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瓮中之鳖”

　　陕北的冬天若论温度是够冷的，经常在零下，有那么几天还会下降到零下十八、九度。但那里不像北京的北风刮得那么彻骨透寒。窑洞冬暖夏凉，呆在里面不会冻手冻脚,火炕睡起来也挺解乏。春节刚过一个星期,实际上还是冬末季节住沟外的教工都已匆匆赶回沟里去上班。请探亲假回北京和外地去的“单身汉(婆)”们也都先后回来了,纪律严格,谁也不敢超假。

　　回到了沟里，眼前的景象突然变了。好像呼啦一下子，满街满院，连厕所的墙壁上都贴满了白底黑字的大字标语，令人为之一震：“把狠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搞深搞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彻底坦白、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假装没事，等到揭发出来就晚啦！”......。原来这是学校的“批清办公室”的一些头头们用来“迎接”休年假后回沟上班的教工的精心之作。他们春节前一个多月就已经比别人提早离开沟里，到北京“取经”去了。那时抓“五·一六”运动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他们带回来的“经”是“大搞红色恐怖”，即制造一种无处不在、草木皆兵的恐怖气氛，以震慑“五·一六”分子，使他们不战自降。

　　在风声鹤呖的气氛下许多人都噤若寒蝉，避免言多之失。可是另有少数人却显得非同寻常地眉飞色舞、欣喜若狂，他们走在路上互相照面时总要呼朋引类，吆吆喝喝，酸不溜丢，掩饰不住内里的心花怒放，大有弹冠相庆的味道。他们大概想着这回可是稳操胜券，这个天下非我莫属了。

　　第三天上午,全校开大会。讲台上方一幅红色的横标—“狠批极‘左’思潮,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主席台上端坐着章纬丞、军宣队蔺队长和贺政委、进校不久的校工宣队赵队长，还有已经进入校核心组的刘青云等几个人。

　　章纬丞讲了一段开场白之后，刘青云便宣布把原革委会副主任“坏头头”尤敏杰押上台来。之后，原教政治课的一个姓张的教师发言。他声色俱厉地念他手上那份精心雕琢、盛气凌人、冷嘲热讽的批判稿。最后他说：“尤敏杰十分不老实，企图顽抗到底。我看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还在说什么他是河北省的‘人民代表’，不应受到非法的隔离审查。我们要问尤敏杰！你现在算是什么‘人民代表’?你还想要你的什么‘代表证’吗？我老实警告你，等待着你的不是什么‘代表证’而是‘逮捕证’!”。

　　散会前刘青云宣布说,从今天起各系各单位开展运动,奉劝有问题的人趁早彻底交代罪行,做到竹筒倒豆子一点不剩,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显然这是大造声势的大会,“好戏”还在后头。

　　系里通知下午劳动。到了现场才知道除我和若桦之外,只有几个被打入“另册”的人。原“怒涛”队长童玉璇被上头指定带领大家劳动。

　　显然，没来劳动的许多人留下来开会了。这时我心里已经明白，这是为了把我们这些人同那个会隔绝开来。准备迎接新的风暴！

　　第二天早饭后,各处墙上贴出了许多标语和大字报,指名道姓地要我交代所谓“参与‘五·一六’活动的罪行”。一张标语上写着：“辛北！你是瓮中之鳖！”,另一张写道：“竹筒倒豆子，争取宽大处理!”。果不出我所料，我面对着严酷的新挑战。

　　八点整。Ｈ系全体教工被通知到食堂参加大会。阎久胜把我叫到小屋里单独和我谈话，说是系核心组决定要我老老实实向全系革命群众作交代，有什么便交代什么，说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语气还算缓和而且让人感到“语重心长”似的。

　　他把我带到会场。四壁贴了不少意思大体相似的标语。他们让我站在背对着大门的地方，军宣队李银柱靠门边站着。会场很狭窄，我面前坐着密密麻麻几十个人，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没见到若桦在场。我知道她准是被支开去单独劳动了。

　　王大桁开头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说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帮助”辛北，辛北在这场文化革命中陷得很深。他讽刺挖苦地说：“我们太低估了他这个人，所以前段时间对他太宽容了,这回我们决不能让他再溜走,现在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地向革命群众交代自己参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全部罪行和事实，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争取宽大处理，下决心接受广大革命群众对他的的教育和改造,立志重新做人,才有前途”。这时我意识到，他的这些花言巧语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一些不明真相的教工肯定会被唬住了，情况对我非常不利，王大桁不愧是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

　　这时，易彤才站了出来要我立即向群众坦白交代一项“罪行”：在文化革命期间是怎样参加“整周总理材料的黑班子”的？具体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黑勾当？

　　他的这一漏底反倒使我心中踏实下来。我略加思索，决定还是用平静的口吻向大家解释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情况已经在各种场合向工、军宣队作了说明，我丝毫没有参与系核心组要我做出交代的那种行为。

　　回应我的表白是一片口号声。

　　“老实交代，不许抵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王之渊的老婆江简珍站了起来。她吼得比谁都凶：“你知道你是瓮中之鳖了吗？还不老老实实交代！”。

　　“你要我交代我没有做过的事吗？”我冷冷地回敬她。

　　突然间，站在我身後的李银柱大声吼了起来，他显然是憋不住了：“我雪腻贼(说你这)个人，井就(敬酒)不吃吃法就(罚酒)。我们义井(已经)掌握你的咀醒(罪行)材料。别看腻(你)文化革命中跳得欢，到时久(就)给腻(你)拉清单，义浅(以前)是时候不捣(到),时候一捣(到),一切皆饱(报)。乳龟(如果)再不老实交代，将来可就后悔来不及咯！”

　　我这时候心里仍很踏实。我知道这一切都完全是藉以虚张声势的东西。对于这一套手法我了如指掌,历次运动中我见得太多了。其实,谁都明白这一套，每次想整一个人时，总是事先定好调子，然后才研究战略战术，会上张三、李四、王五问什么，怎样软硬兼施，怎样步步紧逼，怎样寻找突破口，当局面僵住时，如何进一步施加压力，喊什么口号，还有哪些事要注意，哪些话不该说，如何不被斗争对象摸到底数,等等。只是那位大兵显然是太没耐性,比起王大桁,他差多了。

　　我特意提高嗓门儿说：“关于系核心组要我交代的所谓参与‘五·一六’活动的‘罪行’，包括所谓参加什么‘整总理黑材料的黑班子’问题，我一项也没有！我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我刚才已经郑重地说过，文化革命中的情况我早已在各种场合中讲清楚了。我不想也无法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任何事情，难道让我胡乱编造，胡乱承认，反倒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吗？好罢，我就说到这里了。反正过早的话我不说，过头的事我也不想做！”。后面这句话我是故意加上去的，是讽刺挖苦王大桁、李银柱等人说了过早的话，做了过头的事，将来恐怕不好收场。

　　不知道李银柱、王大桁之流是愚蠢到不明白我的话中话，还是无计可施，他们没做出任何反应，只是按照既定程序，由阎久胜用一种陈旧的话语格式宣布：“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辛北的态度很坏，不接受群众的帮助，拒不交代自己的严重问题。根据校“批清办”决定，我们系从今天起给辛北办一个隔离审查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系里成立他的专案小组，由汪卫金担任组长。辛北要老老实实接受审查！”接下去他又补充说，“这里我要对他宣布几条纪律：一、假期不得回家；二、一切行动都要请示；三、不许和别人随便交谈串联，不许和爱人接触；四、除参加生产劳动之外，老老实实写交代材料”。

　　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只是掩盖无法无天，私设公堂，侵犯人权的漂亮时髦名称。

　　下午,我被汪卫金领到山边一座小屋里去。屋里正中摆着一张方桌，几只板凳，围坐着四个人：王大桁、阎久胜、易彤才、梁瑜。李银柱仍然倚站在门口“督战”。他们命令我坐在一只板凳上。

　　我知道他们变换了战术。大会攻不下，采取小会攻。

　　出我意料的是王大桁没出面主持。小会的主持人是易彤才。

　　开始时，他们还是重复上午的那些盘问。当然一无所获。

　　突然间，易彤才迸出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公安六条’吗？”

　　“记得公布过”我答。

　　“那么你说偷听敌台是什么罪？你有没有偷听？快交代！”。

　　易彤才于六十年代初毕业后留校。文革前他担任系共青团学生总支书记工作，直接受系党总支书记洪怀安领导。上海人，中等身材、体形肥胖、大方白脸、梳着分头，由于工作的磨炼，加上个人的素质，能言善道。因为在工作上直接管理学生，所以文革初期当他的顶头上司洪怀安挨批挨斗时，他也跟着倒了霉。一些激进的学生点名揭批他领导的学生团总支工作全是上面贯彻下来的修正主义那一套。洪怀安被揪到台上挨斗时他也总是当陪斗。一次,有个幼稚的学生竟嘲笑他：“你尽搞修正主义那一套，难怪你还留着分头呢！”惹起一片哄堂大笑。文革中，人们把“平头”“光头”或“短背头”（老干部特爱）当作“革命者发式”而洋“分头”起码不属革命阵营鼓励的发式。

　　易彤才那阵子当然也被“两王”排斥在外，也属“另册”中人。有段时间他甚至积极要求加入“怒涛”战斗队。但因他属当次要权派人物，大家对他的人品也有看法，总觉得他滑头，所以称他“上海小开”。“怒涛”的队长童玉璇和多数成员都表示对他不信任，所以始终没吸收他。可是军宣队一进校，他瞅准根红苗正的“两王”这些人们掌握了大权，便立即转而投靠他们，而且狐假虎威地帮助“两王”整肃异己，动不动恶语伤人。

　　“我是听过外台。但我不听‘苏修’台也不听‘美国之音’。我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我说得很乾脆。

　　“你为什么要听英国电台，为什么要听敌台，有什么反革命目的？”显然他们早已分工让易彤才重点追查我这个问题。

　　“BBC有个学习英语的连续节目，我曾经听了一个系列故事，叫做“The manwith ascar”(疤面人)”我说。

　　“听敌台是违法行为，是反革命行为，‘公安六条’中规定可以逮捕法办，难道你不知道？”，易紧追不舍。

　　“我没有散布任何听来的东西”我说,“你们完全可以调查”。

　　我心中十分明白，传统上有一条“战术理论”，就是当僵持不下时，便发动攻击对手的“弱点”，作为“突破口”。这是一种心理战术，只要能够突破一点，对手就会失去整个心理防线,最后导致精神上的全线崩溃,于是就会‘竹筒倒豆子’般地把全部罪行吐出来。

　　但是事与愿违,他们的战术理论和实践丝毫没有奏效。

　　不得已，他们又回过头来追查所谓“参与‘五·一六’活动”问题。我看出他们始终不敢使用“五·一六阴谋集团分子”的罪名,不敢随便扣我这顶“帽子”。这表明他们缺少过硬的证据，估计他们掌握的所谓“材料”最多只够得上是“怀疑”我参与了什么什么“活动”而已。他们现在寄望于从我自己的咀里诈出他们急切想要得到的东西,以便确定我的“罪行”。

　　“我再次明确地告诉你们，我没有参与你们所说的‘五·一六’活动”我回答得更加乾脆和斩钉截铁。

　　站在门口“督战”的李银柱这时又按奈不住了，猛然地走了过来冲着我大声而结巴地吼道：“腻(你)...腻(你)...干雪美...美又(敢说没有)？！”。

　　“没有！”我答道。

　　“美又(没有)？咬死(要是)查出来咋办？”他吼道。

　　“查出来，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惩处！”我回答的声音异常坚定。

　　“腻(你)干补干(敢不敢)把雪(说)的泻(写)下来？”李胀红了脸。

　　“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我说。

　　他们递给我一张白纸。

　　我飞快地写道：“我如果参与了‘五·一六’阴谋活动，查出来我愿意接受组织上最严厉的惩处”。

　　“腻干补干钳子(你敢不敢签字)？”李银柱泄气了。

　　“当然敢！”我回答。

　　我在纸上签上我的名字，并且特意写得大大的，由于气愤，我的笔划有点弯曲抖动。

　　这时，李银柱走了过来收了我写的那张纸，高举过头，用气急败坏的颤抖声音吼道：“我咬死告腻补到（我要是搞你不倒），我他妈的李银锯(柱)三个字道过来碾(倒过来念)!”。

　　我心中暗忖：十足蠢货!这就叫政策水平？看你将来怎样收场！

　　围攻的小组会开到这里再也开不下去了。

　　易彤才按照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又一次宣布对我实行隔离审查和我必须遵守的纪律，其中特别强调不许和有问题的人串联，也不许和我的爱人若桦接触交谈。

　　我于是被当作“鳖”关在东山头上的一孔窑洞做的“瓮”里。专案小组组长汪卫金也进到“瓮”里来看守着我。我和他各睡一张木制的单人床。后来又添加了一个人，这人叫做丁一敏。

　　丁一敏这个家伙后来给我制造了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