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告别母校

　　1976年并没有像当年元旦人民日报右上角发布的主席诗词中所描述的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相反那是很不吉利的一年。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辞世。迷信的人说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到天怒人怨。

　　那年1月8日上午，我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恶耗时，不由地落了泪。我说不清为何那时候这个人的存亡会那么牵动我的心。我只是隐隐地感到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冲击力就会像山崩地塌似地跌入深渊，而我能想及的人之中，他当时似乎是最关乎这个国家命运的人物。他的逝世加重了我内心的茫然若失。

　　草草地吃了点东西，我便对若桦说，我想一个人出去随便走走。她默不作声，一切只须意会。我穿上大衣，围上围巾便出去了。先是在校门口上了公共汽车，后来在动物园换乘无轨电车朝城里一路驶去，车厢里冷得不行，双脚冻得发疼。今天车厢里乘客异常稀落，空座很多，谁也都不出声，只听见电机连续发出来的嗖嗖声和偶尔乘务员极力压低嗓门儿的报站声。我辗转地到达天安门广场，好像有一块大磁铁似的把我吸引到了那里，而我这个人则像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木头人，或者像一个梦魇者只会下意识地朝前走。

　　广场上行人稀落，有的人走走，停停，看看，好像怀着很大心事似的。我觉得四周围的空气特别寒冷凝重，戴的口罩因哈气而结了冰。我暗忖怎么今天的气温那样出奇地低。烈士纪念碑旁边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解放军在站岗。我默默地转了一圈便往回走了，心中异常灰暗，似乎预感到将会有灾难降临。

　　几个月后，天安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民主运动。我是4月6日闻讯去现场观看的,许多诗词的寓意含蓄而激烈,令我产生共鸣。几天后接着而来军警的残暴镇压更令我震惊不已。我这才意识到在整个文化革命中, 自己只是浮沉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种感情动物。遭受“两王”们的“阶级”歧视和后来一连串的打击迫害,我内心大量积淤着愤懑。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清水沟里那段岁月里,一直囿于封闭、压抑、恐惧和厌恶的氛围中,我们几乎只能听天由命,甚至任人宰割。因此，我实际上所关心的也只是与己直接相关、非常局限的事物以及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时常陷于迷惘、晦暗、忧愁、无望的情绪之中，有时则产生一种可怕的麻木心态，根本谈不上去忧国忧民。虽然在个人生活中有时也会像火花般闪烁出稍纵即逝的乐趣，但那只是源自于人的一种求生天性罢了。逃离落难之地以后好像回到了一个宽阔的世界，尽管思想和行动上仍受到来自上面和周围的重重约束，我们逐渐和外界沟通了信息。“四·五事件”使我感到拨云见日。

　　学校里奉上级之命清查与“四·五”有关的人和事。没去天安门的人必须说明那几天在哪里呆着；而去过的人更要写材料交代在现场干了些什么。在这件事上，我校多数领导都是例行公事地叫大家随便写个材料交上去了事。但确也有少数人，又在蠢蠢欲动，想趁机挥舞整人大棒。幸亏事态发展得很快，加上相对比较缺少原先那种整人的大气候，他们才来不及掀起恶浪，那次追查也就逐渐不了了之了。

　　在此事发生的大约半年前，袁博增代表系临时领导小组给我宣布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批清运动”的结论。为什么让袁博增而不是让原来的系“批清”大头目王大桁自己来宣读呢？事后我想，王大桁采取了回避策略，因为大气候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而且结局也不是他原先所期望的，他如果能够置我于死地，毫无疑问，到时他还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我的面前，并且会狠狠地辱骂和奚落我一番。现在他一定认为不亲自出马比亲自出马要好得多。奇怪的是袁博增此时乐意充当帮闲角色。

　　在场的还有易彤才和王之渊的老婆江简珍。

　　“结论”大体是：清理阶级队伍中主要问题是1957年的“右派言论”问题，属思想认识问题，整风反右时已经解决，不构成做结论。“批清运动”中有人揭发参与“五·一六活动，经调查，文革中曾有一些一般性错误，不做结论不入档案。“偷听敌台”是个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应吸取教训。

　　这个所谓“结论”的特点是：1、还是有错误的嘛；2、错误性质不够做结论；3、完全有意回避了所谓参与“五·一六”活动问题和无理的隔离审查。

　　念完后,他们要我谈感想和意见，实际上是要我立即表态。

　　“批清运动一开始就对我提出了所谓‘参加整总理材料黑班子’之类的重大问题，根据是什么？经过几年的调查到底弄清了没有？”我斩钉截铁地专挑这个最敏感的问题，我知道这正是他们想方设法回避的要害和痛处，当年在沟里，江简珍不就是以这个来冲着我大喊大叫“瓮中之鳖”吗？那个李银柱不就是为了这个而发誓说，如果搞我不倒他的名字可以倒过来念吗？

　　“已经说清楚了，经几年的调查，你的问题属於一般性错误，所以是说清楚了。”袁博增不愧是久经训炼的党干，他既躲避了正面回答，以便给整过我的人台阶下，又明显地暗示我，别再纠缠这个问题了。我十分明白他的地位以及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选择另一种比这更为恰当的方式。而我如果真的想要去为难谁的，也决不去为难他这个人。

　　这时候，江简珍可能觉得袁博增对我回答得太过软弱了，马上厚颜无耻地紧接着对我说:“你要知道，运动中有人揭发过你，你自己也不是没有错误,组织上清查你当然对，现在给你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是党给你落实政策，你必须端正自己的认识。”

　　还是那么咄咄逼人。像这一类人，只能说是习以性成，既蛮又霸且赖。

　　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就是和周恩来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件大事。据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清查……严重扩大化……”后来谁都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本来就对周恩来恨之入骨，他们怎么会为了保护周恩来而去抓整周恩来的“反革命分子”呢？这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真是云谲波诡，怪事多多。

　　周恩来患上不治的癌症之后，1974年初掀起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江青一伙想藉此来进一步搞倒周恩来，好让张春桥取而代之。江青曾在许多讲话中，以“党内的大儒”、“宰相”等影射周恩来，且对周或明或暗地进行迫害，直至周的逝世。反观清查“五·一六”一事，更可看出他们采取的是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而我们身边某些人，像王大桁之流就跟着趁机搞打击报复，排除异己，以便攫取部门权力地位，真可谓上下沆瀣一气。

　　王大桁们对震惊中外的“四·五”民主运动自然毫不热心，甚至憎恨有加，而“四·五”恰恰是当时广大有良知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把矛头对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如果王大桁们有一丁点儿正义感，真的是为了保卫周恩来而去搞清查，那么他们就应当毫不迟疑地走到天安门去参与这场斗争。“四·五”过后他们居然蠢蠢欲动，想清查迫害去过天安门的教工，更证明他们是一群毫无正义之心的人。他们死死地遵循着自己的反动哲学:窥测风向,视机而动，打击异己，攫取权位。

　　“四人帮”倒台，文化革命宣告结束，神州大地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学校里开始出现自发地抓业务的热潮。十年的迷惘使我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生前进的方向。为重新点燃心中对科学的热情，我经历了一段缓慢的心理复苏过程。文革整整荒废了我宝贵的十年光阴，本来应当是最有作为的年华已经付之逝水。我逐渐意识到时不我待，倘若再丢失时机，我将会在暮年时为自己一生的碌碌无为而悔恨不已。

　　奇怪的是，王大桁们转得比谁都快，开始抓起业务来了。我看见他们频繁出入图书馆。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如果再一味地搞那意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所谓阶级斗争，再不老老实实抓点业务，学点本领，他们的地位、交椅和前途终究有一天会泡汤，他们如果再穷喊什么“受到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歧视、迫害”，那时也不会有几个人轻信他们那流氓式的骗人鬼话了。他们不可能忘记，不久之前他们还恶狠狠地批判别人搞业务是“名利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苗子”。

　　一件大事摆在我们的面前: 两个在千里之外的孩子长期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总是个问题,把她们弄回北京来上学当然可以,但是年已古稀的老父母远在南方Ｇ市，我们鞭长莫及，无法就近照顾他们。看来天平已经向一边倾斜，我们处在轻的一头，他们处在重的一头。我们决定提出调动工作。不可讳言，促使我们产生调离的念头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虽然我们仍然深情留恋母校,但是不想和那么几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况他们还窃据领导职位。与其说是惧怕他们，不如说是厌恶他们。调动的申请早在从陕北回来不久便呈交了上去，后来校领导小组表示同意，可是由于我个人的档案中被塞进去许多鬼“材料”，被Ｇ省的组织部门退了回来。“四人帮”倒台一年之后，我写信向中央主管侨务的廖承志反映，加上有些归侨老同学和老师通过不同渠道协助打通，才使我那份“从未见过的复杂档案”(Ｇ省某单位负责人语)重新得到了清理，最后我们才被现在我所在的Ｓ大学接纳。

　　另一件大事摆在我们的面前:1978年秋天,教育部下达通知将要大规模派遣第一批访问学者赴美、欧各国，遴选的方法是单位的推荐和全国统考英语相结合。这时有一个问题一直烦恼着我，就是我的业务已经整整荒废了十年，作为一个科学家，这是非常致命的，它意味着严重脱离学科的前沿，如果我不争取机会出去工作一段时间，亲自接触外界，了解人家在想什么、干什么、如何干，我要重新起步是相当困难的。若桦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但当时我已年近半百(规定原则上不超过45岁)，而且文革中又受过隔离审查，刚给了一个不三不四的“结论”,像我这样的人，提出这种愿望，在当时确实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

　　我的报名得到了袁博增的支持和校系的批准。匆匆参加了统考，我竟获得了部属大学和研究机构全系统的第一名。部里对我另眼看待，并给了我全力支持，使我免于被教育部以超龄为由刷下来。

　　那时，全国开始解除文革以来高校教师晋升的冻结，我校也加紧提出和评议晋升名单。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争夺的暗流汹涌，尤其是那些以整人为荣的人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四下活动。教研室开了几次会，大家的目标很集中：金士昂和我。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没问题！辛北应当升为副教授，他要教学有教学，要科研有科研，要外文有外文。全系才晋升副教授四名，我是其中一名，另外三人都曾是我的老师。可是自1962年我当上讲师以来，已经过去十六个年头了，其中整整十年是白白地虚度了！

　　当时我校已经得到了国务院的正式批文：回京复校，恢复原来校名。副校长汪鸣韵和袁博增特意找我谈话，希望我后年从美国回来，仍回母校工作，孩子可以弄回来上学，父母有事或生病时，可以随时特准我请假去探视，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对他们的热情挽留表示衷心感激，我说：“谢谢你们的挽留，母校培养我成长我是永生不忘的，我也很留恋这里一草一木和大多数的同事们、朋友们，这次我申请南调，主要原因还是不可克服的家庭困难。我在申请书中明确地提出调职是为了能够‘就近照顾’年老父母,相隔几千里路实在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最后我补充一句，“不过，我将来毕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汪校长表示理解，但他说：“如果不是人大常务委员会来函指示我校放你走，我们是不会让你走的。”

　　袁博增和不少同事还有若桦一起把我送到首都国际机场。

　　再见了亲爱的母校，再见了亲爱的同事们，再见了亲爱的若桦!

　　若桦在我赴美的第三天就把家迁到数千里之外的Ｇ市，并在S大学供职,她和雪梅以及晓云等待着我的归来。

　　一年半之后,我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开始我的新的征途,我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热情和风发意气投入了我未来的事业。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突然收到母校“复查办公室”的一份通知，大意是说，已经决定撤销文化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给我的所有“结论”，按规定销毁档案中有关材料，这足证过去多年来对我所强加的那一切都是多么荒诞无稽。只是通知中没有半句道歉的话语，我明白这是那个仍然被刘青云、王大桁们部分地把持的“组织”为了维护其“权威”之必须。但是，无疑这已经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胡耀邦出任中共组织部部长和总书记以后，前所未有的无量功德业绩。可是依我这个人的性格，那时我对自己的档案中究竟还遗留下些什么“鬼东西”，我思想上已经相当淡漠。我的心思几乎已经被我的未来事业所侵占；而且我想，大灾大难已经过去，谁再想用档案里的黑材料随便再去“专”别人的“政”，已不合潮流，不得人心，将来必将自食更大苦果。

　　尽管我和我的家庭在过去几十年里所遭受的心灵创伤无法完全弥合，所损害的健康也无法完全康复，所逝去的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更是无法追回，我们时刻庆幸自己是这个时代千千万万不幸者之中的万幸者：命运仍然慷慨地给我们留下后半生的一小半，使我们得以部分地实现我们一生的宿愿——为祖国人民和科学事业继续贡献我们的绵力薄才。

　　骆光华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使我知道，母校有些人曾经对我有过不少猜测，有的人说我肯定不会再回国了。他谈了母校和Ｈ系的一些变迁：袁博增又被调回校党委工作，王大桁当上了系总支书记。后者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阶级成份和由此而演绎出来的“忠诚”还是提拔干部的一个重要考虑，而且很难改变。他又说，童玉璇调到Ｊ省的一个研究所去了，她和她原来的同班同学江某结婚了，她的性格使她的男友苦等了十五年！她的离去很大因素是出于对某些人的厌恶；关人绪教授从沟里出来后便回到自己的研究所里去了，他的妻子华秀伦坚决回绝校系的多次挽留，辞职不回原岗位，不愿再见到王大桁们，她自己一人到美国她儿子那里去了。骆光华的信末附了一首诗，因为那封信我没有永久保留，我只记得他把我的回国喻为“赤子之心”，诗中的语言显露出了他对我的归来的意外和赞赏。

　　事实上我是提前半年归国，那之前我确实丝毫没有想过有可能不回来，何况我决不会以不光彩的方式离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必要离去的话，我也必定以堂堂正正正的理由和堂皇正大的方式离去。总的来讲，我和若桦总还是眷恋着这片生养我们的，往往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大地。

　　不管我们周围的各式各样的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有多么迥异，我们的爱憎和信念始终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