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解除隔离
黄土高原的夏天清晨,大气清新透明,凉意沁人心脾,山间林木的叶幕,湿碌碌、绿油油,显得生气盎然。各种各样的鸟儿以自己独特的音调旋律,构成了一首此起彼伏、互为谐音的大自然协奏曲。我独自一个人坐在窑洞门口的马札上,沉浸在如诗如画的境界之中。可是整个清水沟变得越来越冷清,环视四周,心头阵阵袭来一种莫名的孤寂感。
令人厌恶的骚扰虽然没有了,日常生活反而变得百无聊赖。老戴每天只要拉一趟水就够了,而且有充足的水供给我们三人洗涮之用。以前为了保持身上清洁卫生,每天傍晚用配给份额的半脸盆水,用毛巾从脸擦洗到脚, 否则靠久久擦一次澡,是很难把身上积垢清除乾净的,我把这称之为“稀释擦澡法”, 因为每次擦拭只能把身上的脏垢的浓度“稀释”减少一些罢了。如今我可以痛痛快快地站在驴棚里的一块破门板上冲个痛快。为了上“洗澡间”冲凉而不弄脏双脚,我从山上拣来木头,做成了来沟后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艺术品—日本式高脚木屐。
老戴虽不是烹饪能手,却是食客。他有一种偏爱,就是吃面条。照他自己的话说,“凡是长条形的东西”他都爱吃,所以在缺少小麦面粉的情况下,也喜欢陕北当地的“合烙” (把揉好的玉米面通过特制器具从许多孔里面挤压出来的粗玉米面条,因质地坚硬,也叫“钢筋面”)。我对他打趣说,他的这个定义下得可不怎么科学啊!“长条形的东西”你都喜欢吃,长条形的东西可多着哪!
身边连本小说也没有,日子无聊得没法打发,我们只好时不时逗着黑格玩儿。
一天,老邹对我说,若桦已经不到蛇沟里去了,她在山下西大院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和S系一个叫小马的女助教住在一起。小马的爱人江诗林原是六十年代我系的学生,听过我的课,毕业后经培训分配在部里当法语翻译。在大陆与台湾竞相援助非洲穷国以争夺外交优势的年代里,他陪同某副部长到过非洲某国。我们还听他讲述出国的一些有趣和可笑的经历。小马在文革中也是因为过于直言不讳,得罪了她们系里那些“贫农贵族”们,军宣队进校后备受批判整肃。
热切盼望见到若桦的心情驱使我决定自己的大胆行动。
一天傍晚,吃完晚饭后,西边山颠上的天色开始有点暗了下来。东山头上的窑洞都关起门来,外面一片死寂。这时黑格在门口扒着,似睡非睡。我把两片非那根夹在馒头里面逗着它吃了,希望在我回来时它还熟睡着,不至于一见远处的黑影就吠将起来,惊醒留守的老崔。
下山时我没走食堂前面老戴拉水车的那条土路,而是从牲口棚那一头穿过茂密的小灌木丛和旱苇子下山。虽没有正经的路,但原来老邹常在那一片儿放牛已经踩出一些小路来了。这样走比较安全,不至于被偶然走出窑洞来解手的人看见。不过一般人们也不往这一头张望。我顺利地下了山,继续沿着一条横路往原来劳改场关死囚的小山包走去,路旁两行枝叶茂密的树木,使山上的人往下望时也不易看清楚谁在走动,何况我的头上还戴着一顶破草帽起着遮掩的作用。过了小山包之后,我便大胆地朝校部方向走去。我预计可能会遇见校内认识的人,但我想,除了那些“批清办”的人(事实上他们已经跑掉了不少),其他人并不清楚我这一年来的遭遇,更不知道我当前的处境,且与我素无冤仇, 相信在这混乱时期没人给我找什么麻烦。
沟里剩下的人确实很少,一路上没遇到人,更没遭到麻烦。
我到达所要去的那间小屋时,天已经蒙蒙黑,窗口透出暗淡的煤油灯光。自从许多人逃离清水沟投亲靠友去了之后,发电机便停止发电了。大家只好用煤油灯照明。我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门打开了,是小马。她见到我时并没显出惊奇的神情。她迅速地回过头往一张床上一望,躺着的若桦这时突然发现我,脸上显得局促和惊讶。很快地,小马走出门外,她意识到这时她是多余的。我十分感激她友好关照。
一年多不见了,若桦显得憔悴,头发花白了许多。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她告诉我她把雪梅送走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头等大事。
短短一个小时的相会,使我们心中充满了苦涩的幸福感。
我得回去了,担心有人会到窑洞里来找我,如果泄漏了“天机”可又要酿出一场风波。
我蹑着脚沿着老戴拉水车的路走上山去。到了半山,我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里,以避免发出响声,惊醒黑格或老崔。
到达自己窑洞门口时,我见黑格还在原地熟睡呢。我衷心感谢它的合作。窑洞里面黑着灯,我推门进去时发出咯吱一声,老戴和老邹两人好像没有反应。我迅速钻到自己的被窝里面去,辗转反侧,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入睡。
第二天早晨大家醒来之后,他们没说什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似的。黑格也活泼地在山头上走来走去,有时朝着毛驴吠了吠。
当老戴出去喂毛驴时,老邹微笑着问我:“你去啦?你大概以为我们不知道吧!”
我含笑而不答。
“RomeoandJuliet。”老邹抿着嘴对着我发出奸笑,说了句英语。
是的,我们不由自主地扮演着现代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但这不是在封建时代和两家世仇的桎梏下,而是在所谓现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牢笼里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悲喜剧。
天气越来越炎热。午睡时单调的知了声使人更加体味到夏天的气息。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生平最喜欢的乐曲之一,是孟得尔仲的“SpringSong”(春之歌)。它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国外上高中时最爱听的一首曲子。 每天午间宿舍里总会听到一些同学练习小提琴时传来的乐音。“春之歌”就是隔壁房间一位姓翁的同学最爱拉的一支曲子。而我躺在床上,在静谧之中细细地品味着这支曲子的优美旋律。那时犹如躺在一片轻柔温暖的青草地上,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之中,内心有多么惬意,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诗意,生活在这世界上,人生有多么的美好。如今这些都成为了泡影。这些年来我好像掉进了浊流旋涡,尽管时时内心也曾充满着想为祖国人民而干一番事业的激情,但总是不多久便被那腥风浊雨所浇灭。哪里谈得上有什么诗一般的意境,一切一切都被那可恶的污泥浊水给搅毁了。
次日下午,工人老崔突然走过来喊我,说核心组要我过去谈话。
办公室窑洞里桌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杨茅岫,一个是工宣队张挺卫。许多个月见不到军宣队李银柱,听说他调离本系了。
杨茅岫叫我坐下。
杨茅岫开腔了,带着浓重的江西口音:“根据校‘批清办’的指示,现在我向你宣读对你的问题的批示。这个批示是这样讲的,‘根据辛北一年多来的表现,批清办决定解除他的隔离审查学习班,到群众中去,进行专题审查’”。接着,他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什么时候给过我提意见的公民权利?过去的事先不说,这个“批示”给我留下一条尾巴――所谓“专题审查”,当然是说过去隔离我是对的,现在解除我隔离但继续审查我也是必要的。到群众中去,笑话!“群众”都逃克山病走了,剩下的还有谁?老戴、老邹、工人老崔,还有尤敏杰,他是“五·一六分子”暂时不算数。
杨茅岫继续说:“现在你回家去,赶紧把家从南寨子村搬进沟里来,以后同学校一起搬到延安市Y大学里面去”。这才是我巴望听到的一句话。
过了一星期。学校派了一辆卡车,让我和若桦把南山寨村的全部家当搬进沟里来,暂时住在西大院旁边一间空教室里,等候转移到延安市去。
一天近午时分,正当我光着脊梁在屋里捆扎行李时,忽然来了一位甚不平凡的不速之客。
我抬头一看,是原校长办公室秘书,大名鼎鼎的原革委会头头之一娄金绶。
“老辛!听说你也被隔离审查了,是吗?”他说。
“好啊!你还来问我呢?你对专案组胡说了些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气愤地说。我意识到,面对着他,我必须显得厉害一点,尽管我知道他遭的罪比我不知要多多少倍,“要不要我把你‘交代揭发’我的那三条一字一句地背给你听?”
我特别强调“一字一句”,让他知道我不但十分清楚而且记得很牢!我立即把那三条内容几乎一字不漏地背诵给他听。
“老辛!你要谅解我啊。你知道他们怎么整我的?他们轮番对我搞疲劳轰炸,一连五天五夜!我都晕倒了,只好瞎编乱造。”他哭丧着脸地说,“你说的那几条还都是小事呢。有件事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啊,比你知道的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你快说,怎么回事?!”我不想掩盖自己急切的心情。
“有一天你们系的王之渊和J系的刘煜,你认得吗?两人一起来提审我。”他说。
刘煜!我可知道这个家伙。他原也是个调干生,十分老油条了,此人权欲熏心,一肚子坏水,老打别人的小报告整人, 许多人把他恨透了。后来学校撤回到了北京老校址,校里哪个部门都拒绝要他。最后校“临时领导小组”只好安排他到“子弟中学” 当副校长之一,当时和若桦任同一职务。这位刘煜是名副其实的奸佞害世人物,成天捉摸着和正校长作对,对她使绊子,企图取而代之。这虽是后话,提前叙述亦可示其龌龊人品。
娄金绶把故事接着讲下去:“他们问我,据有人交代,我们这个组织曾经想搞个阴谋,在一个地下室里杀害周总理,然后蓄意制造一个假现场,计划请人拍照,到底准备请谁拍照?我说我不知道,他们骂我不老实,我只好说是想请图书馆的刘XX。他们拍桌子骂我瞎说,说刘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老保’,怎么会和我们搞在一起。我只好又胡说了两人,都被驳了回来。最后他们‘启发’我说,那是个归侨教师……我一想,你可不是会摆弄照相机吗,你们归侨都会照相嘛,便顺着说是准备找的你。”
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在我偷翻汪卫金的笔记本事发之后,邹仲牟曾说薛媛在“炮楼” 里给专案组一伙人打气时说:“不要紧,我们还有一件秘密武器!”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秘密武器” 啊!靠逼供、指供、诱供捞到的这么一个“宝贝”。可是他们始终没敢对我祭起这个“法宝”,可见他们心虚得很呐!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太有意思了,够传奇的啦!如果不是事关重大,我可会把它当做再好也没有的茶余饭后的笑料来谈论。
娄金绶走后, 我想,这是一个向工宣队揭露李、王们在这场逼供信的整肃中所作所为的绝好机会。于是,我把当天的谈话经过写了一份材料:
“H系工人宣传队张挺卫同志:
1972年8月9日,上午11时15-45分,娄金绶路过我现在住的地方,他主动走进来和我谈话,内容如下:
……
这完全是天方夜谭,完全是专案组某些人搞逼供信的产物,请组织上调查澄清事实。
辛北197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