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排除异己

　　后来研究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因的境外学者们，大体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权力争斗；另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很难把两者彻底分开。我们几十年的经历和见闻证明，历次上层的斗争无不以学说、主义、思想、理论、路线、政策等作为其外壳，而参与斗争的双方则无不宣称自己是正确理念的真正或正统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口号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手里”,上层如此,基层也加以效法。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把这个争斗的公式发展和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罢了。就当时而言，全国如此，清水沟如此，东山头上也是如此，概莫能外。

　　 如果在此剖析一下王大桁的心态对理解文革斗争绝非毫无价值。王大桁不时向其同伙们吹嘘自己教育子女的方针是“马列主义加拳头”。很难说，王当时是否已经知道所谓“马列主义加秦始皇”的名言而加以仿效。不过，他显然自认为天生“马列传人”，自我感觉实在无法再好，但为要实行他的“主义”，必须运用其为父所特具之权力对不听从的子女（当然随时可延伸至他人）施以“拳头”――即暴力惩治和镇压。王大桁并不知道他惯用的是一种“痞子话语”！

　　自从“抓五·一六”运动开始之后，原革委会副主任华新明实际上逐渐被置于靠边站的境况之中,他是原系革委成立时“结合”的干部(正因文革前他是非脱产的系党总支委员),这一身份的双重性无法不使他在这猛烈的“清查”运动中涉嫌。既然他曾经身为系革委会副主任,他和他的上级们,那些现在被隔离审查的原校革委会“坏头头”们，总是多少有过各种工作、会议、活动上的联系，而与那些已经分配出校的本系学生中的“坏头头”们，也总有可提供把柄的关系。后者在这场全国性的清查运动中，多数人很可能在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追究。广泛开展的内查外调，加上各种各样的指供、逼供、诱供的出现，把案情越搅越乱。这就使华新明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对于王大桁个人来讲，原系党总支书记洪怀安已经被“群众”揪下了台，而且洪早已被定性为“犯严重路线错误的干部”，加上洪怀安的富农家庭出身，他要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可以算定似乎无望。王大桁心中的一块大心病是华新明这个人。王意识到华新明才是他进一步攫取系一级权力的重要路障，因为华新明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要比王大桁好，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教师更视王大桁为恶煞凶神。王大桁处心积虑地想把这块绊脚石搬掉。

　　七十年代的第一年仍是世事纷繁的一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召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马拉松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最后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1、解放后十七年来高等院校中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2.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即所谓“上、管、改”。

　　报上发布了会议纪要，使我们大学里的由“根红苗正”者们构成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更加合法化。他们更加扬眉吐气，更加不可一世，更加大有叱吒风云之势。

　　八月间，系核心组的全部头头加上军宣队李银柱都突然从东山头上消失了。处于被隔离审查中的我，到明白事态的每个重大发展总要滞后于一般教工。后来我从邹仲牟和戴士铎的言谈之中闻知，全校的各级头头脑脑人物都被叫到西安市开会去了。看来那会一定异常重要，但是具体情况一般群众都不知道。

　　头头脑脑们离开了，系的领导工作交给了以阎久胜为首的几个班长代管。开全系大会时，阎久胜洋洋自得地自称是“代理核心组组长”。他向全体教工说话时伸长着细脖子，使那喉结更鼓得出奇。他死劲地翘着咀唇，扯着嗓门儿说：“我们核心组……”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谁知道是早就研究布置好的，还是阎久胜自个儿的别出心裁。“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导演并亲自参与演出了一出令人瞠目咋舌的恐怖剧。

　　那是一天夜间，大约十一点钟。我刚服了安眠药，躺在床上正要迷迷糊糊入睡时，突然听到易彤才在窗口喊：“戴士铎、邹仲牟！到办公室那间窑洞开会，快！”戴、邹两人哪敢怠慢，一咕噜从被窝里爬了出来，穿好衣服奔到“炮楼”里开会去了。

　　过了十来分钟光景，从“炮楼”那一头传来了口号声。因为人声嘈杂，一下子辨不清他们喊的是什么。接下去才听到阎久胜的尖声叫喊。

　　“你交不交代？！”

　　“……”听不清楚对方的声音。

　　“事到临头了，你还想隐瞒？”又是阎的吼声。

　　“……”

　　“孙蔚平！你是现行反革命！”阎吼道，这回我可听得很清楚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是孙蔚平？他不是还看管着“五·一六分子”尤敏杰吗？怪！

　　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现行反革命孙蔚平，不投降就教他灭亡！”众人跟在阎久胜后面齐声喊的公式化口号的声浪从“炮楼”里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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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嘈杂的喊叫声再也辨不清内容。

　　一个多钟头之后，戴和邹回到了窑洞里。

　　半响的沉默。

　　“荒诞不经，神鬼莫测。”邹仲牟终于吐出了这几个字。

　　“老邹，你那样子长得挺像福尔摩斯。阎久胜要是请你来破这案就好了。”戴“事多”不放过任何可以打趣的机会。

　　“去他妈的屁!我要是福尔摩斯的话就好了,我就不用在这个鬼地方遭罪了!”老邹被戴“事多”激怒了，连绅士的风度也不顾，一张咀就是“国骂”，“我告诉你！就是请福尔摩斯来也探不了这种鬼案子。谁知道他们那些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昨天人家还是响铛铛的‘革命左派’，今天立刻变成了阶下囚、反革命。真像变戏法一样。”

　　“这下子把老孙也当反革命给隔离起来了，那尤敏杰谁来管？”戴“事多”显然是在瞎操心。

　　“你操他妈的这个闲心干什么？尤敏杰迟早也会没事儿！你瞧着罢！”邹认真地说。

　　“我要是告你一状，你马上就得跟老孙一样！”戴警告说。

　　“你告我，我不会告你吗？”邹反唇相讥。

　　“算啦算啦！几点啦，咱们俩还在斗咀，赶快睡罢，明儿一早我还得出车拉水呢！”戴“事多”打出免战牌，压低嗓门说，“喂！我们是不是说得太多啦？里边那位，谁晓得这会儿是睡着还是醒着的。”

　　牲口棚旁边的窑洞里，剩下了尤敏杰一个人。第二天工人老崔走过来瞧了瞧，什么话也没说就走掉了。以后一切还是老样子，每天只见老崔来瞅一两次。看来尤敏杰由他一人看管了，甚至也允许尤自个儿走到食堂里去打饭。尤敏杰平时总显得很老实，什么出格的事都没有做。那伙人也不随便找他的麻烦。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时的说法是出现了一个全国性“阶级斗争新动向”：“五·一六分子”钻进了“五·一六专案组”！

　　文革期间，某些人全身的神经总是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只要风一吹，就会觉得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丝毫也不为怪。孙蔚平被认为就是钻进了“五·一六”专案组的“五·一六分子”。前段，孙只因出身好才选进了专案组，但终于难逃厄运。说实在，王大桁们怎信得过曾经是“怒涛”成员的孙蔚平呢？

　　孙蔚平也从东山头上消失了，下落不明。

　　八十年代初,我到风景如画的Z市出席部里召开的一个科研工作会议。我是以重点项目主持人的身份去参加的，而孙蔚平则是代表申知韵老教授来参加会议的。那时他作为申的助手协助申开展一个项目的研究工作。自从我赴美之后，我和孙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所以这回意外地见面时特别高兴，何况我们有一段清水沟的共同经历呢。

　　“你知不知道阎久胜犯错误了吗？”他眉间闪烁着兴高采烈的神情。

　　“只是听说，具体不太清楚。”我答。

　　“咱们学校回京复办以后，阎久胜被调到教务处工作，那时你大概已经南调了罢？后来他居然还能当上个处长。一回，他这个有妇之夫到Ｈ省出差，还带了一个年轻的女职员一起去。一天夜里，就在当地旅馆里，他们双双被派出所的警察堵在被窝里……回校后他的处长职务被撤掉，降职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太好了，他也有今天！”他毫不掩饰他地幸灾乐祸。

　　那年，孙蔚平出事后从东山头上消失不久，王大桁一伙人便从西安回到了清水沟里。

　　清查运动加紧进行，“炮楼”天天关起门来开会。进出的人显得神情紧张严肃。消息封锁得很紧，风声一点不露。

　　其时，范玉婉、华新明的妻子，拉长着黑脸，开始说些酸不熘丢的话。闻得出来，大概是华新明也出事了。

　　人们私底下传着，王大桁们连续开会要华新明讲清楚他在原革委会任职期间的问题，还要他主动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

　　不过这一切被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打断了。

　　“九·一三事件”传到清水沟里时已是秋凉季节。我那时候是被剥夺了起码政治权利的人，一切都只能是事后好久才知道的。

　　据参加过当时在校“礼堂”(一座大饭厅)里听章“第一把手”传达这事件的骆光华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传达简直是“目瞪口呆”，不敢置信。

　　林彪在温都尔汉折戟沉沙像震天骇地的原子弹爆炸，之后带来了神州大地暂时一片沉寂。

　　一切都乱了套了。整人的人心中一时没了主意：往下怎么办？等待指示。挨整的人(纸包不住火，大概除了尤敏杰一类人之外，那时先后都知道了)，先是吃惊不小，随后是不知是凶是吉。总之着急也没用，静观事态发展好了。我当时就是处于后面一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