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虚情表演

　　五月中旬。北国清晨凉爽宜人，但是到了晌午时分，骄阳当空，灼热难耐。经过半天紧张的插秧劳动，师生们已经疲累不堪。大家从田间步行回到分校农场食堂，喂饱辘辘饥肠之后，便懒洋洋地到院子里各自找个草垛子的背阴处，半躺着打盹儿午休。

　　这是文化革命以来，在Ｚ县分校农场年年例行的全校性师生春耕春种劳动。不过今年在工、军宣队的领导下进行，一切军事化，显得更加纪律严格。我们这些世界观仍属于“资产阶级”的大学教师，注定要接受这种劳动和纪律的“改造”，以使我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当开始下田劳动时，师生们表现出来的旺盛情绪，掩盖着各人之间不同程度内心潜在的不安。

　　下午上工的时间到了，我们这个小系的“教师连队”排着队伍从食堂向着水稻田方向走去。大家的头上顶着破破烂烂的宽边草帽，以阻挡从天空辐射到地面和万物之上的热辣辣的阳光。几个女同志的脖子上还绕着湿毛巾以保护面部和颈部的娇嫩皮肤，使之免受从路面折上来的漫射光的刺激，因为那是对温度最为敏感和易于排泄汗水的区域。

　　领队的是自从军宣队进校之后显得十分得意忘形的助教粱瑜，微黑的皮肤包裹着过早肥胖的身躯，走在队伍旁边显得浑身沉甸甸，嘴里不断用山东口音大声吆喝着：“一、二、一......”。据说因为他出身于小业主家庭，所以始终没被吸收入党，但他深信这场革命的最後赢家必定是系里根红苗正的“两王”之辈，每逢批斗“阶级敌人”，他总是气势汹汹，恶言泼语。

　　“漏网右派”余启路讲师落到了队伍最后面，而且还被最后一人拉下两三步的光景。他耷拉着双肩，步履蹒跚，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一幅沮丧败落的样子，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老上十岁，象一个被遗弃了的落魄汉似的。自他被揪出来后，系里谁也不敢去搭理他。恰好梁瑜转过脸来，发现余启路拉在老后，立即大声吆喝：“余启路！咋搞的？嗯！还不赶快给我跟上！”。

　　一大片刚平整过而且放了薄薄一层水的水田，足有一千亩。这里人头涌涌，红旗飘飘，好一派春耕繁忙景象。在学校春耕指挥部领导下，连队间展开互相竞赛，高高绑在田头小路边上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样板戏和“最高指示”，以鼓动人心。

　　在劳动人群当中，有些是属於被宣布实行“专政”的“敌我矛盾分子”和“准敌我矛盾分子”，他们双眉紧锁，有的甚至哭丧着脸。学校后勤部一个重新被揪出来的中年职员，五七年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崔子程，站在水没小腿肚的田里插秧，显得笨手笨脚，腿上吸附着好几条蚂蝗，鲜血直淌。中间休息时，他被专案组的人勒令站到田埂上接受群众的现场批斗，理由是他在插秧劳动中表现出怕苦怕死的情绪。他们先是命令他反复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后给以猛批，大伙叫喊:“崔子程不老实就把他斗倒斗臭，崔子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年年插秧，学会了对付蚂蝗的办法，一是下水田之前往小腿上抹些驱蚊油，但只能维持半个多小时的功效，作为“专政对象”的崔子程那里敢这样做，那岂不是成心去授人以批斗自己的把柄吗。再说，一个月只发给他十几块钱的生活费加上没有丝毫的个人行动自由，他能“享受”到的除了没完没了的交代罪行、劳动、挨批挨斗和有限的吃、喝、睡之外，还能有的别的东西吗？另一个办法是被蚂蝗吸附上时要猛拍它一巴掌使它脱落，蚂蝗体滑，拿双指去揪是不济于事的。这位年近半百、书生气十足的可怜独身汉，一被这种软体动物袭击便慌了手脚，显出狼狈不堪，正好让一些好斗的勇士们抓住把柄，搞了一幕耍猴般的阶级斗争田头剧，贯彻着伟大领袖“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最高指示。

　　虽然心情沉重，但劳动本身却是精神上的一种解脱剂。插秧本身既是一种技巧，又是一种艺术，在水面如镜的水田里插上一行行的秧苗，而且要插得笔直和等距离，可不太容易，何况还要保证有一定的速度，更是难上加难。全校最快的插秧能手，一天大概可以插到八、九分地，一般的人只能插三、四分地，我则达到了五、六分地，可以算是快手了。长时间的弯腰劳动实在累得邪乎，只能把左肘死支着左膝盖，才能坚持到手中的秧苗插完。在准备从泥水里抓起另一把稻秧来继续插秧之前，挺直一下象快要累断了似的腰，一边休息缓缓劲儿，一边怡然自得地欣赏着自己在面前“画”好的一片“图案”，心中顿觉有点美滋滋似的。午后的太阳虽然热灼灼的，但浸着脚的水却是凉爽爽的，加上不时有习习微风拂面吹来，把身上的汗水蒸发掉了一些，令人产生一种快感。到近黄昏时分，太阳的威力几乎完全收敛，空气中的凉意使人感到惬意，剩下的只有体力上的疲惫和饥饿的肚肠了。

　　我那时正是年富力壮，若非身陷一场旷古未有的劫难，这种田园劳动生活确实另具一番乐趣。

　　晚饭后，全系教师被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开大会，由军宣队长何龙生主持会场。

　　年初的时候，全校各系各部门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所谓自我“充实、巩固、完善”。何龙生被指定为Ｈ系革委会主任，工宣队长康凌海为副主任，原系革委会主任助教华新明只好屈居副主任之职，另一位副主任是学生马英青，维持不变。何龙生此时已经名正言顺地掌握了Ｈ系的绝对权力。他眼下的任务是重建系的党组织。

　　会场地面上铺着几大张用高粱杆的皮编织成的粗糙的席子。大家伙儿席地而坐，背靠墙壁，围成了一个大圈圈。这时期，全国“斗、批、改”运动已进入了所谓“整党建党，吐故纳新”的阶段。今晚这个会则是让Ｈ系的第一批党员通过“斗私批修”，“群众评议”，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其实所谓“群众评议”，不过是是走走形式罢了。

　　这原来是上海某工厂的“整党建党经验”的全国性推广。在所有报纸上，早就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这个经验。我们下来劳动之前已经反复地学了又学，讨论了又讨论，现在是要付诸实施的时候了。这个所谓经验的基本意思是，党员中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必须通过“斗私批修”，清除文革前十七年中所受的“修毒”，提高路线觉悟。只有脱离“修海”，才能到达“彼岸”，才能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任何知识分子党员只有完成这一程序，才能给予恢复组织生活。最终将有极少数顽固不化的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被孤立。“经验”中描述党员通过学习之后，“斗私批修”痛哭流涕的“令人感动”情景，认为这是他们真正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闹了一场大革命，于是他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发生了“质”的飞升。这个典型的“飞跃模式”正在被全国各地仿效抄袭。

　　这天晚上，安排第一批“斗私批修”的两个党员，无疑具有示范性质。其中一个就是“两王”之一的王之渊。他是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加紧反修防修时，正赶上当时中共北京市委布置的在各高校突击发展一批党员的机会，被发展入党的。毕业后，他和王大桁一起留校分配在程训华所在的教研室里当助教，成为程欺压华秀仑的得力助手。有人说他的“斗私批修”事前已经预演了好几次，希望能一次过关。

　　他晚上的斗私批修内容已按“一检查，二控诉的程序”编排：先检查自己文革前十七年中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说自己不知不觉地中了毒，再去毒害学生（其实他毕业留校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他这样说巧妙地把自己“摆了进去”，显示非常自觉革命的样子），接下去转入愤怒控诉系里以洪怀安为首的党总支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搞资产阶级“权威中心”，拜倒在反动学术权威的脚下，一面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另一方面却歧视工农出身的教师干部。当他装模作样说到自己“受毒匪浅”之时，突然情绪开始异常激动，可以说是歇斯底里大发作。先是捶胸顿足，连哭带嚎，声音吓人地变了调，接着在他那瘦峭扭曲的脸上显露出受折磨般的痛苦神情，而且上肢也在有节奏地抽搐着。

　　这时紧靠着我坐在我边上的骆光华，大跃进期间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一位助教，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他用四川口音低声而短促地说：“真是了不得哦！”。说话间，王之渊突然“昏厥”了过去，双目紧闭。旁边有几个女同志赶忙围上前去，死劲地用大莆扇给他扇风，还用手摇动着他的肩膀，大声叫着他的姓名，劝他不要太激动。就在这骨节眼上，坐在附近的何龙生队长侧过身子来，用江西口音喊道：“王之渊同志，你能认识到了就是一个好同志！你不要太难过，要坚强起来把修正主义黑线批深批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江山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来！”。跟着，坐在门边的王大桁振臂高呼：“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把Ｈ系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不获全胜决不罢休！”。此时群众中响出了一片单调而不协调的口号声，把与会者一张张脸上呆若木鸡的神色激活了过来。

　　在群情“激奋”之中，王之渊也神奇地很快苏醒了过来，继续他的“控诉”...。最后他铿锵有力地呼喊:“我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下定死决心，这辈子紧跟毛主席干革命，Ｈ系十七年来修正主义黑线盘根错节，我要在工、军宣队的领导下向黑线猛烈开火，不把Ｈ系的问题彻底搞清楚，我王之渊决不罢休！”。

　　这时，军宣队长何龙生站起身来说：“王之渊同志是我们系党员的好榜样。他通过斗私批修，极其深刻地认识了修正主义对自己的毒害，真正触及了灵魂，觉悟有了飞跃的提高。我宣布他从今晚起恢复党组织生活，希望他再接再励，以身作则，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带领群众，把本系的斗、批、改进行到底，完成毛主席他老人家交给我们的神圣战斗任务！”。

　　夜阑人静的时候，集体宿舍的长条炕上大家呼呼酣睡，我却思绪翻腾。今晚发生的这一幕幕像巫婆跳神般的表演，如同过电影似的在我脑海中显现。文化革命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在前三年里，无疑所有的人都在表演自己，我自己当然也不可能是例外。但我深信自己在各个历史阶段从来总是真诚的，心里怎么想咀里就怎么说，最多是在迫于压力时暂时沉默不语罢了。我也相信多数人是比较表里如一的，只是有些时候有些人迫不得己，多少说了一些违心话，做了一些违心事。我也相信王之渊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演，多数情况下无法不作出真情的流露，比如他公然提出的所谓“顺修藤摸黑瓜”的“战术理论”，赤裸裸地反映了他“唯我独革”的熏天气焰。但是今晚的这一出表演却明显虚假做作到令人十分作呕的地步。我觉得他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完全不可能合格。正如在我国电影的襁褓时期里，某些矫揉造作的演技和声态表情那样，看了多半教人起鸡皮疙瘩，而他的表演则是大大地有过之。我没想到，他居然也学会了耍弄这一套玩意儿。倘若他始终表里如一，而不是为达某种目的去虚情地表演自己，以蒙骗群众，那我会想，他们这伙人，尽管是那么张牙舞爪，还可算是几条“汉子”吧。但很不幸地他们却是一群十足的伪君子！真痞子！

　　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中，除王之渊之外，还有王大桁、华新明等十人。一个多月后，叙越、程训华作为原来的当权派人物也和另外七个党员一起通过了“斗私批修”，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对洪怀安这个系里头号当权派，先是把他从“专政学习班”下放到群众中去，让全系师生开大会批斗了好几次，并自我检查、认罪了多次，终于也让他恢复了党组织生活。

　　奇怪的是，原来参加“怒涛”战斗队的党员助教孙君莹，却是最后一人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她是某名教授的女儿，五十年代从上海来京上学。由于喜爱打扮，在党内少不了挨刺儿，早在五十年代梁孔藩已经指责她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文革开始，她被大字报勒令剪掉运动员式的“鸭屁股”发型。由于在党内的弱势地位和文革一开始被“两王”们所鄙夷，她毅然参加到“怒涛”里来。她和我们这群“另册人”滚到一块“同流合污”，军宣队和“两王”一伙更是骂她根本“不象无产阶级共产党员”，难怪几次三番通不过“斗私批修”一关，很晚才勉强让她恢复组织生活。孙君莹文革后留美，到Ｍ大学当了两年访问学者，回国后升了副教授，几年后晋升为正教授。她全靠自己的努力和学识在新形势下立稳了脚跟。她生性开朗，我行我素，和那一伙人始终仍保持着距离。

　　当年夏天，我系和全校其它部门一样，重新建立了党支部，由何龙生任书记，工宣队康队长任副书记，王大桁任组织委员，华新明任宣传委员。这个格局充分表明，政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了，阵脚已经相对巩固，今后的斗争矛头该是指向“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