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在想，是否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写成文字。但由于当时一心扑在自己从事的学术与教学工作上，既舍不得也挤不出时间去动手。然而这个欲望常萦绕脑际，迫使我终于下了决心去实现这一宿愿。

　　四十年代末，我就学于海外一所拥有众多名师因而很有名望的中学。几年时间里，我受到了母校“丰美乳汁”的哺育、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熏陶，使我内心的精神世界迅速扩展。作为热血青年，我希望一生致力追求真理、走向光明。那时祖国烽烟弥漫，人民正以摧枯拉朽之势，从腐朽专制的独党统治下解放大陆。剧变中的祖国对我具有无比的吸引力。

　　从风光旖旎的热带海岛出发，我们大批同学越过蓝蓝海洋的万里波涛奔向解放了的庄严古朴的北平。

　　我永远记得当搭乘的海轮抵达神州海岸的那一时刻，我们是多么兴奋和欢乐啊：那前面就是我心中的圣地，日夜响往的未来人间理想之邦。当年我们十分爱唱的一首著名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里有这样一段歌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我就是以此来想象这片我即将踏上并准备生活、学习、工作、奋斗一生的，解放了的大地，内心充满着无限美好的憧憬和兴奋。

　　尽管那时我年轻且天真烂漫，内心的政治诉求却是比较明确的：自由、平等、公正、和平。这是我由衷响往并准备为其实现而致力终身的美好社会。我所厌弃的是剥削压迫、贫富悬殊、尔虞我诈和腐朽没落。我把那些污垢全归之于我已经离去的，当时还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那个社会。

　　当年投向理想中的新社会时，我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同近年我所读到的关于一些受过高深教育、特别是留过洋的“旧知识分子”在进入新社会时那种怀疑、顾虑，甚至惧怕的情感有着根本的不同，我和我的同学是满怀狂热的仰慕和纯朴的信任，心花怒放地跑步奔进新社会的。只是后来现实生活中的际遇才渐使我对某些方面和问题感到迷惘、困惑和烦恼。可是在长期锁国环境的思想禁锢和熏染下，我自然不可避免地也处于一种“左”的心态 (但总还被认为“左”得很不够，以至挨整) ，致使我后来在留美期间曾经“愤而”著文对境外某侨报上刊登的一篇讽刺批评小说给以“义正辞严”的斥责。当时我认定公开揭露国内不正之风，是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敌对立场上去损毁祖国声誉。

　　真正自我反思和认识还是近十多年来的事。

　　我对过去几十年和对自己经历过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那些岁月作了深切回顾。作为几十年社会政治病症的恶性总爆发，文化大革命是大陆中国人遭受的一场空前特大浩劫。若干年前我在被邀参加的一个贯彻《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座谈会上坦诚地说：“如果没有社会的公正则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将被抵?，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文革之后多少归侨离去？社会不公正只能导致离心”。

　　十年浩劫后,全世界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象极为关注。树有根,水有源。文革决非某个人或某些人一夜之间酿成的疯狂。这段可怕的历史也决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这正是我要写此书的最主要目的。

　　文革后许多文章和讲话都风行采用“失误”一词。但许多时代恶果已经不是这一词汇所能粉饰淡化了的。我们这个共和国的所谓“失误”莫大于在革命胜利、接管政权之后，没有实心实意地进行真正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相反，思想禁锢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个人崇拜和造神狂热，却无边地强化了人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被扔进了“资产阶级的垃圾桶”里。政治运动中乃至平时，许多人都可能被任意宣布“专政”而成为所谓“阶级敌人”或“准阶级敌人”，他们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法律保护，遭受着所谓“一点民主不给、半点民主也不给！”的厄运。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民主和法治建设有了一定的进展，但要走的道路无疑还很漫长。有人担心文革梦魇有一天会卷土重来，我却认为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其过去，但那些违背世界潮流的、顽固不化的观念，必然会成为把我国建成真正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国家的巨大阻力，这是最为可虑的。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不是在写历史。我也不是文学家，我不是在写纯粹的“伤痕文学”，也没有写自传的意愿。我和我的家庭过去几十年的坎坷经历，比起千千万万更不幸得多得多的家庭显得很微不足道，所以它本身并无巨大的书写价值。我也没有特意搜集一些特别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故事以取悦读者。我尽量把要写的人和事局限在我最为熟悉的一所大学的生活圈子之内，而且除了文学加工和隐去人物的真名实姓之外，我力求以夹叙夹议的形式，把事实写得尽可能不走样。我只是想透过记述和剖析当年发生在那所谓“象牙塔”里和“净土”上的一些亲历、亲闻的事件、其历史与社会政治背景和演化脉络，以及各式各样人物的思想、品德、心态、哲学，使愿读这本小书的人们更加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征和某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即所谓“窥豹一斑，亦见其大略矣”。

　　其实，我本人也是历经了数十年亲身的体验和后来的痛苦思考，才慢慢地有了今天的一些领会和逐渐走出迷惘的。

　　一、勾起往事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但有些往事却偏偏时常萦绕脑际，牵动思绪，催人反思。

　　上个月“小珊子”从上海出差来到我们这个南国城市。她的先生嘱她一定要到我们大学里来探望我们夫妇。她那“先生”原是我四十多年前的同班同学，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大的广东籍人，瘦高个子，白晰长脸，性格内向温和，连生人一眼都可以看出他是个诚实的大小伙子，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一九五Ｏ年为了“抗美援朝”而发动的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参军参干”运动中，他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激情报了名。不久，他便被组织遴选上，于是胸前带着一朵红绸做的大红花，在师生们的夹道欢送中，坐着大卡车离校走了。在他弃学从戎之前，我为了表示同窗一年多的友谊，特意请他到东单市场一家私营小饭铺里吃了一顿老广喜爱的甲鱼汤。自此以后，我们之间也就断了联系。

　　当时怀着年轻人的火辣辣的激情，为了“保家卫国”而毅然弃学从戎的同学们当然不在少数，和我先后回国的同学中，我所知道的起码有两个人。参军参干之后，他们并没有上过战场，而是分配在某个部队里当了个文化教员。可是肃反运动一来都挨了审查，原因无非是归国华侨。他们往往带着南洋青年学生的那一套天真烂漫思想作风，言论行为不全符合这个几千年封建传统加上“革命纪律”的规范。这也总是给他们带来不幸。

　　不过我这位广东籍北京同学就没有那种遭遇，主要因他没有什么海外关系。转业时允许他做出选择，而抉择是明智的。他幸运地得以实现自己的宿愿，尽管延误了将近十年的光阴。

　　正值大跃进的年代，他突然出现在校园里：以一个转业军人的身份返回母校重温大学生涯。九年前，他第一次入学时，班上互相强送外号成风，因为他姓马，皮肤又长得白晰，所以同学们都叫他“小白马”，如今班上比他小十来岁的同学自然要尊称他为“老马”了。我们虽然仍在同一个系里，但却不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密切的关系。这主要因为在那疯狂而动荡的大跃进年代，大家都被分头遣下农村，三天两头运动频仍，令人眼花缭乱，心情异常纷杂，一切私人的情结只好随之黯然消褪。这样恍恍然地过了四年，他毕业离校。后来，我听说他被分配在边陲的Ｎ省工作，说实话，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我们之间也许永远再也没有恢复联络的机会了。

　　说也巧，几年前我有个机会到上海市出席学会年会。会议期间，他带着夫人到宾馆里来探望校友们，这时我们才得以重温友谊。比他年轻十来岁的美貌妻子原是他同班同学庞玉珊，我过去没有教过他们班，也从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和她只能算是初次相识。

　　几年匆匆过去，这次不期而遇，玉珊已是中年妇人的丰盈体态。一开腔就显出她那快人快语的豪爽性格。我问她老马是否还在职时，她说：“他从系里退休两年了，没事干，只好帮我搞科研”。退休后帮配偶做科研，按规定还可从科研费中提取“返聘费”，以补贴家用。像他们这种“夫帮妻”的格式的“夫妻店”毕竟还是少有。无论如何“夫妻店”一般可以免除名利上的纠葛所带来的烦恼。

　　“不管怎样，你们能从Ｎ省调出来可是很不简单啊！”我说。

　　“那是真的不容易，毕业分配时，本来老马的家在北京，完全符合被照顾留下的条件，但偏偏我俩一起被‘发配’去了遥远的Ｎ省，而且两人还分开安排在两个县城里工作。就这样，我们只好两地分居了十多年，直到一起调到上海市的Ｎ学院之后，一家子才团聚到了一起”。

　　“哦！我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么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我说。

　　“你知道吗？我们和王大桁同班，这人阴得很，还有王之渊，那时他们两人在班上已经号称‘两王’。听说文革中‘两王’在校里可了不得。听说你们还挨过他们的整，是吗？”她突然提起“两王”令我深感诧异，正在思忖着是否她对母校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多，这时她又加重语气接着说，“我可把他们看透了。你们知道王大桁女儿疯了吗？我就信报应！”。

　　我吃惊于何以她对“两王”那么恨，心中纳闷。

　　“在你们毕业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两人，后来他们分配留系，和我不在一个教研室，跟他们很生疏，文革中算是打了许多交道”我淡淡地说。

　　“毕业前夕，以他们为代表的班党小组操纵了整个班同学们的毕业分配”她愤愤地说，“不知你是否知道，毕业分配方案都是由各班学生党支部讨论之后上交给学校的。我们班上一些很有才华的同学被分到偏僻省份，而他们自己那一伙人却能够留在京津地区”。

　　“是这样。那时我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人事处的事，但我知道分配方案确是先经过班上学生党支部酝酿后提出来的”我的妻子若桦插话，并冲向我说，“他呀，那时候一心只有他的业务，他知道个啥？”。

　　“不过”玉珊又接着说，“两王上面还有一个更是八面威风的人物，当时的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董忠红。他是学校里农村调干生中的头号人物，三十五岁，入学前早已经是个县级干部了”。

　　提起董忠红这位“老学生”我可知道一些，因为他属于我这个专业，听过我的课，期终考试不及格。当年我觉得他比我大好几岁，又是工农出生，因我长期受“党的教育”，总怀着一种对农村来的学生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当时我也分辨不清他常常对老师摆出一种什么神态，到底是出于尊敬还是出于拉拢。补考前我下了一番功夫辅导他，补考之后，我决定略微放宽点条件勉强让他过了关。后来日子一久，我也多少听说过董忠红这个人可不简单，他常常直接到校党委那里去汇报工作和学生中的情况，深得校领导的赏识。在日常生活上，他是烟酒全沾，请客送礼，无所不能。一次，他寒假回家，听说他带了一大箱京货回去送礼。当时我只是觉得，他那种农村干部作风和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人有些格格不入罢了。

　　玉珊说，这伙调干生多半是保送入学的，学习成绩普遍都差。原来基础差固然是原因，但其中有些人根本就是混日子，只想到上大学是个镀金的好机会，毕业好回去升官，再就是来大学里附带好找个俏老婆。那时，她被团支部指定对一个调干生同学搞所谓“一帮一，一对红”，这全是从林彪领导的部队六十年代那一套做法中硬搬来的东西。可是那个被帮的对象一点儿也不争气，上课时不好好听课，下课后借本笔记抄抄，晚上扒在被窝里写情书。他考试不及格，挨批评的却是玉珊。她说：“我那时真想给他跪下去，哀求他好好学习，免得我替他遭那份罪”。

　　玉珊激动地说，大跃进运动中，董忠红多次以党支部书记名义约她“个别谈话”，要她“汇报思想”，而且偏偏指定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也许是出于自卫本能吧，她到时没去。于是董在全班大会上恶狠狠、不点名地说，有的人就是“崇拜那些资产阶级教授，连党支部的话一句也不听！”。另一个傍晚，董又约她“谈话”，把她带到了一道篱笆边，谈着谈着，董竟撩起裤子撒尿！

　　她气愤地说:“我那时才是一个十八岁的上海姑娘啊！”。

　　我和若桦沉默无语，只能摇头叹息。

　　玉珊说，那些调干生入学后看见“洋”大学里的女同学，觉得差不多个个都长得标致，便先后设法把乡下的老婆给离了。他们一伙人居然私下商量着，把他们每个人和班上的女同学逐个地“对”上号。一次，董忠红把她叫到男生宿舍，仍说找她“谈话”。一进门，看见里面坐满了他们一伙人，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是班上分工管劳动的矮个子孙组长。这时董开腔了：“小珊子，你觉得孙组长这个人怎么样？”。玉珊只好说孙组长不错，劳动时挺照顾她的。董说：“那就很好嘛！你跟他交个朋友怎么样？象你那样的家庭背景，能配上老孙已经够不错了”。玉珊不语。董威胁说：“这可是组织决定，你要是不同意，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玉珊说，当时突然感到一种无名的厌恶和愤怒，她冲到窗前，把背靠着窗沿，说：“如果你们再逼我，我就跳下去！”这时候那姓孙的皮笑肉不笑地说：“算了，算了，既然小珊子不愿意，就先别勉强她啦”。

　　听了她这段叙述，我不禁激动地说：“这些家伙！我们当老师的当年竟不知道有这种乌七八糟的鬼事情”。

　　“你们不知道我们班上两个女同学被逼疯的事儿吧？”她接着叙述了以下的故事。

　　其中一个女同学只因说了一句：“学习毛著对照检查自己，我越学越感到与毛主席的要求相差太远，所以越学越害怕”。党支部硬说她说的是反动话，学习毛著应当是越学越觉得毛主席亲切，越学心里越亮堂，怎么可以说越学越害怕！于是私设公堂，对她实行隔离反省，让女生中的共青团员轮流看守，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有一天轮到安排玉珊看守。那女生趁她不备，从厕所的窗口翻了出去，逃到操场后边跳进了一口废井，后来被体育老师救了出来，疯了。玉珊吓坏了，偷着写信给这位疯女同学的妈妈，叫她来把女儿领走。那时她并不知道这妈妈是个右派分子，所以把火引到了自己身上。因为玉珊妈也是右派，所以被看成了物伤其类，什么阶级同情什么阶级，在班上遭到了好一顿批判。

　　玉珊的故事勾起我一连串的回忆。

　　我记得曾经听说过，董忠红毕业后返回原来的省份，过了几年，当上了省科学院院长，后来又调任省科委主任；四年“大学生生涯”给他那龌龊的灵魂裹上一袭金缕玉衣，为他个人作为所谓“四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干部的平步青云铺平了金光大道。

　　至于“两王”，毕业时他们都一起留了校，当上了大学教师，王大桁还兼任系党总支委员。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在紧接着的大跃进年代里招收了一大批工农调干生。这些年轻人被从农村、工厂选拔出来赋予了伟大使命：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被他们盘踞已久的高等教育阵地。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工、军宣队被派来进驻大学，其中有人永远进入了学校各级领导班子，随后还招收了一大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他们的入学被喻为到资产阶级大学里来“掺沙子”和“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事实上，这场所谓“上、管、改”的“伟大历史剧”的序幕早在文革前好几年已经拉开了。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不知多少来自农村的农家子弟，他们中许多人朴实无华、勤勉向学、尊师重教，与同学们亲密相处。可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尤其对于那些被赋予了“神圣战斗使命”的一批人来说，可就大不相同。当一个人的心灵中的卑劣情操一旦被挑唆诱发，他的占有欲、统治欲、迫害欲... 等等，就会大大滋长膨胀，长此下去，内心中就会滋生出一种我称之为“贫农贵族心态”的东西。像董忠红、王大桁一类人，在大学里，他们自以为也同时被别人奉之为天之骄子，他们目无法纪，肆意妄为，称王称霸，把自己的同窗伙伴当做可以颐指气使、任意凌辱的小生灵。由此而产生的悲剧、惨剧，在我们这片大地上，不知反复出现过多少次。在十年浩劫中，更有多少人为此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

　　夜深了，当我从沉思中恢复过来意识到我们的一场不寻常的谈话应当结束时，玉珊补充说：“不久前我出差到了母校，听系里的老师们说，‘两王’利用他们一个是总支书记另一个是系主任的权力，把教师们的‘创收’ (对外科技服务的收入) 中个人提成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八十，正好那时‘两王’合伙搞了一个很赚钱的项目，他们大捞了一把，他们的住房装修得可漂亮啦！”。

　　“过去抓阶级斗争时压人一头，时代不同了，现在他们搞捞取钱财也得胜人一筹！”。我说。

　　“你说得对极了，他们永远必须高人一等”玉珊叹道。

　　此时夜已深沉，玉珊回招待所去后我们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