并且,还要付出几次千百万人命的惊天代价?

 

中国在传统上就有均贫富意识。水浒梁山泊的好汉们,之所以被当成英雄而不是土匪,就是因为杀富济贫。贫富对立是中国人长久以来挥之不去魔影。穷人爱富又恨富,最恨的是为富不仁。前不久,国内一个经济学家为富人说了一句话,惹来瀚然大波,成为千夫所指。因此,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治分析家,都不敢小看目前还在增长的贫富对立势头的潜在危险。

 

除了由于穷人积压不满产生仇恨,使社会动荡不安以外,专家们还认为,劳动力过于低廉,也不利于经济健康增长。也就是说,当企业即便粗放经营,也能维持较高利润率的时候,会缺乏改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由于劳动成本过低,使得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维持。另外,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高经济增长如果不产生有效财富,就不是奇迹。

 

战后日本在经历了18年(1955年~1973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后,不仅国家经济总实力位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而且人均财富直逼美国(80年代中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类似的情形也发生于亚洲“四小龙”。但是,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GDP即将位列世界三强,但人均财富却不足美国人的一个零头。2006年12月,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发布报告称,美国人均财富为14.4万美元,中国大陆只有2600美元。此外,还有1.3亿人日收入不足1美元(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因此,虽然创造高增长,但未能创造有效财富的当今国策,不仅不值得骄傲,还必须深刻反省,立刻叫停。

 

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不担心不关心贫富悬殊矛盾,显然不是事实。但是他们无能为力。首先,过去的杀富济贫不可能再用一次。再者,动用国家储备来救济贫困,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不可能大面积长期进行。中国的地区差别很大,补助一部分,不补助另一部分,会产生新的矛盾。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到的,除了不断的口头保证,只能是一次接一次地流眼泪。胡锦涛在中共17大报告中,提出了更加平均分配财富的计划大纲,比如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强调初次分配要体现公平等。但是这个究竟能不能根本奏效,谁也不知道。更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的怪状,是执政党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一手酿制出来的,在没有相对压力的情况下,能不能自我纠正,在多大程度上纠正,很值得怀疑。

 

显然,造成目前穷人过穷,富人过富现状的,既不是穷人的责任,也不是富人的责任,而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中国的老百姓,不论在亚洲还是世界,都是最勤奋的人。印度问题的专家指出,印度出现的贫困问题,老百姓懒散也有责任。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基本不存在好吃懒做的大量盲流群体。中国的富人同样勤奋。如果把富人当中财产来历不明的一小部分剔除掉,中国富人的财富也是劳动所得,没有理由被瓜分。当然他们借助了某种有漏洞的政策,但也不应当负主要责任。比如,中国的前100名首富当中,房地产和证券商人占了一大半。问题主要出在国家政策。在这里,城乡二元化,土地流转制度,国有资产改制,证券市场体制等,都对贫富差距快速加大,起了催化作用。只要政策恰当,暴富现象立刻会终止。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不可避免的对立。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国家政策的问题,也不一定出在国家主要领导人身上,而是出在一小部分利益相关者身上。由于政治制度的缺陷,本来应该成为掌舵人的一些国家重要部门主管和省市负责人,却变成了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得收益的隐性法人。并且,这一批人既不受舆论监督,又不受法治制约,还在最高决策层掌握很大的发言权,可以随意否定领导人申报个人财产制度提案。所谓的集体领导,给他们的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这批高级寻租经纪人,由于党内的派系斗争,又获得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是这些人在呼风唤雨,气焰可以压倒党和国家领导人。陈良宇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中国不再需要一次穷人打倒富人的革命,也不再需要一次文革式的推翻党内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中国的领导人只要往前走一小步,就把通向光明的大门推开了。这一小步就是体制性结构性的改革。这个改革甚至都不要大张旗鼓地对外宣传,只要实实在在做几项根本性改动就可以。其中必要的一项是改变倒向权势集团的土地和金融政策,另一项是建立在公众舆论基础上的监督机制。过去做这些不但阻力很大,在政治局常委中难以通过,还担有风险。因为很多改革的前车之鉴在那里,只要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从商鞅一直到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不能不让人却步。十七大以后的局面虽然也只是某种平衡,但比从前好一点。明智的中共新领导人,如果感到势单力薄,又希望大局稳定,就只做不说。到真正正直有骨气的知识精英中间去寻找同盟。

 

只要给中国的穷人一个平台,不让权势利益集团把穷人的权利统统榨光,富人和穷人的对立不是必然和天然的。中国的穷人可以借这个平台,不靠救济扶贫的社会主义因素,慢慢自己富起来,最终化解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