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恶人告发

　　清水沟姗姗来迟的初夏使群山和林海变得更加郁郁葱葱。漫山的奇花异草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煞是好看。山上山下人来车往，鸡鸣狗叫，倘若没有政治灾祸和克山病的威胁，这里像是一处世外桃源。

　　山区气候多变。午前还是阳光普照，午后便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这时那连绵起伏的山峦都被笼罩在雨雾的巨大帷幔之内。透过雨幕从窑洞外望，我欣赏眼前那片湿漉漉、绿油油的荒山蔓野，呼吸着吹来阵阵微风的凉意。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我，胸中的宁谧清新感掺杂着隐隐的凄凉和孤寂。那种景象和心境的交融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永难抹去的记忆，甚至十年后当我来到初夏多雨的美国N州的C大学当访问教授时,校园里也是丘陵起伏、绿树成林。每当下起绵绵小雨,那淅淅沥沥，总要引起我片片幽思。Ｙ君与我同期留美，从老远的Ｋ校前来出席学术研讨会，使我们有充足时间叙旧。我对他说，这里一下起小雨，我就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清水沟。他睁大着眼，诧异于我还如此惦记着那些可怕的日子和地方，而他自己却是努力把它忘怀了。我说，那毕竟是我呆过差不多两年的地方，那些日子里，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尽管是穷山恶水和凄风苦雨，却是祖国多姿多彩大地的一部份呢。人的情感本身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在我的这段回忆里交织着异常复杂难辨的情思。

　　春天到来，我们开始平整菜园。整个冬天里靠大萝卜和陕北特有的酸菜过日子，加上缺油少肉，大家常常感到饥肠辘辘，吃完一顿盼下顿。张罗生产实际上是整个系数十口人一年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那些标榜以阶级斗争为纲过日子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到头来还得把“喂饱肚子”的问题放在第一位。

　　菜园子有二、三十亩，生产出来的菜还要供应全校。菜园的活儿一点也不轻，四个人抡大操耪，那是北京带来的一种大板锄，十分沉重，专门用来起畦子的。这四个人当中就有我一个。虽然我的专案组长汪卫金也算一个，但是他的年龄比我小十来岁，我能拼得过他吗？他还特意把最脏最重的活儿安排给我干，叫我一个人负责到厕所里掏人粪尿，一天下来要挑将近三十挑粪，来回步行足有二三十里，实在把我累得够呛。

　　我经常接触粪便染上肝炎，到了仲夏时开始觉得浑身疲乏，肝区疼痛。我要求到校医室就诊。专案组派了原来Ｚ县分校的一个叫老冯的党员技术干部跟随我上校医室去,怕我和别的被审查者接触。校医室的的华大夫被公认医术精湛,对病人的态度也好，我虽被隔离审查，他却对我一视同仁，如同既往。经过仔细的临床检查，确诊我患肝炎，肝大二指。但在这深山沟里根本没有化验条件，若要进一步确诊肝炎类型，须到一百多华里外的延安市医院去。专案组组长汪卫金对我说，系核心组副组长扬茅岫同意我去延安看病，但必须由老冯跟随监视。

　　我拒绝了。这不是把我当作犯人一样押来押去吗？我宁可不受此屈辱。

　　除了校医室能给的保肝药物之外，看来最关紧要的还是如何改善营养。沉重的体力劳动，加上缺油少荤，营养匮乏，尽管一天吃一斤八两粮食，身体还在不断消瘦。这对我的病非常不利。

　　自从隔离审查以来，别说不让回家了，就是与若桦也不能有丝毫的接触。尽管到食堂打饭时或者山头上的什么地方可以天天看见她的身影，使我心如刀割，恨不得马上走过去和她拥抱偎依，倾吐衷肠，但我们之间被迫主动保持距离，甚至不能用眼神表情互相示意，以免惹来麻烦。汪卫金整天挂在口头上的所谓“无产阶级阶级专政”，把我俩之间的脉脉温情全部剥夺掉了。

　　若桦肯定不知道我得了那倒霉的肝炎，我也不想马上让她知道而使她为我伤心。但她为照顾我的身体，隔离审查的早期还请专案组同意给我转交极少量的食品。所以几个月来我还珍藏着一口盅猪油和一小罐白绵糖，偶然拿来拌米饭或涂抹馒头、窝头，这可算是上乘的美食了。但数量毕竟极其有限，往后一切都要靠自己去设法。我深知如果身体拖垮了，就算是在这深山密林的这场孤立无援的斗争中，最后能得到解脱，那时我的一切也就完了。如果我甘心把自己当作一只驯服的绵羊，任人欺凌宰割，我无异于一个坐等灭亡的懦夫。硬碰硬是要吃亏的，惟有运用自己的心思和智慧。

　　他们是不能剥夺我看病的起码权利的。所以我算计好，每周去校医室看一次病，索取一星期的药，每次从校医室往回走过山下的小杂货铺时，那时必须是还没有打烊。到了小铺门口时，我对监视我的老冯说一声，我需要买一条香烟。我们两人便一起进到了铺里。老冯显然对昂贵的罐头食品没有兴趣，他也不抽烟，总是喜欢走到卖布料的柜台边上看七看八去了，我知道他对妻子感情甚笃，兴许是给她物色料子去了。我则马上走到食品柜台前边，告诉女售货员我要一罐红烧肉。价钱我早已调查清楚，一元九毛六分，这个数字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把递过来的罐头迅速放到随身携带的布兜里隐藏起来，还了钱，才从容不迫地再向她买一条香烟，故意把它直立地插进布兜里，部分显露在兜外。回到窑洞里，我把这罐肉放进床边的木箱里隐藏起来，它足够我吃三天。如此这般，我重复了多次，老冯居然丝毫没有察觉。这并非因我聪明过人，而是老冯与我素无冤仇，不过是例行公事执行任务罢了，所以他的双眼不会像恶狼的眼睛似的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他大概从未想要抓我的什么“罪证”去请功报奖。

　　每月放假，山头上冷冷清清，凡家在沟外的职工都走了，窑洞里只剩我一人。我可以利用几天功夫去休整洗涮。洗好了被套和大件衣服，我向留守的核心组杨茅岫组长请准到山下井台上去涮洗乾净。他指定我到南边山下井台，因那里偏僻少人。据说那是一口苦水井，却仍有几户农家住在近处。第一次去时我发现有家农户的大嫂家有鸡蛋，以后我便借机钻进那家农户，买了三十个鸡蛋，用塑料袋盛好放进水桶里，隐藏在湿衣裳下面，提上山来放在床铺底下。我用锅炉里滚烫的开水把打开的鸡蛋冲熟了，加点糖偷着吃，作为早餐十分美味且富营养。就这样，为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存而不懈地同他们斗智。

　　过了一段时间，菜园的活儿少了，专案组让我给食堂烧灶和一个专供开水的锅炉。汪卫金从此省去每次都陪我下山劳动的辛苦麻烦。这活儿相对而言不累，对我的康复也有好处。只是每天凌晨五点就得爬起床来，对于患失眠症的我十分不利。山区天亮得晚，起床时天还是黑的，人们还在被窝里打呼噜呢。我总是一走进食堂墙外的灶坑里去便先点上一根香烟，然后把头天晚间封好的灶火捅开，以供食堂煮早餐。做午、晚饭时我还得到灶坑里待命和照样做一番，并按照伙房的要求随时调节好火力的大小。灶膛和灶口砌在食堂的墙外，我不须要也不让我进到“伙房重地”里去。灶是照陕北当地的方法砌起来的，灶膛很扁，底下的通风口却很大而高，因有大量空气进入，不用鼓风机也能在短时间内把煤火弄得很旺。只因灶膛太扁，晚上封火较难，但我很快地掌握了封火的技巧。我居然对它发生了极浓兴趣。因我胜任愉快，没有遭到梁瑜太多的刁难。

　　因为给食堂当烧灶工，我经常看见洪怀安，他孤身一人来沟里。为何其妻温丽光没和他一起分配到同一个连队里，另我费解。他被安排当炊事员，在伙房里面干活儿，可见对他的信任比我强。只是从来不让他给大伙儿卖饭菜，过去他也从不跟我们一齐下地或上山，大概核心组有意把他这个“黑后台”和我们隔离开。他多年修炼成的“组织纪律性”肯定正在起作用。他始终老实干活儿，忍辱负重，寡言少语，和梁瑜的那种带着狂气的咋咋呼呼、吆吆喝喝成了鲜明对照。梁瑜也从不对洪怀安粗声恶语，也许因为洪是靠边站的前党总支书记，倘若有朝一日官复原职怎么办？梁瑜不能不提防着有这种可能性。

　　日子天天过，最使我担心的是若桦一个人生活怎么过？生病没有？雪梅好吗？我不能被他们那伙人困死！我渴望和她联络上！对我们最好的机会是上食堂打饭的时候，我作了第一次大胆的尝试。

　　我把一张写好的小纸条卷成小卷放进一个空药瓶里。开午饭时，我故意迟一点去食堂打饭，让多数人进入食堂里排长龙。若桦生性不喜欢与人争先恐后，所以也总是来得较晚。当我远远看见若桦手拿饭碗走过来时，便抢先快步走到食堂门口，把小瓶子放在窗台上。那里原来放有几个破盆烂碗，所以我的小瓶毫不起眼。那时若桦离我有十来米远，我向她指了指窗台上的小瓶子，便急速地钻进食堂，把自己淹没在人的长龙里，装着目不斜视的样子。当我端着饭碗走出门口时，发现小瓶子不见了。

　　我暗暗高兴，她拿走了。神不知鬼不觉地，联络成功了!

　　次日中午，她以同样方式让我从食堂窗台上拿回了小瓶子。小条子说，那伙人始终没放松向她追查我的问题，她和雪梅的身体还好，房东婆姨常关照她们。她要我注意自己身体……

　　又过两天，我回她一纸条诉说烦恼：我本着老实人说老实话的态度，不管与我有无无关的事，我决不夸大也决不缩小，更不编造事实，完全凭良心去做。但半年已过,写了厚厚一摞“交代揭发材料”,却犹如石沉大海。我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不是成心想把我整死。我当然清楚自己根本不会有什么“五·一六”问题，只是担心文革中情况十分交错复杂，很难说哪句话、哪件事跟什么问题绕上去了，也许连自己也说不清……

　　她回答我，要我耐心等待，因为从专案组传出来，说我的态度不好，所以老是交代不到点子上，否则早就可以“解放”了。

　　什么“点子”？若桦显然也不知道。这是关键之所在！不能让人家把我装在一个麻袋里，一闷棍把我打死。

　　“核心组”的办公地点就在食堂往左第二孔窑洞里，李银柱住在里面，夜间常常灯火通明，像“鬼子炮楼”似的。我被安排住在在第四孔窑洞里，由汪卫金和丁一敏看守着。若桦和两个女职工住在更左边的第七、八个窑洞里。这种格式有利于我们采取另一种联络方式：傍晚蒙蒙黑，大家吃完晚饭后，都要在窑洞里洗脸洗脚，然后把盆端到窑洞外去泼掉脏水。我把纸条装在小塑料袋里，再塞进尼龙袜里，然后把袜子晾到门口的晒衣铅丝上。当看见若桦走出来泼水时，我朝她的方向做了一个手势，她便走过来把袜子收走……

　　一天，丁一敏和汪卫金都开会去了。我一人在窑洞里写“交代揭发材料”。心情烦透了，再搜索枯肠也无法从几年文革所见所闻中摘取出什么可以去应付的东西。凭直觉，我和“专案组”是在互相捉迷藏。

　　呆坐着，我猛地回头一看，汪卫金床上躺着一个小黑本子。我拿过来快快地翻阅了一遍，发现其中有两页是他从校“批清办”抄录下来的所谓我的“罪行”。总共有三条，都是原校长办公室秘书娄金绶－－学校重点审查对象“交代揭发”的材料。

　　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全是些瞎编乱造的东西！是所谓我“参加整总理黑材料”的子虚乌有的事。正因瞎编乱造得太过离谱，丝毫不合乎逻辑，具体情节现在已无法回想得起来。当时看后我想，那岂不是一堆“烂稻草”吗？可笑的是王大桁之流居然视之为至宝，把烂稻草当作“炮弹”搬来轰我，给我制造了这么一个冤狱。这说明他们报复心切，太不择手段，太下流了。更可笑的是，“李银柱”那三个字将来该如何倒过来念？只有他自己才晓得。我心中充满了胜利感。

　　次日傍晚，窑洞里只有丁一敏和我两人，汪卫金到“炮楼”里开会去了。

　　丁一敏是关中人，解放前只是一个中学生，跑到解放区入了党，随着全国解放进了北京城。我当学生时他一度还是团委书记呢。后来听说他犯了什么错误，上头认为他不适合于再搞政工,把他调去管后勤。十多年来他步步高升当了处长。他原在乡下已经有个老婆，进城后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把乡下的老婆给离了，然后和我们系的一个教辅单玉莲结了婚。由于多年来丁一敏在工友中民愤很大，主要是做官当老爷，平日不但不关心工友们的疾苦，还颐指气使，欺压克扣，无所不为，所以文革中挨工人们批斗得厉害。他的卑鄙丑闻也随之而曝光：单凭自己交代，他经常利用职权对女职工进行性骚扰，被诱迫而与他发生关系的就达十七名之多。他一家迁到东山头之前，曾在沟口麻子店村里安家，没多久他便把当地农家姑娘给搞了。后来全校教工逃离清水沟，他因感到在校已经声名狼籍，自知再呆下去很难官复原职，于是千方百计通过老关系设法调离我校到关中一所学院当个处级干部去了。可是狗改不了吃屎，传来消息说他因同样的劣行而被法院拘捕，但这都是后话，在此不赘。

　　我的床铺在门边，而丁一敏的床铺安在窑洞靠后墙的地方。当天晚上大约八点多钟，我见他躺在床上看小说，后脑勺对着我。因为我很急于要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转达给若桦，没想到心急易出错。我急忙中写了纸条，装在袜子里，走出门口晾在铅丝上，然后转身进窑洞。这时候出来泼洗脚水的若桦赶忙走过来取走袜子。冷不防，丁一敏喊了起来，一脸凶相：“辛北！你们在搞秘密联络。你呆着，我把专案组叫来！”，他匆忙蹿出窑洞，奔到“炮楼”里去告发了。原来他听见我进进出出的脚步声，有点生疑，于是便开始盯着我。突然间他窥见我进窑洞时，若桦的身影掠窗而过，他猜中我们之间进行了接触。这回被他逮到了一次立功的机会。

　　王大桁和李银柱这回可亲自出马了。背后尾随着汪卫金，还有专案组的好几个人。他们如临大敌似的，围着我又吼又骂，要我立即交代和若桦传递了什么东西。

　　我知道他们肯定会回过头去追查若桦，所以我决定如实地讲出我翻阅了汪卫金的小本子的事实，当然也坦率而轻蔑地向他们指出，那三条所谓“罪行”完全是娄金绶的胡说八道，是毫无价值，不足为凭的东西！

　　他们听了我如此坦率的一番话之后，居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顿时无人作声。过了一会儿，缓过来的王大桁才故作镇静地“警告”我：不要以为就这些“罪行”，不要高兴得太早啦！总之一腔陈词滥调，掩盖不了他的心慌。他还说以后只要走出窑洞门口都必须请示，等等。

　　他们走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想这回我可是太麻痹大意了，肯定这下子是我害苦了若桦了，我为什么太低估和太不警惕丁一敏这条又赖又丑又臭的恶狗呢？

　　灾难果然降落到了若桦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