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外的右派们仍然按照旧思维攻击ZG极左专制时，国内的左派却早在耽忧着已悄悄改变了颜色的中国政权。后者认为，在对外对内政策上，目前的中国，实际上右倾力量已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毛时代所担心的和平演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正在中国大地上实际发生着。他们对左派的称呼不以为然，而更乐于被看作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我的师兄正是其中之一。

师兄在政界担任要职。从大学时代起，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已届中年，但谈论起时政来，仍热血沸腾，不减当年。这在向来奉行谨言慎行的中国政界，算得上是异数。他认为今日中国若干问题，诸如环境、农业、教育、社保、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等，其根源是民族本位主义的缺失。开放成了利欲熏心者出卖国家利益的最好理由，浪费、挥霍国有资产成了比贪腐更大的弊端。

在海内外为“中国崛起”的经济繁荣而惊呼的一片热浪之中，他却冷眼观潮，认为多年以来，正是外资与买办的结合，掠走从中国土地上产生的绝大部分利润。外国资本低价收买从而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经济命脉，留下一个极度破坏甚至不可逆的污染环境。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他们（指外国资本）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七的利润；他们的国民享有了低价商品的实际优惠；他们让中国背负着贸易顺差的包袱，并以此为借口压迫人民币升值及制造对中国产品的恐慌；他们给中国留下了严重污染的环境和极度耗尽的资源。”

在他看来，这些年由亲美派主导下的对外政策，一昧妥协让步，承认并帮助确立美国的霸主地位，使得中国自身在国际上的战略空间日益萎缩。决策层的某些海归人士以“普世价值”为由否定甚至出卖民族利益；某种意义上，中国已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外交上也是唯美国之命而服从。同时，国内经济大受美日控制，成为其廉价高效的生产基地，而世界工厂实际上正是世界奶牛的同义词，榨干了中国健康的躯体。使得中国社会在表面繁荣的下面，潜伏着极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他还引证史实，说秦与六国交战时，大国齐本有一定实力与之周旋，但却放弃与其余五国的合纵，转而与秦交好连横，结果秦灭各国后，齐已无力抗衡，只好并入秦的一统天下。北宋南宋的教训亦然。所以毛时代奉行的外交方针是：美强，则联俄抗美，俄强，则联美抗俄，始终不与世界老大站在同一阵线。今天的情形却正好相反，亲美派主导了对外政经关系，中国在若干重大问题上，选择跟在美国后面，限于眼前利益，而未从长远考虑，牺牲民族利益所换取的支持得不偿失。中国资产近年来以各种方式大量流失，正是其中必然的后果。

谈到世风，他亦认为，资本的腐蚀力量，使唯利是图、金元至上的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以各种手段致富暴富的阶层并未倡导引领良好世风，反而为富不仁，致使弱势群体不公的怨气日益增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无论是治污打假、还是加强矿区安全，因涉及经营成本与资产利益，总是在表面的走过场应付检查中草草从事，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进。政府满足于财税的增加（仅去年一年，增额高达七千亿），对中小企业的整改（环境与安全）措施不力，带来多种隐患。

他认为，内忧固然可虑，外患亦不可轻视。朝核、台海、中日、疆独、南海领土之争都是中国绕不开的难题，每一样的背后，都有以美日为首的列强遏制中国的因素。中国如果一如既往在对外政策上“说硬话，办软事”，对美日妥协，后果将难以预测。

他承认这些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国际上举足轻重的最强经济力量。“特别是近几年，从2002年到现在，尽管天天目及，仍令人不敢相信。上海、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早已在硬件的建设上超越了发达国家大都市的水平”。但他还是认为，这些变化都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目前楼市股市的大幅变动，物价的通胀，都与国际资本的进入有直接关系，“一旦热钱撤离，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毁坏的环境与耗尽的资源多数是不可逆的，中国的发展前景十分可忧。

他为政府开出的药方是：减缓经济发展，大力整治环境与生产安全；肃清亲美势力，树立本位主义；收拾人心，扶助弱势群体，恢复民族价值体系。以他所处的位置，相信上述这些言论应该能够上达天听，只是不知当局会作何选择了。